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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堪称实力派作家，她的作品序列有如镜像一般清晰地映照着新时期的文学流变，准确而生动地切入着当下的文化语境，因此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象征行为”的现实寓言。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已经使她进入游刃有余的风格成熟期。她的文笔灵动飘逸，语言精警深刻，体现着她对历史对人生的睿智哲思。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的创作立场始终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情怀，这使她的创作坚守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保持着一个作家对现实新锐的批判激情和关怀意识。张抗抗是一个她心目中“北极光”的追逐者，文学让她张开了“想像”的双翼，来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在对日常生活作“美”的提升中飞向“理想”的精神彼岸。 一 主题模式的演进与蜕变 一个充满了理想的作家与一个同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可谓是相得益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张抗抗身手不凡，《淡淡的晨雾》与《夏》接连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为她赢得了荣誉，使她成为受人瞩目的“作家新秀”。《北极光》更是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篇作品是新时期有争议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受到了以道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保守主义”的阻击。其实，女主人公看似移情别恋的爱情选择恰恰映照着新时期思想话语的重新组构与文化转型，是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的双重体现。这也正是张抗抗八十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主题模式的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文本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话语转述着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如《爱的权利》有关“爱”的真谛的思考与主人公的最后觉醒有效地完成着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爱”的叙述与阐释疗救着一个民族的心创，从而获得精神“再生”。张抗抗关注着社会问题，再现了一代青年有关人生、社会、历史的思考。因而她的作品涵盖着大量的当时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张抗抗此时的创作是国家主流话语的组成部分，参与着新时期文化转型的思想建构，是当之无愧的寓言化写作。说她是“北极光”的追逐者，是因为文本中闪烁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吁请呼唤着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到来。 张抗抗在八十年代初的创作的确是昂扬的，带着那一代知青作家“青春无悔”的生命热情与执着，并和全国投身于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敏锐和信心，其作品如一串清晰的足迹留下了张抗抗本人在文学园地不断突破进取的身影。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自《北极光》之后，作者有一段创作间歇，然后就是《隐形伴侣》，一次强烈的“定型爆破”。对此，张抗抗曾经表达“我完成了《隐形伴侣》，便是又一次完成了我。”①在历经十年创作道路之后，一九八七年《隐形伴侣》的出版意味着一个创作阶段的总结，也是作家对自己新的挑战与旧我的超越。新时期第一个文学十年知青文学涌现了大批优秀之作，以张承志、梁晓声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张扬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旗帜，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家反其道而行之进行着对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解构书写，一时间在个人命运与历史和国家之间似乎存在着多种叙事的可能。