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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国已是寒风砭骨、风雪搅天时，祖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依然椰影婆娑、蔗香飘溢。全国“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学术研讨会于12月7日至10日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几个高校和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就这一当今文化和文学领域最重要的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主办单位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会议代表发表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展开了热烈、尖锐的思想交锋。 一、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定位与研究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小康社会目标的逐步实现，全国各地都在加快城市化步伐，而一些中心大城市更是向着消费性大都市发展，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和文学现象，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研究课题也就自然进入学界的视阈。会议代表在发言中普遍注意到都市文化的定位问题。多数代表认为，都市文化是指与后现代消费主义思潮相关的、中产大众文化日益凸显、多元文化并存、包容性极强、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现代化都市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 李平(湛江师院)认为，都市以“市”为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市场)职能而不是“都”(行政、政治)职能导致了城市的膨胀、扩大，带来了都市文艺的出现以及迅猛发展。所以由市场经济所催生并在都市中大出风头的文艺是可能被多数人认可的都市文艺的大体标准，如市民文艺、前卫艺术等。代表陈伟(上海师大)从美学形态的角度提出当代都市文化应是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审美文化，具有泛主流性、大众性、参与性等特征，精英文化基础越来越狭小，而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是其主要形态。多数代表认为都市与城市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规模特大型城市也很有限。王钦峰(湛江师院)则认为都市指特大型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50、60年代虽然有城市但不是都市，都市与城市应加以区别。鲍昌宝(茂名学院)认为，都市不仅是题材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以往更多的是站在古典文化传统的立脚点上来评判都市文化，是都市与乡村、古典与现代两种文化的错位。 毛宣国(湖南师大)提出，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不能一概而论，文学是一种体验与审美的独特方式，不同于其它文化形式，不应把文化学反映(表现)生活的独特方法放弃，不能让文学的文体特征(精神性追求)被都市文化特别是所谓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所淹没。至于都市文学主体是中产、白领阶层的生活情调，还是城市平民的市井风情，抑或是欲望膨胀的另类姿态？徐德明(扬州大学)通过对几个大型文学杂志近年来发表的小说作题材上的分类和统计，以数据和事实来引发人们思考都市文学的主体，是中产、小资，还是平民、贫民？是权势主体还是弱势主体？没有结论但发人深省。谁能真正体现都市精神？什么是都市文学的主体？各代表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学界进一步观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二、都市文化的表现形态与精神灵魂 在消费主义而非工业化意义上的都市文化，其表现形态更带有时尚性、消费性、欲望化、感官化的特点。李平(上海师大)从巴赫金理论出发，对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民间狂欢现象作了关注与思考，认为：狂欢源于普遍的人性结构，即人的宣泄需求，“悲剧性的净化”和“喜剧性的狂欢”一起构成了主体的“宣泄”体系。随着上海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开始出现了和文化经济结合的大型民间狂欢活动，呈示了上海都市狂欢景观和不断涌动的民间激情。但和西方的狂欢形式相比，中国上海的“狂欢”形式显示出“准狂欢”的特点：内敛、拘束；旁观者多，全身心投入者少；气氛热烈容易，戏谑幽默成分较少。论者立足于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以巴黎、纽约为参照，对现代都市的文化风格建设和文化氛围营造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些年轻的代表凭着他们对都市文化时尚的敏感把关照点投向网络文化、吧文化，提出：网络带来“双向的去中心的交流”和理性自律个体的瓦解并带来霸权意识形态的瓦解，这是都市文化中最为显眼的事件之一(刘旭光，上海师大)。网络以个体为本位真正实现了秩序和自由的辨证统一(马龙潜、高迎刚，山东大学)。