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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现在很多人的拿手好戏，在有的领域也叫做“解读”，不只可作自己一辈子的饭碗，还可拿它“育人”(常常是误人)。在原创力萎靡的时代，出点评论、解读“专家”(只有评读前人及其作品)权且聊以自慰也。毕竟有本领读解出人所未能读出的东西也非等闲之辈，况且还常常能读出出乎作者意料和作品中子虚乌有的东西!大约较好的情形下，哲人文豪与被评论的他们的关系恐怕也不过是漫画性质的，如果不是令他们惊诧不已面目全非的话。像斯威夫特在他的《格列佛游记》里就讽谕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家由于惭愧自己把这两位作家介绍给后世的时候错误百出，所以在地下总是远远地躲着他们的作家”。 当然，评论和评论不一样。有种评论主客双方比肩而立或者差距不大，有种惺惺相惜的理解和心有灵犀的融通，读来有游刃有余的宽裕感。比如伍尔夫的蒙田、托马斯·曼和赫尔曼·海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大量评论是属于那种“够不着”的一类，读来枯涩牵强甚至是自说自话，不过评论者也往往会抛出种种唬人的专业泊来名词欲盖弥彰。所以，有时倒可以反过来判断，即新名词成串佶屈聱牙的东西恰恰证明评述缺乏内涵。 其实，如果诸多的职业评论者和解读者肯谦虚一点耐心一点，读读上两个世纪歌德的谈话录，会怎样呢？也许就会暗生愧意，起码不那么冒失随便而代之以生成一种禁忌意识———评论的禁忌。关于这点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歌德谈话录》的辑录者爱克曼有次告诉歌德，他受邀为一家英国月刊作德国新近的散文作品评论，条件优厚。闻言歌德本来和悦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要对每一种作出正确的估价，就须弄清兑换率。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想让每一种作品都摆在正确的地位，你必须拿它和一般德国文学摆在一起来衡量，这就要费不少的工夫去研究。你必须回顾……，然后还要遍读所有的德国新近作家……这还不够，还要每天看报纸……以便马上知道一切新出现的作品”，“此外，你对于准备评论得比较透辟的书不能只匆匆浏览，还必须加以研究”。当时年事已高的歌德的这几句话既表明他对文学评论所持的态度，也澄清了一种素质要求，其中的分量和需花的功夫颇值得我们用心掂量掂量。 除了这种对全局的把握功夫外，歌德在他的谈话录里还强调了标准问题。良好的准绳感来自于训练。这种训练就是坚持长期广泛阅读最完美的作品、追随最好的思想。“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它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至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这就是说，首先得花大量时间阅读大量的优秀作品，一方面训练提纯出精到敏锐的鉴赏力；另一方面由此铺设开一个“总谱”框架，有了这个谱才能将你的不同评论对象归入“总谱”中恰如其分的位置。 显然，要做到这些已极不容易，尤其是身处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然而这些偏于技能训练的素质要求在歌德看来还不够。在歌德1825年10月15日的谈话中，歌德特别指出“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和作者们人格上的欠缺，是最近我们文学界一切弊病的根源。特别在批评方面，……用一种微不足道的真相去取消对我们更好的伟大事物”。 现在，是否还有人认为评论不比创作，是谁都能做的呢？ 就是这样，仍然有些因素制约你选择你的评论对象。比如歌德就绝对禁止爱克曼研究诗人但丁，因为但丁的同胞意大利人都没有读懂他，作为外国人就更难得其真髓。 不管我们如何自恃高明，总该承认歌德有资格教导我们吧。原来鲁莽的当代“评论专家”的种种弊病早在19世纪20年代已被准确诊断。一个半多世纪过去了，显然一直没什么人理会，反而变本加厉，倒成了这个时代认可的“游戏规则”而流行于世。可见人类对待前人智慧和文化遗产的真正态度!就凭这种态度人类居然还自信已走向“进步”，真是匪夷所思。 所以，虽则评论解读成了充彻学界的重头戏，却只多了些才智上、训练上“够不着”的滥评，人格上“够不着”的现象则更突出。“评论专家”写的书比他读的书多恐怕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真所谓无知者无畏。然而，一个人的视界有多高，他的世界就有多大。以委琐平庸的混世之辈而能大胆上阵轻松解读大家文豪———不如说是在冒犯他们及其精神遗产，也算是这个“饭碗文明”时代的闹剧之一种吧。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