张抗抗作为其中一员也不乏这类题材的创作，从《爱的权利》、《白罂粟》、《残忍》等篇目中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逐步走向深化，作家的兴趣始终集中在历史暴力对人性施加的负面影响上，她的笔如同一把犀利的解剖刀，深刻描写了畸形的社会政治文化使人性异化所结出的恶果，这使她为数不多的几篇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除了早期作品完成了“暴露文学”的历史使命之外，作家并没有抒写出北大荒的知青作家梁晓声的那种“青春无悔”的豪情，更没有描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那种悲壮崇高，她的笔端因为凝重而略显滞涩，当她回首那片同样刻写自己青春的黑土地时，目光变得沉郁而深邃，青春有悔无悔早已不重要，因为历史行进的曲折早已注定这代人作为牺牲的代价必然是整体的悲剧性存在，他们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呈现着逻辑悖论，无法超越甚至是无从选择，更重要的是整整一代人在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同构的时代语境里失去了辨别与思考的能力，巨大的意识形态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政治紧紧绞合在一起，而被操纵的个人，其命运将充满悲剧色彩，实际上是政治暴力构成的灾难时代人类共同的命运。这一代人的悲剧性存在的命运最终只能指向认识危机，并在人性上表现出分裂与畸形，因此人性中“隐形伴侣”的发现具有深刻意义。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使张抗抗试图超越知青题材既有的主题模式，《隐形伴侣》引发了人们思考探索人性与政治、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维度。 《隐形伴侣》是一部关于人性之思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人性之谜的探索与追问。张抗抗在对历史与自我凌厉的自审与他审的目光中，纠结缠绕着对真/假、善/恶、美/丑的思辨与诘问，这从作品开端就预设了一个需要作家全力攀登的险峰高度。一切有关人性的问题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紧紧抓住作家绷紧的神经，严酷的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距离使人终于形成了危机意识，深潜在无意识深处化为无言的沉默，一个有关“人”的“真实”的不断证明的过程在意识—无意识心理空间转换，使作家的叙述穿行在人道主义精神与主流叙事的话语迷宫之中，并试图在文本中指涉重大的历史、政治对人性的影响与制约。这一切构成了文本的内在张力，使作家无法在无意识语言结构与意识形态的“铁屋”中突围，接触不到人性深处的“内核”，最终只能重复历史政治论、历史目的论与人道主义论的主题模式，并使之成为笔下人物人性沉沦中唯一的救赎手段。有关人性之谜的反思本来可以是作家跨跃预设高度的阶梯，从而在哲学思辨的理性高度上达到对人类命运类本质的高度反思，然而被意识形态框定的人道主义救赎手段以及历史政治决定论再一次成为她创作的思想樊篱，阻挡了作家对历史与真理及人性作更为深远细致的理性辨识。其实人性救赎的主题承载不了十年动乱的灾难性后果，这反映了作家所面临的历史与自我的双重矛盾，在本质真实层面上反映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遭遇的时代困境的同时，也折射出张抗抗更为真实的创作困境。 小说中知青陈旭在社会与自我的“流放”中精神世界表现出双重性：善与恶同在，真实与谎言并行。欺骗别人能让他获得了真实的自己，他认为在历史暴力面前只能以恶抗恶，最后归于毁灭。而女知青肖潇坚守的善良的心性与良知使她始终带有强烈的自审意识。这种强烈的自审意识有如荒原上一盏不灭的心灯，逐渐导引肖潇走向澄明的境界，灵魂获得最终的救赎。这是陈旭与肖潇两个人物最为本质的区别。如果作者把这个人物的结局处理成悲剧形式而不仅仅是救赎过程的话，将折射出历史哲学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悲剧美学深厚的底蕴。作家此时的历史观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使她不惯于对人物及情节作这样的理解与处理，而是把制造悲剧的罪责推向早已宣判的历史，从而为这代人找到了救赎的道路，人物在张抗抗笔下成为政治历史的解读符码，并与八十年代以来主流话语对理想的呼唤相一致，人道主义内容的人性之善终将战胜社会罪恶从而达到思想认识的超越与升华，而不问当时的现实语境能否有足够的力量依托一代人的超越，因为封建专制思想通过社会权力网络勾连的“恶”才是历史暴力的渊薮，是他们命运中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遗憾的是作家并没有把这个无处不在的“罪恶”之源与“隐形伴侣”连结起来，只是“以恶抗恶”或“以善制恶”，并没有真正写出社会罪恶还会成为人性之恶的催生剂，成为“恶之花”的肥沃土壤。这阻抑了作者的笔端向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开掘延伸，从而看到民族的“隐形伴侣”，使本文在政治暴力与民族心态方面的关系上没有做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影响了作家向更宏阔的思想高度提升，使全文的哲理思辨停留在社会历史层面的思考上面。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全文结尾时的那一笔亮色，梦醒了的肖潇一个人向原野上走去寻找她丢失的真实。走，成为一个鲜明的象征意象，是这代人摆脱不掉的宿命。无论历史怎样评价这代人的是非功过，肖潇终于要真正面对自我真实与生活真实勇敢地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充当自己的神父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作家有意为之的人物思想超越暗合着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思想启蒙话语，闪现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历史与现实的中介，而且恰如其分地成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寓言。