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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上世纪初开始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被恰当地称为“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与古代的本体论进路、近代的认识论进路相比，语言论转向后的哲学、文学、史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研究领域，其面貌均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无论是研究的对象、主题，还是研究的方法和观念旨趣，已迥然不同于以往。以至今天，任何关于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如果不能纳入或触及语言之维，那几乎就不可能是深入而有效的。 但是，语言之维并不意味着一切。如果不与自然之维、实践之维有机地联系起来，那么，由语言论转向所开启的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也不见得会更少。事实上，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语言分析，或者以语言为“中心”、“存在”、“本体”的追思，并没有完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及现代主体性带来的困境，问题只是被悬搁或置换了。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与“语言论转向”相伴生的是精神—人文科学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由于语言学与伦理学、叙事学与美学的日益分离乃至互不相容，由于放弃了“超验”预设后又无法在“经验”层面的实证性上落脚，更由于脱离了事物的压力和人的生存实践，所以，当代人文理论在方法论上大多只能采取纯描述或纯批判、纯否定的立场，这使价值重建的可能变得更加渺茫起来。 中国的人文学术并非置身于这一“危机”之外，虚无主义的阴影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具体到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除了“炒作”性批评的肆意泛滥，除了“一杯茶泡了十几年还在喝”的低水平重复，象外来理论与本土实践相脱节、文论建构与批评应用相脱节、文本阐释与价值鉴别相脱节的现象，也在一些十分吃紧的地方堵住了文学批评的进路。甚至，由于面对当代生活与当代文学、文化极为生动而迅捷的变迁而产生的无力感，实际上已使不少人丧失了从事理论批评活动的内在兴趣与动力。我们已困惑到看不清自己，当然，这常常不是因为面前的镜子太少，而是因为镜子太多。各种未经消化的进口观念杂乱地堆放在胃里，似乎并没有分泌出大家一直在期待的思想学术方面的“原创力”，倒是某种普遍的不加深思偏喜夸夸其谈的坏毛病，使不同理论及其冲突的真正意义在“一勺烩”中相互抵消了。于是，我们都成了“饶舌的哑巴”。 大致说来，正是“语言论转向”所带来的诸多启示与困惑，构成了“叙事与价值”这一课题的研究背景。了解这个背景的人也许会注意到，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传统中，无论是“叙事即再现”抑或是“叙事即虚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其关于“叙事”的意识、观念实际上一直与某种隐在的认识论要求纠缠不清。在我看来，要打破由此造成的极为复杂的僵局，让叙事文本脱出所指/能指、他律/自律、结构/解构的语言学陷阱，重新打开“价值论”维度，使我们对写作活动与阅读活动的理解对人的实践意向有所开放，显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如何克服语言分析兴起之后叙事批评与价值批评相互分离的困境，如果从学理上探明叙事要素与价值要素之间的相关作用，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展示切合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叙事研究路向，并进而对西方自结构主义叙事学和解构主义文论以来的批评思想作出有效回应，便不能不成为这项研究始终要加以关切的问题。 怀着上述问题意识，本书作者深入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语境，以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反思起点，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小说实践为参照，在叙事与价值之关系的层面上，对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内在变迁及其表现进行了独特的、批判性的思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批判性思考的展开过程中，本书作者不畏疑难、不拘一格，从多种角度反复地呈现和讨论了当代叙事文学的处境、危机与可能性，并由此启示着我们对文学发展空间和文学存在意义的更为自由的探索。 全书共七章二十一节，但大多章节皆可独立成篇。由于是合作项目，且大多章节曾以单篇形式发表，故集结成书时未再对表述风格上的差异强求统一。这使本书没有抽绎成教科书式的严整的体系构架，而有点象不同透视点的随机聚合。但通读全书仍可以发现，叙事与价值问题的诸多节点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并找到了相应的表达范畴，而且也能有效地被运用于对当代文学与批评现实的具体考察。按章节顺序，我们有可能对全书的思路作出如下概略性的把握。 第一章：叙事视域。