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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在《高老庄》的后记里，特别提到了《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它让我想起《高老庄》的结构，或许就是因为受了《尤利西斯》的影响，《高老庄》也像《尤利西斯》一样，用非常短的时间来写一段被压缩的生活，从而在一种近乎凝固的时间里，不断地向人物的内心空间伸展。故事在大学教授高子路于父亲去世三周年的祭日，携第二任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庄之后展开，一个乡村，一件事情，几个主要的人物，贾平凹铺陈得周密细致，无论是乡村风情，还是背后的文明冲突，内心挣扎，读后都让我们触手可及。在一个这么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却能够把一群人的境遇表现得那样突兀而尖锐，的确是让人惊异的。它检验的是一位作家对事物和生活本身的洞察力。当许多作家动不动就写百年历史，以突出人物命运的风雨沧桑时，贾平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高老庄》中并不注重历史的变迁，而着力于人物灵魂深处的某些微妙变化，着力于用微观的方式来理解生活。我喜欢这种方式。中国人有写史的癖好，普遍渴望在大的时间起伏中洞见什么高大的命题，操用的多半是整体主义、集体主义、神话原型式的写作方式，结果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他们的作品中读到许多惊人的观念或玄想，惟独看不到作家在面对此时此地的生活时那种个人的、细节的、人性的力量，这样的作品除了给我们留下一堆假想的遭遇和事实之外，并无其他的作为。这样的写作是远离事物本身的，它不过是把读者带到一个假想的领域，倾心于那些虚拟的事物，以完成一种空洞的语言冒险，却偏偏选择在当下的、人性的现实中缺席。比起我们周边业已沸腾的生活，这种不关痛痒、无所事事的写作是让人厌倦的，它不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存在的消息，从中我们也建立不起任何真实感。我想起哈维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过的一句话：“信仰生活，也许。”只有那些怯懦的人，那些对实际事物缺乏理解力的人，才迷信生活在别处。一个作家的心灵若是无法在他所生活的现实中展开，他的写作必定是非常可疑的。 我在《高老庄》中读到了一种深邃的、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真实感。他来源于贾平凹对当下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种精神线条的敏感，以及他那杰出的对事实和场面的描绘能力。这首先得力于贾平凹超常的语言能力， 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凝练的，及物的，活泼的，口语化的，民间的，几乎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触及事物本身和人物的内心，这是贾平凹一贯的语言风格。它早在《废都》中便有了整体的效果，只是《废都》有太重的《金瓶梅》的痕迹，并且作者对某些颓废细节有玩赏之嫌，过于沉重的悲凉，大大阻碍了对人自身的想像(比如，《废都》中的女性形象，多是附从而缺乏自我觉悟的，明显的是带有对现代女性的精神误读)。可以说，《废都》是贾平凹转型期的一个激烈的产品。《高老庄》已克服了这些缺陷，在语言的运用上，在结构的严谨上，在对人的精神的想像上，贾平凹的个人性与独创性显得更加突出。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场面，那就是子路父亲祭日的宴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登场了，那个窄小的范围，可谓是乡村的文明及其冲突的一次集中展示。贾平凹的能力就在这么窄小的空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夏与菊娃的关系，子路的应酬，亲朋好友的闲谈，狗锁的死要面子，迷胡叔的神里神气，蔡老黑、苏红、王厂长等人的与众不同，往往经由寥寥数笔或是几句简短的对话就跃然纸上，这是只有传统的白描手法才能达到的生动效果。就贾平凹这种对现实事象的表现力而言，在当今文坛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庆来娘说：“刚才烧纸的时候，你们听着西夏哭吗，她哭的是勤劳俭朴的爹哪，只哭了一声，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几个嘎小子都捂了嘴笑，笑他娘的脚哩，城里人不会咱乡下的哭法么!”