当《隐形伴侣》发表以后，评论者大多认为是对知青文学题材的一个超越。 张抗抗最终完成了理想主义的浪漫神话。 但是这一次创作的自我超越也是一场不彻底的精神突围。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张抗抗此时的创作已经触及权力对于人存在的制约作用。她通过“文革”中红卫兵对权力的心理膜拜与追逐似乎已经触及了政治和文化结构中集体无意识，即普遍的权力控制欲与权力内化后的自控性，构成自下而上的权力网络的基础从而起到了对极权专制的维护作用，这才是人更为深刻的存在悲剧。然而作家此时的政治——道德立场使她更热衷于对人物的精神救赎过程。但是社会动乱中民族大灾难背景下的个人救赎其可能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被意识形态重新理性化与重构化的社会价值理念本身就充满矛盾性，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涵本质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一切无不意味着作家关于理想主义的话语困境。 这时正值张抗抗创作走向十年。十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对于时代对于作家本人无不如此。当作家欲求直面人性的“真实”，并且有意识地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虚伪性时，将意味着进步与超越。遗憾的是，作家的自我从蜕变到新生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语境，即使如张抗抗，人性的反思也只是停留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二元异质对抗中，简约为人性中的潜意识矛盾，在怀疑“道德”本身虚伪性时停下了批判，因为这时的张抗抗不愿也不能否认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信仰危机”的萌芽正在破土而出。继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作家也在重新建构文化价值，还没有更为深刻的思想立场来支持她对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批判的力度，一代人的悲愤不能仅仅是倾诉苦难就能流泄，是制度化的权力机制对人性的异化，而不仅仅是人性善恶伦理范畴问题。道德理想主义构成了作家这一阶段的创作困惑与误区。使《隐形伴侣》在对生活政治化主题模式的突破时只停留在怀疑动摇阶段，对于张抗抗十年创作的总结，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思想突围。 看来“历史”并不总是能够彻底地承担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更多的时候，“历史结论”总是让人怀疑，历史本身是一段迷雾，它同时切断了我们追溯过去与回归现在的可能通道，然而它又确是现实的镜像，印证着我们的缺憾与谬误的根由。这个原因同样诱使张抗抗走进历史。《赤彤丹朱》勾勒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家族史，书中人物的经历既充满了个性化色彩又有共性特征。它亦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心灵史，从而不再是个人命运悲剧而作为“类”的代表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部重头之作，作者描述两代人的人生经历，其侧重点在于精神历程——理想信仰的本质内容上，她对一个世纪的“红色理想至红色风暴最后演化为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 ①作了深刻的反思与自审。写作本身就是“对红色作一次重访，一次还原，一次剥离，一次解构。”②作家的创作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在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语境中展开了思考，从两代人的精神历程中，叙述着一个世纪以来民主与自由，现代与传统，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是信仰危机的总爆发。其结果是奔向了理想乌托邦的彻底解构。文本的主题模式彻底逆转，“红色变奏曲”完全是个人对历史的回应， “公共话语”在此“断裂”、“破碎”了。张抗抗至此开始了寓言式的反寓言写作。是“意义缺席”下的主体价值与存在的追问，“理想”在这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两代人的精神苦难作为代价的“革命”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作者充满苦痛的质疑直接导向了对生存哲学的思考，这是文学“想像”的可能性所能到达的思想和哲学的边界。也正因此，张抗抗的创作不再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主题模式趋向隐晦，创作开始进入“自由”的境界。 从表现的内容与方式上《赤彤丹朱》具有“新历史小说”的特点，历史在作家笔下进行了充分的解构式阅读，尤其是以个人性抒情笔法通过回忆的方式描写家族历史是这类小说一个显著的特征。作者这次思考的焦点指向了革命的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几代人在追求理想时到底失落的是什么？