从当代叙事主体的自我反省入手，提出了现代叙事精神的起点即“返回语言的切身性”这一基本要求；讨论知识界置身于“现代化”这一轴心故事中的叙述冲突，呼吁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独立于“官方”与“民间”的知识力量及批判话语的空间；对近二十年来汉语小说的叙事视域(如社会关怀、个体关怀、终极关怀等)进行了精神史的内在凸显，从而将“精神性”确立为文学价值的内在维度。 第二章：叙事与时间。通过对基督教初始时间观和东方(中国、印度)循环、轮回时间观的漫长追溯与比较，深刻地揭示了革命叙事的起源、拯救主题、神话结构方式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对宗教末世论与世俗末世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差异所作的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奠基于完美正义想象的末世运动与末世叙事的双重特性；由此，作者探讨了现代个入迷失于时间和空间所导致的内心与外界的紧张关系，并引进“个体生命时间”这一概念，在解构前述宏大叙事所依凭的时间观念的同时，强调了个体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相结合而产生的叙事时间的优先性，并重申了希望、乌托邦与彼岸意识的叙事学意义。 第三章：故事的基础。在数量可观的晚生代小说和一首发表于九十年代末叶的叙事长诗中，作者发现，被毁坏的生活正以非常触目的方式显露出它的症候群；对这些症候的病理学诊断表明，“没有行动的主体性”、“没有记忆与内疚的人生”、“没有故事的生活”，以及“行为的非价值化”、“生活世界的碎片化”、“经验的同质化”等等，已构成当代叙事的基础性危机；而对时代精神状况的进一步质询，也许有可能帮助当代文学重建自己的“故事”，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解释“苦难”、“尊严”、“宽恕”、“自由”等价值，让“一种更伟大的存在向我们讲话”。 第四章：叙事的本质。返回叙事语言的本质———神话、隐喻，在比较中讨论了文化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神话研究的不同发现；从思维与语言、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出发，较为深入地探考了作为“幻象”的神话、艺术对文明史的巨大构成作用；并倾向于认为，神话思维的普遍性与超越力量并不会随着科学理性的发达和历史的祛魅过程而消失；但考虑到神话思维所蕴含的现实能量亦不乏其负面性，故确立其转化的界限就是必须的，因此，“反乌托邦叙事”与“日常性叙事”这两种触目的当代文学现象的意义不能不引起特别的关注。 第五章：叙事语态。尝试以“语态”为中介，将文本语象与修辞行为并联起来，打开叙事分析与价值批评的方法论通道，本章撷取大量九十年代小说，从中提取出“祈祷”、“反讽”、“观察”、“默想”等语态范畴，并以“女人与男人”、“个人与历史”这两类故事的多种个案为研究对象，侧重考量了不同书写中均存在着的“隐含评价”；作者形成的理据是，作为语词造型，语象所释放的信息是一种集约性信息，其中不仅涵纳了事物或事件的形式，而且网结着叙述者的位置、意向、经验、情感以及它们与各种叙事材料的交互作用关系，这就是说，语象中有态度，有叙事行为倾向，而这一“态度”或“倾向”，则转述了语言与主体的关系，叙述与故事的关系，写作者与他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此，“语态”被看成是这些关系力量对叙事的多重投影。 第六章：叙事话语的功能。结合批判哲学、后现代话语理论及其写作观，相当尖锐而具体地还原了诗、文学或审美话语在后启蒙时代和开放的市场社会中所遭遇的历史困境；如权势语用体系与边缘语用体系，语言世界与生存世界，真实思想与谎言、行话，奥斯威辛与诗歌，作为“解放承诺”的文学与作为“私人宗教”的文学，主体性写作与非主体性写作，日常真实与历史的批判性的想象力，以及价值独断与伦理抉择等一系列具有两难意味的问题，相继交织于本章“低调”的反省式的思考之中；作者向自己询问的是，从我们的创伤性经验中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写作？既通晓现世又通晓魔力与梦想的叙事门径在哪里？我们不仅能谈论、能理解而且也能试着按照其去生活的思想是什么？ 第七章：意义与价值。以二十世纪神话诗学研究的进展与困顿为切入口，在叙事与价值的元理论层面，批判审理语言、神话、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不排除解构视界又拒绝虚无主义的可能性；作者论证道，语言的指涉性悖谬敞开了意义的生成空间，而意义生成过程则离不开隐喻、象征、神话等叙事形式的置入；语境对差延(diffèrance)构成限制，由差延所导致的话语意义缺失将由本文、生活和历史的上下文来予以补偿；意义、价值的终极性必须根据不在之在的悖论来加以理解，这使意义与价值的当代表达具有界面性、复杂性；最后，本章讨论了后现代文化论争中的交往合理性问题，主张以“态度”的可通约性与价值指示作用，来获得不对等的、差异化的主体间性的沟通条件，并由此而取代诉诸终极价值的目的论承诺和取消一切差别的价值虚无主义。 以上按章节钩沉、罗织的诸般要点，似可作为本书的一份简明导读，虽挂一漏万，但大致不失其精。 读者们不难感觉到，本书作者的确对这项研究课题抱有深沉的期待，其冒险涉足的问题领域及求解思路，实际上已远远溢出一般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与当代精神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叙事与价值的关系研究之所以能够被拓展到这样一个空间，我想应是问题本身性质的自然展开。很明显，这里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又极易被人们忽略的理论前提：叙事活动具有伦理性质，写作、阅读与传播乃是一种价值行为。这就是说，由于语言不仅构造了历史、现实的图式，同时也给出了或创造了图式的意义，所以，一切精神文化乃至生活事实在广义上可以被看作叙述的结果；这样一来，无论是文学、文化还是历史、生活，其未来的可能性不能不受制于现在的叙述，即受制于文学的价值生成作用和价值表征能力。很显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本书作者毅然选择了相信，相信叙事即价值，相信生存探索的诗性特质，相信文学语言中含有意义、价值的奥秘。