大家就又是笑。这一笑，子路就得意了，高了嗓子喊：“西夏，西夏!”西夏进门说：“人这么多的，你喊什么？”见炕上全坐了老人，立即笑了说：“你们全在这里呀，我给你们添热 茶的!”骥林娘就拍着炕席，让西夏坐在她身边，说：“你让婶好好看看，平日都吃了些啥东 西，脸这么白？”庆来娘说：“子路，你去给你媳妇盛碗茶去。”子路没有去，却说：“西夏，你刚才给爹哭了？”西夏说：“咋没哭？”子路说：“咋哭的？”西夏偏岔了话题，说：“子路你不对哩，菊娃姐来了，你也不介绍介绍，使我们碰了面还不知道谁是谁。”子路说：“那现在不是认识了？这阵婶婶娘娘都在表扬你哩!我倒问你，是你给菊娃先说话还是菊娃先给你 说话？”双鱼娘说：“这子路!西夏毕竟是小，菊娃是大么!”西夏说：“这是说，菊娃姐是妻， 我是妾，妾要先问候妻的？”一句话说得老太太们噎住了。子路说：“我是说，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如果是妻是妾，你愿意是哪个？”骥林娘忙说：“子路，子路!”要制止。西夏却说：“我才不当妻哩，电影里的妾都是不操心吃的穿的，却能吃最香的穿最好的，跟着男人逛哩!这回答满意吧？婶婶，子路爱逞能，我这么说能给他顾住脸面了吧？!”骥林娘说：“刚才竹青还对我说，子路的新媳妇傻乎乎的，我看一点都不傻么？”西夏说：“我还不傻呀，光长 了个子不长心眼了!”双鱼娘说：“还是咱子路有本事，能降住女人哩!”没想话落，一直坐 在那里的三婶却呼哧呼哧哽咽起来，说：“子路有菊娃就够贤惠了，又有了西夏这么让人亲的媳妇，可怜我那苦命的得得，只一个媳妇，还是一只狼!”大家赶紧劝三婶，院子里锣钹哐 地一下，悲怆的曲子就轰响了。骥林娘说：“不说，不说，来客了，子路快招呼去!” ——《高老庄》87-88页 这样传神生动的片断，在《高老庄》里俯拾皆是，我不惜篇幅引用，是为了与读者一起欣赏这样生机勃勃的文字。这么有生气的笔触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的，许多的时候，作家似乎都成了冷漠的文字工匠，耽于自我臆想，远离现实，此时此地的人性气息极为贫乏，除了语言的自我绵延之外，多数作家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他们就连再现生活的外貌都已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发现生活内部的秘密了。这是文学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单关涉作家本身的才能，主要的还与作家把自己的心灵置于何处有关。读《高老庄》，感触很深的一点，那就是贾平凹对他所熟悉的生活，所熟悉的人和事，是置身其中的。看得出，贾平凹有文化，有学问，但他的写作依靠的不是这些，他依靠的是那颗敏感的心灵。所以，贾平凹经常会在旁人习焉不察的细节中，读出许多生活的趣味与悲凉。《高老庄》里子路式的回乡之行，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就连我自己，也是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来到城市工作，至少每年有一次回乡之行，家乡的变化的确日新月异，但乡村那种由来已久的社区文明在这个生存正变得越来越艰辛的时代可谓每况愈下，让人心惊肉跳的变异的现代化进程，使穷怕了的乡村也对它充满幻想，金钱与利益深入到了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后一片纯朴之心的全面沦丧。整个国家都在经济大潮中沸腾了，乡村不再是什么宁静的角落，它同样经受着欲望与罪恶的磨碾，而因长期闭抑所造成的无知和蒙昧却没有丝毫的改观，没有。它直接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萎缩，使其遭受着物质主义、荒诞现实、虚无精神的奴役而不自知，也无力自拔。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实的泥淖，只有置身其中且有切肤之痛的人才会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我想起《高老庄》里，贾平凹大量用到了古代的碑文，里面记述了高老庄的先人是尚武、尊神、知礼、高大而孔武有力的，可是到了现在的高老庄人，却清一色是卑琐、短视、矮小的，即便是高子路成了省城的教授，一回到高老庄，他的矮小就显露出来了。高老庄人正在割断自己与先人的传统之间的联系，先人血液里所流传下来的优秀品质正在丧失，这可以从高老庄人把象征先人历史的碑石弃之于茅厕、野地、猪圈中见出。高老庄里生活着的都是些矮人，这一笔，对现代人的讽喻是意味深长的。 高老庄成了当下矛盾、混乱的中国社会的缩影。现代化粗暴的卷入，给我们带来了较为宽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助长了中国民众由来已久的陋习。