作家以深刻的文化反思态度在破解谜底之时也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思考空间，在上一代人悲剧命运中我们听到了历史的回音始终在回应着当下的思考，我们能否在对历史的观照之下规避错误，不使理想的追求又变成政治的媚俗，永远走不出乌托邦废墟的精神悲剧，在这一点上，《赤彤丹朱》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赤彤丹朱》是一部“家史”，同时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丰富的心灵史。在小说中，母亲朱小玲与父亲张恺之，分别作为母系与父系两条叙述线索汇聚在一起反映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踏上革命征途的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历程，他们的历史命运轨迹不仅折射着作家个人的生命过程，而且也作为类的代表穿行于历史舞台之间，显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道路和性格命运，这两个人物各以其性别、阶级构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符码，指涉着三十年代男女青年因其不同的出身与性别对革命的不同理解，表现出相同而又差异的复杂的心理历程。在表现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自由等诸问题的关系上，读者只要对这类题材的作品从文学史角度稍加回顾，就会发现这部作品中许多新的“意义”诠释。当然基点还是作家并未放弃的人道主义立场，只不过这一次作家有关理想主义的话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让回忆的笔墨穿越历史的时空追述着上一代人上下求索的对命运抗争的精神历程，并试图辨析着现代社会理论在理念上是如何构成一代人形而上精神内容，对个体生命自由与阶级专制之关系的思考体现着作家人文主义情怀，使她的历史话语叙述逸出了“正史”结论的规范，还原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引进了现代文化的语码，这样就使文本整体作为一个象征体，成为有关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现实寓言。作家有意对历史话语进行了现代性的超越，使之指向现实并印证着当下正在进行的历史，也预示着明天一代人的精神走向。在此意义上，《赤彤丹朱》就不仅仅是“家族史”的记忆叙述，同时还是作家对“历史”的主动“介入”，由此通向艺术更高的追求，使艺术在参与生活的同时也“见证着真理”。 二 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 张抗抗是一位睿智灵秀的女作家，但是有意味的是作家早年似乎有意回避自己的性别立场。她曾经多次表达过文学的天空是广阔的，不希望什么主义限制约束自己，其中包括女权主义。“我记得自己说过：我愿意首先成为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③这确是张抗抗真实的心声。一段时期内作家的女性意识是潜抑的，作家自己的性别立场与心理体验并非构成叙事的女性视角，而是必须超越的局限。因而八十年代初期作品女主人公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也不重要，她们是文本中一个性别符号，在叙事中沦为“空洞能指”与对象化存在。准确无误地映射着时代文化语境，她们是《爱的权利》中的舒贝，承载着时代苦难；或者是《北极光》中的芩芩，成为理想选择的抽象手段；再或者是《淡淡的晨雾》中的梅玫，被作者作为启蒙话语与保守主义冲突的见证者。张抗抗作为“意义”的施动者，让其笔下的女性人物被动地成为苦难与爱情的承受者，她们似乎唯有“爱”的选择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爱情”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功能，使作者架构着现实的寓言故事完成着国家话语主体再叙事的需要。或者缘于男权文化的压力，或者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的偏见，阻碍她描写女性的真实。张抗抗曾经说过，她笔下的多数女主人公如换成男性，故事依然成立，“因为我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新时期以来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④对于“人”的关注使作家忽略了女性自身。这与“人类解放”等同于“妇女解放”实质相同，实际上“人”的问题一直遮蔽着女性的真实性存在，新中国“男女都一样”的“两性平等”的神话导致着几代妇女自我真相认识的误区，掩盖了两性之间等级秩序和男权文化对女性权力的侵蚀，使女性永远作为男性意义的空洞能指漂浮在话语的表层，这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张抗抗在创作初期无法超越的性别局限。 然而张抗抗虽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个充满自审意识的女作家，这其中同样包括她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与思索。这在八十年代末期愈发明显，不自觉的女性话语终于突破男权文化的樊篱开始表现女性主体意识。这个转变可以从一系列文本找到表征，她有意以女性性别立场在九十年代写了一系列“女性话题”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人到中年的张抗抗开始表现出性别的自信，认为女人可以对命运说“不”，这一声“不”，已预示了女性命运无限的可能性。虽然仍然潜伏着男权观念“笼罩”与“伏击”的危险，但夏娃不再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至少，女人可以不是男人理念化的象征。