以这样的态度来介入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批判性考察，其建设性努力的意向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在方法论上，本书也有其鲜明特点。虽然作者们的理论视野相当开阔，所涉猎的思想学术资源极为广泛，但可贵的是，本书并没有滞留于“转述”或“描摹”的窘境，而是对所涉猎的理论和作品均作了第一手的系统化的独特处理，并分别确立了一些原创性的概念、范畴，从而较为生动地展开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具批评效力和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叙事分析和价值评论这两种迥然有别的研究方式之间架起了可以往返的桥梁。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为了并行推进理论建构与应用批评，全书行文特别注意在人本与文本、经验与学理，阐释与细读、智力因素与道义因素等诸多矛盾方面建立起动态平衡，因此，读来不仅有理趣，而且有诗意。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本书已完成的这部分工作毕竟是有限的，也是非常初步的。象“叙事与价值”这样一类综合性强且具有较大理论难度的选题，决不是几个人、花几年时间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依我个人的眼光，本书至少在以下两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一是修辞层面的进入尚不自觉。由于对相当一部分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未能深入到修辞形式及其效果的研究，故相关论述总不免泛化而偏离主题。本来，从修辞学角度探讨文本所携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蕴含，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缺乏或不成熟，一些可能更有力更有趣的发现只能被牺牲了；二是价值论问题的清理和探讨几乎阙如。尤其是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问题，关于价值术语的语用学问题，关于价值预设或价值范畴先验存在的问题，以及价值多元和价值秩序的关系等问题，实在不应落在本书的研究视域之外。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与判断尺度即研究者价值倾向的前提直接相关，而且还意味着探讨叙事与价值的关系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更为棘手的疑难。对作者而言，这两点不足堪以为憾，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本书的理论贡献；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思考无止境，正是这些不足向人们敞开了可供探索的更为深入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本书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准备性的，它所提供的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也许会成为某种中国式的叙事伦理研究的必要铺垫。 在《伦理学讲座》中，维特根斯坦曾正确地指出，伦理学的问题其实是“生活的意义”或者说“什么使生活值得生活”。按此表述的逻辑，叙事伦理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的意义”或者“什么使一首诗、一部小说值得存在”。值得或不值得，显然是个价值问题。与一般价值一样，叙事价值也分两类：1·关系价值，满足约定的规范及特定的社会或个体的需求；2·自足价值，即满足叙事活动自身的目的。但生活世界中存在大量被迫的或自发的叙事表达，它们的涵义、指向和效果是那样暧昧而不同，因而，不断地对它们进行意义叩问和价值比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叙事伦理研究既不充任价值的立法者，也不自居为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的调停者，它只是通过意义与效果的追问、比较，来参予社会、文化、历史的价值选择过程，它要告诉人们：什么是且为什么是值得一写或值得一读的。 2000年在“大连诗会”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从“怨恨”、“不满”、“否定”这些本属弱势群体的伦理情绪出发，这使诗人“缩小”了自己；由而，我们变成了情绪恶劣的人，一些心境很糟糕的观察者，甚至把自己异化为“他者”，目睹“他”的颓败、退却和沉沦；于是，美好事物一去不返，感动、温暖和欢乐似乎已与我们绝缘，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想，如果不能把叙述者确立为一个伦理主体，这样悲惨的事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耿占春、曲春景二位将为本书作序的权力赋予了我。但因为自己一向不擅写序、跋之类的东西，踌躇良久，只好趁此机会老老实实地写出重读这些文字时所想到的若干问题，并借以纪念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难忘的道路。不当之处，请作者和读者给予批评。 《叙事与价值》一书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曲春景、耿占春著。 [作者简介]：王鸿生(1951—)，男，上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36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