尤其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我们固有的文明像得了败血症一样，奄奄一息。人日益退化为丧失优雅、教养、尊严、耻辱的活物。这里的缘由，贾平凹没有简单地归结为是现代化的后遗症，或者是民族底气的不堪一击，看得出，他也是非常矛盾的。贾平凹欣赏西夏身上那种受现代教育后的明达、聪慧、隐忍、有教养及富于同情心，也苦苦地追索着传统中最为辉煌大度的汉唐气象，以期找到更为完美的结合点，他让西夏融入高老庄并被当地不同时期的碑文所吸引，也许就是一个明证。这样一个涉及人的内部变革和冲突的命题，定规是困扰着贾平凹的写作与日常生活的，至少它在《高老庄》中是无处不洋溢出来，所以我们读《高老庄》的时候，会有一种拂之不去的忧伤和惆怅，越到后面，这样的感觉就越深。我喜欢触摸作品深处这种精神气息，因为沿着这条线索，很容易就能与作者的灵魂相通。《高老庄》依然是贯注着贾平凹的灵魂力度的作品，和《废都》一样，只是它较之《废都》更为内敛而已。而我担心的恰恰是，读者很可能一下了就被贾平凹细致有趣生机盎然的讲述所吸引，从而流连于故事的表面，忘却故事背后作者的精神跋涉。确实，贾平凹的讲述魅力是无穷的，他本也可以像另外一些作家那样，用纯粹的故事美学逍遥于历史的风情之中，但他却自觉接受了灵魂内部的某种自我折磨，似乎在苦待自己。他那么尽力地去描绘中国现实中他所熟悉和关注的部分，我想原因无他，恰好表明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担的作家。他的写作，仿佛就是为了如何卸下这一重担。这一点，成功地把贾平凹与那些轻松的作家区别了开来。而写作的重担，最重要的是来源于作家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自我觉悟。我想起鲁迅，他的悲愤，他的力量，他的批判的展开，都是源于他对自身为奴的境遇有深刻的自知。不理解鲁迅所处的环境和他对精神黑暗的洞察，也就永远无法理解鲁迅为何会那么沉重和激愤。比起那些直接从西方现代派作家那里复制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等精神经验的写作者来说，我更欣赏与细节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相结盟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活在真实中。 《高老庄》大量描绘了中国的生活及其细节，子路作为一个回乡者，带着外面世界的观念和烙印，可一回到生他养他的高老庄，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现代意识的人，他几乎完全凭过去的生存惯性活着，或许，正是这种惯性，不知不觉在耗尽子路内心残存的梦想。 他的内心一团混乱，高老庄的血液使他在菊娃、石头、娘、西夏之间无所适从，爱，欲望，责任，恋旧，自尊，懦弱……都在那个生存惯性的支配下混杂在一起了，成了子路心中郁闷而难以排遣的结。到最后，他只有一个混乱的想法，逃离高老庄，回到城里去，至于他回到城里以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贾平凹没有写，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必定是进入一种新的混乱。并非子路真的和西夏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矛盾，而选择离开高老庄和西夏，他实在是被他内心的混乱俘虏了，或者说，生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侵蚀一个人的内心，最终把人推向茫然失措的旋涡之中。《高老庄》的结尾不是绝望的，而是忧伤的，就是因为里面贯注着生活内部所固有的矛盾和不安。子路与西夏原本设想的在高老庄生一个孩子的梦想也终止在这种矛盾和不安中了。对子路来说，生活是这样让人提不起劲，而他又缺乏抗争的力量，没落的高老庄已不能再给他提供任何精神上的支援，最后，他连对自己一直在做着的考察地方方言的研究也失去了兴趣，“掏出那个笔记本撕了”，并在爹的墓前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西夏留了下来，这的确是一个伤感的结尾，但并不让人绝望，我把它理解为贾平凹没有放弃对希望的寻求。西夏已经非常清楚，现有的高老庄的精神境况，是浸透了世纪末的焦躁情绪的，欲望和利益深入人心，到处都洋溢着悲哀和破败的气息，真正的希望不可能从中生长出来，但在西夏的心中，却残存着一些弥足珍贵的瞬间；碑文中的高老庄人，天空中的那个圆盘，石头的怪画，白云湫的神秘，蔡老黑的敢恨敢爱……西夏的努力，也许就是为了缝合这些散乱的瞬间，为了让希望能够从生活的隙缝中透出来，她选择了暂时留在高老庄，或许她所能做的也极为有限，但比起子路茫然失措的混乱，西夏的内心已经开始清醒，她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她正在摆脱生存的惯性，走向新的生活。