这一切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被作家凝聚在《情爱画廊》与《作女》中。 《情爱画廊》曾作为“布老虎丛书”推出的一部热销作品，它所发生的热点效应不可低估。面对这部完完全全纯粹以情爱为主题的作品，赞赏和批评纷至沓来。有些批评者认为张抗抗的创作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对此，作家认为是写了一部好看耐读的能够畅销的严肃小说。⑤时过境迁，今天再看这部畅销作品，的确见证了作家本人在九十年代后创作观的变迁，其中也包括作家的女性观。 对比张抗抗八十年代作品，《情爱画廊》女主人公秦水虹不再是男性对象化存在，在这个现代社会中颇具古典性质的爱情故事中，秦水虹是一个性爱主体，这个人物证明着女性在情爱中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而是可以和男性一起主动地实现着平等、自由的爱情理想，在两性灵与肉的契合中激发性爱美质，让生命以最大的可能接近爱的真实，用它永恒的温暖来超越生与死的生命过程。可以认定张抗抗以“爱”与“美”构筑了爱情乌托邦。尽管于现实的理解显得虚幻，然而它毕竟展现的是两性之爱应该有的情爱模式，于本质上体现出生命的自由状态。 作家唯美主义追求表现为文本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精神。然而，从作家创作意旨与作品意义的表现功能来看，《情爱画廊》在二者之间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即作家主客体艺术世界存在着错位现象。缥缈的理想之光只能浮动在作家主观构想的艺术王国中，世俗的网一次次使理想陷落，作家理想主义话语与人文情怀遭遇到现实的困境。与八十年代初期不同的是张抗抗的理想话语中开始融进对女性自身的思考，因此出现了话语对现实压迫反弹的现象；作家的强劲的主体意识在奋力突围中使女性话语突破层层精神屏障凸现出来，女性主体意识游走在对爱情理想的主观建构与现实消解之间，这构成了文本叙事情境在表现与想像之间内在的对抗性的张力，作家女性自我意识的不自觉的突围与最终迷失构成了《情爱画廊》高蹈虚幻的艺术世界。这使理想代表着作家理念的存在，与世俗化的现实这一文本潜在语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强烈的反差。这或许是《情爱画廊》引起批评界争议的原因之一。作家曾经谈到她创作《情爱画廊》的动机，是要把美神、爱神、艺术之神植于中国人的文化资质之中，唤醒人们的美神意识，把人对物质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文化和美丽的事物上来。这种创作目的使作家能够对生命现象进行深刻的哲学本体意义的思索，并把人的生命注入艺术审美精神，并让笔下的人物在性爱方面尽情展露人性至善至美的生命美质，这带有一个严肃作家对人性的理解与深刻思考，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精神诗化哲学的体现。或许作家太沉湎于艺术想像性的可能性，而忽略了现实的限定性，构成了作家主观创作动机与文本表现之间的裂痕。因而创作的遗憾是作家艺术观照的精神世界与作品构筑艺术精神在达到统一时也完全覆盖了现实，使真正的现实从文学范围中被排挤出去，同时也遮蔽了文学的功能与本质。于是我们看到，作家的主观创作的艺术世界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这不能不使她笔下这座精致的伊甸园在世俗的尘网中陷落。 审美的人生代替不了生活的真实，对理想想像的可能性只能超越信仰而不能超越现实，作家对生活、对自我思想的矛盾构成了叙事的悖论情境，当我们承认作家唯美的理想主义爱情观的合理性时是相对于作家人文主义精神情怀而言；而当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巨大的理念横亘在文本叙事空间之内不能相互融合，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时，我们只能遗憾地指出：《情爱画廊》将永远是现实中的“海市蜃楼”。 或许，有关现代女性生命存在的真实与女性精神解放向度的思考开始真正的进入了张抗抗的视野中，《情爱画廊》现实与理想的悖论并没有影响作家的创作激情，于是，读者在二〇〇二年又见到了另一部以情爱叙事为主题的《作女》。作家在题记中言明此书是献给“她世纪”的，这像是一个新世纪的寓言：是预示女性美好的未来？还是期许平等自由的女性生命理想的实现？这是在阅读中时刻能感受到的作家坚守的理想情怀。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女性写作，作家鲜明的性别立场与女性视角贯穿文本，《作女》中极尽渲染的“作”字透视出现代女性强烈的叛逆性和主体意识。女主人公卓尔的确卓尔不群，挑战自我也挑战社会，让生命“作”出真正的意义。 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在场”使张抗抗对于女性的命运始终具有清醒的认知，面对日益喧嚣的市场资本与权力话语相勾结对女性身体进行商品化的打捞过程，批判的立场促使作家写了一个现代版灰姑娘命运反转的故事，卓尔拒绝了现代白马王子商场精英郑达磊的爱情，也拒绝了男性为女性身体赋予“意义”的过程。《作女》的话题始终未离开爱情与女性的关系。如果说张抗抗曾经在《北极光》、《爱的权利》、《夏》、《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中都叙述过爱情对于女性的成长力量，那么这一次作家选择了逆向思考。女主人公卓尔的经历从反方向否定了爱情对于女性成长的重要性。现代女性不可能在爱情中成长，男人并没有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女性自我的成长，以及对于人生深刻的体验，只能从生命本身开始，是从身体这个生命本体之源积聚精神力量，建构自我与人生、社会、历史、文化间的复杂探求关系。