而另一种新的亮丽的“吧文化”也日益组成都市流行文化风景，都市中越来越多的酒吧、网吧、书吧、陶吧、茶吧等不仅是大众娱乐场所和休闲、调节生活的地方，而且突出显示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体现了都市生活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曹海峰，上海师大)。 如果说以上是对都市有形的文化形态作出的描述，那么，可以说，与会者更加关注的是关于无形的都市文化精神。吴炫(华东师大)提出都市文化的关键词应是个人(个体生存、个人空间)，认为：文化研究中的国家、阶级、种族等话题是西方的，中国的问题是个人性问题，对个人性的关注于中国文化与文学有特别的意义。而个体在都市中相对受到更多的尊重，拥有相对多的私人空间，个人性应该是城市文化的价值核心。与之相似，代表王钦峰(湛江师院)提出都市文化的特点是自由，都市是充满多种可能性、包容性极强的，自由、多元、复杂。赵炎秋(湖南师大)从怪异理论的角度提出都市与怪异文化如同性恋、女性主义、雌雄同体等的密切关系，都市对社会、家庭、婚姻的消解，同时促进了个人的生长。席扬(福建师大)则以西方都市为参照，认为美国的都市社会以交换为原则，交换在商业、文化、政治领域都是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而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形成真正的都市精神，还处于价值混乱阶段。 与以上角度不同的是，张宁(郑州大学)从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同属东方文化传统、有着相似的现代化历程(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被动性)的比较中，提出中国都市文化的灵魂应该是“自我”和它的“生产性”。几十年“国家”大于“社会”的历史使正在发生着的中国都市文化先天具有一些限度，如它的被“阉割”性和它所可能具有的单一性和覆盖性。由于全能主义历史的影响，中国目前“社会”小于“国家”的现状，使中国都市文化先天具有某种“承担”，即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这就是所谓都市文化的“生产性”，而且这也正是建构新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三、对都市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姿态 面对自由、怪异、多元的都市文化现象，与会者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刘士林(南京师大)以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为依据，认为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粗放的文化生产与粗放的文化消费，文化活动表现出身体化、感官化、实体化(非精神性)的特征，取消了人的本质，失去了人的灵魂，人成了一种无根的东西。胡家祥(中南民族学院)提出当代审美文化现状是酒神恣肆，日神失色，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复兴自强的现代化过程决定了酒神精神的盛行，粗犷、粗鲁甚至粗鄙被推崇，细腻、闲雅、温良被排斥。当代文学艺术由于市场的消费需求和个体的宣泄需求更显得浅薄和粗疏。提出审美文化领域具有再度立法的必然性，呼唤秩序、和谐、高雅的日神精神，抑制浮躁、浅薄、野蛮、颓废，回归古典。刘旭光(上海师大)则对此论提出严重置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既无酒神精神，又无日神精神，有的只是赫尔墨斯精神(商业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强力、创造、充满生命力的酒神精神，而不是回归唐宋、回到古典。李逸津(天津师大)认为当代都市文艺的审美走向呈现出平民化、喜剧化、个体化趋势，对都市文艺发展中审美观念的趋同、社会责任与深思的缺乏以及年轻一代审美观念的偏激灰暗提出警醒。 吴炫(华东师大)提出都市文化是培养和建立正常、完整的现代人格的适宜土壤。传统美学把崇高和渺小对立起来，把无私和自私对立起来，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美学原则应该是介于美和丑之间的正常，正常人格应是“奉公而不大公，有私但不自私”，提倡尊重个人、穿越个人，个人装着天下，而不是把个人天下化。贾明(上海师大)则肯定都市大众文化的价值合理性，指出当今都市大众已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大众，现代社会使他们享有平等的文化艺术权力，而把大众等同世俗、与高雅相对立是不准确的。大众文化中也有高雅的成分，高雅文化也要通过市场消费而获得生存和再生产的条件。一些代表指出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欲望、舒适、商业等都市文化关键词的价值，都市提供了欲望满足的更多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都市文化充满了多种可能性，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成果还有待时间的鉴定。 四、都市文学历史勾勒与当代文本研究 都市文学作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当代都市文化的共同特性，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表现方式。因而本次会议在讨论都市文化时除了涉猎当代都市音乐、美术、媒体等之外，对都市题材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作为中国典型的大都市———上海的都市文学面貌又成为代表们研讨的典型文本。王纪人(上海师大)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对上海都市文学地图作出了历史的纵向描绘；20、30年代文学地质层的造山运动，50、60年代丘陵、沼泽地，80年代以来趋于低地化。