最初，西夏来高老庄的时候，只是被动地卷入一种陌生的生活，及至后来，它已学会用超越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她在完全融入了这些生活之后作出了属于她自己的选择，而她在村民围攻苏红的时候，毅然地站了出来，更是显示出了她内心的决绝。 生活还在继续。菊娃，蔡老黑，苏红，顺善，迷胡叔，石头，甚至像子路的娘这样的平平凡凡的村民，也都在开始新的生活，或者说，他们也在经受着世纪末的焦躁的折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在不断地碰撞，摩擦，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起伏。 贾平凹确实写出了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一面，这种对当代中国的忧患，使贾平凹在进入这些现实时，总是显得极其紧张与不安。看得出，整部《高老庄》的写作，贾平凹都处于紧张、矛盾与不安之中。只有那些背负着重担的作家，才会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有那么详尽的了解。这也是贾平凹的写作中虚与实相交汇的地方，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如何结合得更好。从实的一面说，贾平凹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那种流动的，日常的，细节的生活，被表现得原汁原味，行文也极为恣肆，场面的展开和调度从容而沉稳，尤其是对话，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它除了给我们一种现实关怀的气象外，还起着推动故事和人物内心的进展的作用。所以，《高老庄》不是靠大起大伏的故事情节取胜的，贾平凹的能力表现在他善于从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中发现人物心灵与精神内部的细微差异。在当代，你还很难找到像贾平凹这样能够把生活写得这么实的作家，而且他的实中还充满了生活本来所具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读之一点都不乏味。贾平凹还是那种遵照人物自身的逻辑而很少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人物的作家，要做到这一点，若没有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有着相当的熟悉和忧患，是决不可能的。 如果贾平凹只不过有写实的能力，或者只是把写实写得更为生动一点，那么，我们就很难把他与一般的写实作家区别出来。贾平凹毕竟还是一个有理想追问的作家，即便是备受批评的《废都》，里面的颓靡之气，在我看来，也是理想丧失之后的自我挣扎，比起那些空无一物只有轻松自娱的作家，显然更有灵魂力度。在《高老庄》里，贾平凹对理想的追索，体现在生活实象之后那些务虚的笔法中，他说，这个虚，是为了从整体上张扬他的意象，比如说，小说里写到的石头的画，飞碟，白云湫等等，都属于务虚的意象，虽说它还远远没有达到大虚的境界(我认为，《高老庄》的遗憾，就在于贾平凹进入了大实的境界，而在虚的方面，他还是没有逃脱用意象来象征的思路，把虚符号化了，没有从作品的深处生长出大虚来)，但比起《废都》中那头牛的运用，还是成功了许多。我倒不特别看重贾平凹的虚中所张扬出来的深意，只是我从贾平凹对石头的怪画、飞碟的出现、白云湫的神秘等事物的欲言又止中，感觉到贾平凹的内心保存着许多作家所没有的优秀品质；对世界、对大自然、对神秘事物的敬畏。这是极为动人的。在当下的写作界，多少人都挂着私人化写作的标签，只满足于那点有限的自我意识的绵延，内心对任何事物都不再敬畏，这种夜郎自大的思想最终使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颓废的现实和自我的奴仆，要知道，个人是多么渺小，世界又是多么的无边无际、神秘莫测啊!我对那些内心没有任何敬畏感，而轻易就把自我中那点微小的经验当作终极的作家，历来就充满厌倦。 《高老庄》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感慨良多的话题，写作此文时，我分明感到了表达的困难。但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到达事物、生活和世界的核心与内部，而不是远离它们。 [作者简介]谢有顺，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等。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