这是她抵抗来自男权和父权社会伤害的最后屏障。 “作女”是时代的先锋，她始终在奔跑，飘逸的身姿越出了世俗的视线，胜利大逃亡带有娜拉们的孤绝与苦涩。但觉醒的女性并不惧怕孤独的反抗。张抗抗终于开始用文本抵制男权话语，开始真正的女性化的表达，结束因政治、文化、思想的封锁造成的女性失语状态。张抗抗文本中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使我们倾听到她作为女性的内心真实，表现出女性正视自我与社会的勇气和力量。当女人拒绝成为对象化存在时，在女性能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的悖论思索中，张抗抗开始用决绝的“不”拒斥了这个男性规定的理性世界。希望将从这里开始。 三 形式的突破与文体变迁 一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张抗抗自己也认为结构与语言形式一直是她近年来力求有所创意、突破的两大“情结”，看来这是她有意识地注重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性。题材的思想容量固然重要，然而文体追求更是决定艺术家是否能达到“巅峰”体验的关键，有意味的形式将使作家“心有灵犀”，从而进入“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不难想像，初登文坛的张抗抗在八十年代宏大叙事“意义在场”的前提下，必定会采取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来整体观照人物的思想与命运。文本的叙事情境始终“聚焦”于时代问题，作者按照主流话语的节奏安排着叙事的频率，对故事的因果关系了然于胸，完成着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转型与文化建构的宏大叙事。《北极光》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这是作家对理想主义的精神自信，体现知识分子作为话语主体的心理欲求，全知叙事视角负荷着作者随时锲入思想启蒙话语的任务，在表现功能上完成着意识形态的内容规定。 这个全知视角的叙事阶段并不长，“85新潮”引发的小说艺术的“革命”作为外因推动着张抗抗重新思考语言的秩序；而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大转型带来的作者精神“突变”，是更为深刻的心理动因，“外”与“内”双重互动带来张抗抗叙事话语的迅速转型。她的文本叙事视角开始流动，从全知向限知转化，这表现出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态度发生了变化，生命本质意义上荒诞感与现实的破碎感使作家不再确信能够把握“真实”，尤其是社会文化转型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衰落形成的失望情绪弥漫在张抗抗的叙事话语中，原来充满理性秩序的世界现在开始变得可疑。流动视角虚实兼备的笔墨使作者能够传达出“言外之意”。《赤彤丹朱》如此，《流行病》、《钭厦》、《因陀罗的网》等短篇创作无不如此，流动的叙事视角带来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决定了文本对“意义”阐释的不确定性，也许这正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张抗抗“意义”怀疑中导入的叙事迷宫宣布了“寻找”的终结，乌托邦神话消解后呈现出的是人的“荒谬”性存在。这是张抗抗叙事话语转型暗示出来的写作意义。 文学语言充满了神奇的魔力，叙事的艺术也是语言被作家重新打乱构成新的符号网络的过程。阐释学告诉我们，对文本的理解首先是一个对话事件。因此，语言能否达意对作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才能生动准确地传达主体对于外在世界的体验与认识。言为心声，话语方式作为创作个性标志着作家风格的形成，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随着张抗抗创作进入“高峰”状态，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暗喻、反讽、象征等修辞手段在文本中的创造性运用，加大了语言的密度与“暗示”的可能性，显现出“思与境偕”韵致深远的语体风格。张抗抗八十年代末期文本中充满了哲学意味的语言，她将艺术视为哲学，把日常“不见”之物化为“可见”的存在，传达出哲学思考的深邃。语言在这里是作家进入世界大门的钥匙，只有在语言与世界相通之时她才获得了自己的语体自由。于是我们看到，张抗抗的话语开始从“中心”向“边缘”移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共话语体系开始消解断裂，“意义缺席”的创作使语言充满了怀疑与歧义，反映的是作家政治无意识通过语言修辞运行的过程。隐喻所造成的语义的极大跳跃与暗示，既是作家个人精神考证的说明，又是无意识话语的“修辞学”。张抗抗运用这种修辞手段在转化生成着新的语义，这是一个对世界重新语义化的过程。而对着人的自我与世界的“荒谬”，我相信作家对于人的这种“存在”的深刻悲剧也曾经“无言”甚至“失语”，然而语言不仅是存在的牢笼也是存在本身，张抗抗作为艺术家必须把“思”与“诗”衔接起来，用文学传达那不可能传达之意，这正是思想与哲学所能到达的界限。于是，语言作为理解的前提，它将始终在场，只不过这时的语言已经是个人与世界的一个中介，或者传达或者阻断对世界的理解，正如张抗抗用言语来置换现实的压迫从而抗拒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约与剥夺。这是《隐形伴侣》与《赤彤丹朱》语言呈现的另一种深层意义。 张抗抗在语言修辞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也决定了她是一个优美的文体家。