作为上海的文学研究者，对上海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薄弱之处显示出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反思，认为：尽管近20年来上海出现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作家，但普遍注重具像和细节，缺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并从生活环境和感知方式方面检讨了上海文学不足的原因：上海人在狭窄的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一套生存技巧或身体体验，已潜移默化地指向了他们整体的生命活动。上海人的感知结构、感知图式和生存观念多半循规蹈矩，缺乏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缺少越轨的举动，也就造就了上海文化体制和艺术规范的保守。 杨剑兰(上海师大)则对近年来上海都市题材创作作出横向解剖，指出两种不同取向———怀旧想象与青春物语，即50年代出生的作家想象上海当年的繁华景象、精致生活、遗韵风情；60、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或描绘对物欲生活的追求和欣赏，或表达大都市中青年的迷乱与焦虑。这两种创作倾向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但不无文化取向上的失重和倾斜。前者在贵族气息中失落了现在，后者在另类姿态中颠覆了传统，形成一种新的人类精神的断裂和失衡，也显示出都市题材创作的单调柔弱苍白。呼唤与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学传统的上海都市相适应的、更加丰富、多元、气派的文学将来。 宋立民(湛江师院)以上海作家陈村的创作为个案，审视当代都市文学的特点，认为：当代都市文学浸润于“日常生活之内”，标志着文学从“政治备忘”走向“生活记录”；和先前作家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对都市持批判态度不同，当代都市作家表达出对庞大而丰富的都市的依赖和热爱。席扬(福建师大)认为，都市作为文学的修辞对象与形式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30年代都市没有作为意识形态影响作家，而是作为革命符号。张爱玲也不是都市文学作家，她的笔下都市仅仅作为题材，只是些生活在都市的人。只有新生代，晚生代作家才真正把都市作为想象空间和修辞对象，但他们还不能作为都市文学的全部，只是一部分，中国的都市文学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对都市文学创作的审视中，杨文虎(上海师大)呼吁重提文学对社会的置疑和批判功能。认为：都市化进程是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但对都市化进程中显现和潜藏的社会不公现象，各种强势社会力量的结合假城市建设和现代化之名对无钱阶层、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与剥夺，文学应该给予及时的感应和反映，否则就是治文学者的失职和耻辱，体现了身居都市中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道义良知。 在都市文学创作方面，代表们格外关注都市女性文学，竞相发表意见并展开争论。在女性文学的研究中，既有对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发展的纵向梳理，也有对当今都市青年女作家的文本研究。针对以卫慧以及新近的木子美等所谓美女写作、欲望写作现象，多数与会者认为在肯定其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挑战意义之外，更多的应看到她们创作中的商业市场动机、精神缺乏本质以及对生活真实的背离。但也有代表认为女性文学中的欲望写作是对男权中心文化传统的颠覆，是一种姿态和价值的张扬，并非以对都市女性真实生活的反映为依归。 五、有待解决与深化的问题 此次会议对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讨论涉猎范围广阔，探讨思考深入，争论交锋激烈，获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深入和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一)对都市文化的概念，对都市与城市的区别，还没能给以严格的界定，使得有些争论与思考不在同一个话题与层面上，难以形成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二)对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欲望写作等话题的争论过多，有些游离都市文化与文学的中心主题。(三)对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上，大多仅仅停留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借用上，对中国语境的重视和研究不够。这些方面有的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则是本次会议的枝节现象。 总之，这次“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学术研讨会，荟萃了学术界新老学人对都市文化和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都市文化精神和都市文化价值的探讨，对都市文学的现状、前景和不足的正视，对现代社会审美文化形态的建构性思考，等等，必将促进都市文化这一新的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深化，对都市文学创作的健康平衡发展也将起到启发和引导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