形式内容化，内容感性化在她的文本中得到完美的统一。自由的语体，开放的结构，流动的视角，“传神”的人物，哲理化的议论……这一切作为有机整体凝聚着作家创作才气，使张抗抗的文本行云流水气象万千。这是气韵生动的精神“内宇宙”的外现，读者在阅读的快意中将体悟“妙在笔墨之外”的弘远境界。对世界与自我“荒谬”的体验使张抗抗的本文呈现了语言的不确定性、零散性、反讽的混杂状态，对她自己八十年代初期的传统叙事话语构成了反抗性的冲击，很难期望在《因陀罗的网》、《第四世界》、《流行病》等作品中读到一个期待中的完整的故事，日常经验的真实完整已被混乱无序的叙事时态代替，很显然，叙事层面上的形式技巧被凸显出来。这使张抗抗非常重视叙事策略。在叙述者清醒的理性与荒诞的世界之间她为读者预留了心理期待，即寻找出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动因，这成为叙事动力，也是作者本人对主体质疑的突破口。 写于九十年代初的《斜厦》有如一个写意传神的象征符号，真实地映射出作家开始撼动塌陷的信仰危机。这个篇幅并不长的小说却容纳了多重深远的思维空间，它给我们许多启示，然而细加品味却莫衷一是，它把超验的观念具象化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有关人文精神的危机、“现代性”思想的现实困境、知识分子主体性存在的尴尬处境等等都可以在文本中找到引发思考的契机。实际上，社会语境的开放性决定了小说无限跳跃的叙事情境。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进入了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息的“斜厦”成为“现代性”宏大理念在现实中遭遇困境的表征。 而《集体记忆》是体现作家批判立场的一篇佳作。关于一座城市解放的历史在本文叙事中出现了两种可能性：解放战争的历史和地下党积极参与的解放斗争的历史。其实，对于叙述者以及后人，面对一座五十年前解放的城市，它的历史首先应该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叙述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将有多种叙事的可能。然而现在唯一能被“听”到的历史只有一个声音，成为被反复叙述的“集体记忆”，与其说是“记忆”了历史，更不如说是通过这些有关的“记忆”叙述来集体“忘却”曾经有过的真实。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偏见和心理病症，“集体记忆”则是我们这个民族健忘的精神病症的集中体现，如同记忆强迫症一样历史也暴露了它不能触动的盲点，并逐渐转化成为集体无意识：“解放”意味着民族的“再生”，自此一个和领袖与政党连结在一起的乌托邦神话产生了。文本中有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全城人从解放那天起便认为粉色蔷薇是红色的，幻觉变成了并不存在的永远的“真实”。一种虚幻的现代迷信，也许这才是一个民族发生悲剧的深层心理原因。张抗抗有关“集体记忆”的叙事触及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一个严肃作家的精神立场使然。她把“集体记忆”的冷漠掩盖住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与尊严显现出来，这才是一个擅于自我反思批判的作家真实的贡献。 一位优秀的作家在文体上会呈现出成熟的风格。新时期的作家在以语言个性标明自己的风格时都很注意文体问题，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体现话语主体的能动力量，以期最终以文体魅力征服读者。张抗抗作为资深作家，几十年勤勉不辍的耕耘使她收获了多方面的写作成果，其中尤以自己的独特的语体方式构筑了一座小说艺术的唯美之城。 细读张抗抗的小说本文，会发现随着作家创作经验的丰富以及她在艺术实践方面的不懈努力，她的许多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均达到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参差错落的不断求新的艺术形式成为不断被感知的美的存在，与作品内容整体地融合在一起，有意味的形式与形式化了的内容在这里遇合体现着审美对象的内在价值。娴熟的艺术技巧与修辞策略使张抗抗隐匿了早期创作中强烈外溢的意识形态色彩，力求做到内容内在于形式，意义内在于感性，这意味着在感性形式中实现感性与意义的高度统一，从而在创造着作品内在价值时提示出笔下的世界动人的瞬间，这个瞬间就是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我们与世界相互提示阐明并坚信灵魂对精神(真理)家园的固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张抗抗为什么喜欢一切有关“意义”暗示的手段，并在后期呈现为固定的语体风格。 张抗抗后期文本创作中大量反讽情境的出现与八十年代末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社会主体性沦落导致了一种普通的信仰认同危机，价值体系正在悄悄瓦解，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主体时刻处在一种绝对无限的否定的自由状态里，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世界在破碎中的荒谬感。这种自我与世界荒谬意识在张抗抗的创作中充分体现出来。当《赤彤丹朱》中人物将信仰视为人的最高激情时，可没有亚伯拉罕的幸运，上帝为了亚氏对信仰的绝对真诚把祭献的以撒(亚氏的儿子)还给了他，而作家笔下的人物却因自己的信仰陷于长达三十年的精神苦难中，“上帝”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他认为是“异己”的迷途羔羊，连同他们的信仰。“糊里糊涂”的党员身份的开除与进入的过程如同儿戏，并使知道因果的叙述人观察到了“崇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滑稽”，主人公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几近于黑色幽默的荒诞剧。 《无序十题》的十个小故事都是属于这种“喜剧”色彩的反讽情境。这些小故事短小精悍，写的是些凡俗无聊的小人物，叙述者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人物的描摹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本相的“剪影”，简捷而传神，折射出作家对于人的荒诞性存在具体而细致的体察与感悟。《无序十题》的故事本文充分体现了反讽作为修辞格所具有的丰富的潜能，它在表现功能上的暗示作用蕴含着意义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使读者能够很快地越过反讽的表层含义的悖谬向纵深处挖掘本文深刻的寓意。 当张抗抗在本文中充分展现修辞技巧的艺术魅力时，也正是一个艺术家“诗”与“思”获得完美融合的时刻，全新的语言方式使她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在修辞手段形成的多种开放的结构中，指涉着丰富的现实，并切入对当下文化语境的深入思考，这正是张抗抗小说在文体方面呈现的新意义。 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也成为张抗抗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小说家，她写的散文具有笔致飘逸，淡远雅致的特色。也许是写小说而成就了一双慧眼，张抗抗才能发现被日常状态所遮蔽的“真谛”，笔锋在现实与历史间穿行，散文表现出哲思深邃、意味隽永的大气与凝重。由于散文体裁的短小精悍，她在收放自如的从容之间妙语惊人，情理交融，读来有如诗性哲学使人通向人生敞开之处，发现“人”本可以诗意地居住在心灵的花园里，感受到从作家精神深处传达出的一份真诚与温暖。这是生命的表达。 “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的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⑥张抗抗的小说与散文之间具有“互文性”，正在于作者都是为了追求这共同的“真实”，于现实、于理想之间憧憬着“好”的故事。在她的诸多的散文篇章中，那些有关女性之“思”的“女性话题”，以及有关小说创作的“文学话题”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些作家“心语”如同路标指引着读者进入到她的小说世界中去，更好地理解作家创作思想与文本意义。虽然任何阅读都会是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在读者与文本间“理解”是可能的，作者原初视界与读者视界在“理解”的过程中达到“视界融合”，在阅读的超越与升华中发现全新的意义与经验。所以在诠释张抗抗的本文时，这一部分散文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防止阅读者滑向对本文过度诠释的边界，从而在作者、本文、读者之间构筑“良性的阐释循环”，以期接近“意义”本身。 张抗抗在谈及她对小说与散文创作的理解时认为散文可以讲给自己倾听，可见真实的情感确实是散文创作的灵魂。作家的真诚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话语的缝隙，使我们能够借这束思想的“光亮”洞见张抗抗小说世界深广的意境。正由于她勤奋不懈的散文随笔创作，才随时使读者能够“倾听”到作家的真实心声，走进她话语王国中的艺术迷宫，探触文本丰富的思想底蕴。 张抗抗通过多种艺术方法和全新的语言结构表现对生活的哲学体悟，把人们日常所忽略的自明之理通过“陌生化”手段揭示为一种可见的“震惊”，读者在这种“审美历程”中开始注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与作家一道思考人与存在的本体论的关系。正如有人评价张抗抗的小说寓有哲理性那样，她的文学创作已抵达了哲学探索的疆域。这也是她多年来在峰起浪涌的新时期文坛中保持艺术魅力的一个深刻原因。她的创作有如一条河流，从湍急喧哗流向舒缓沉郁，愈来愈见清澈宽广，一派宠辱不惊澄明隐秀的大家风范。张抗抗的艺术成就不仅清晰地记录着新时期文学的流变，而且是作家本人和她同时代人顽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注释： ①张抗抗《红色变奏曲——<赤彤丹朱>创作谈》， 载《自选集·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②张抗抗《红色变奏曲——<赤彤丹朱>创作谈》， 载《自选集·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③张抗抗《你对命运说：“不！” 》，载《自选集·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④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自选集·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⑤张抗抗：《你是先锋吗？》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⑥张抗抗：《投之以心、报之以心》，载《自选集·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作家》(文学)2010年7期 原载：《中国作家》(文学)2010年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