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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思想随笔在中国大行其道。尤其是远在南羊城的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之一的林贤治先生颇受关注，三篇文章《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四之魂》、《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引入注目。谈到近年的散文创作，林先生最为推崇王小波、一平、苇岸、筱敏和刘亮程。林先生的观点我大都赞同，但是我认为他至少遗漏了两个半重要散文家，第一个就是史铁生先生，第二个就是鲍尔吉·原野先生，另半个就是学者朱学勤教授。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幽默、朴素而富有人性，对自然和人生的迷恋和感悟比刘亮程更宽泛，同时又不乏现时关怀。其代表作为散文集《掌心化雪》。朱学勤先生则是国内治思想史的一流学者，其学术论文大异于传统的学院派，不仅思想深刻、逻辑缜密，而且文笔优美，乃至于有“美文”之嫌。他的散文量虽不多，但诸如《小概率事件》、《火车上的记忆》、《平静的坏心情》等等却独树一帜，其文选《书斋里的革命》大受知识界欢迎，故称其为半个散文家。 早些年我只读过铁生的一篇散文《我与地坛》，但印象极深。其时，我在内蒙和北京两地奔波，每一次回内蒙的必修课就是文化沙龙，三五好友同时邀请名媛淑女饮酒读文。钱理群、秦晖、徐友渔、鲍尔吉·原野、朱学勤的文章轮流下酒。《我与地坛》是在草原上蒙古包里由主持“内蒙新闻联播”的两个主持人轮流读的。“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一字一句敲在人的心坎上，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也就因为这篇文章，我执意去拜访铁生。谈到他的写作时，铁生说，“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那种对上苍的每一种赐与都心存感谢的心态感人至深。不便打搅时间太长，我向他索要《务虚笔记》一书，他非常庄重地签上名字，先给我的司机递上一本，然后才递给我一本。临走时，憨憨地一笑，真诚地说：“走好，慢一点。” 我全面阅读铁生的作品，始于他的新著《对话练习》，该书囊括了他所有的散文精品。该书虽然没有直面当下的现实，也没有理论和主义的缠绕，但却直逼人生、直逼人性、直逼人的灵魂，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铁生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就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争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目。”他很早就认识到，“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尽管他也想到过死，但哲学般的生死观解放了他，让他身残却心智健全，这一点要比芸芸众生虽有健康的体魄却心智并不健康的人可贵得多。在《给盲童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谁说这不是一种境界？ 正因如此，才焕发出他对生命无比地热爱。他幻想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他最喜欢的运动是田径和足球，他能随口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他说：“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过程才是生命，两端全是死亡，他敬仰西绪弗斯。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最痛心的事是：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因此他才多次呼吁发起一个“百名文化名人拒穿羊绒衫运动”。表现在爱人方面，正好有他在《悼少诚》中淡泊从容的文字为证：“最后听到少诚的声音，是在去年的除夕夜。他打来电话，问我干嘛呢？我说看电视呢。他说好看吗？我说咳，看看呗，你干嘛呢？他说和了一天泥，真冷，这会儿喝点酒。就你一个人？大过年的，吃什么？煮了一锅肉，快熟了……。” 其实，文学、艺术、思想的本质是相通的。在铁生的文字中，表面上对社会现实没有发言，但骨子里同样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说：“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有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她游街，或对她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这难道不深刻？ 对当下的文坛，他同样痛心疾道：“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时，文学经常沦为艺妓的表演!”关于所谓“玩文学”的人，他同样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世上的事，一旦不认真就可怕。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惟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文学的真义在于追求精神自由和宣扬真、善、美，人类最高的理想是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 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作家中，能达到铁生这样精神境界的人真可谓凤毛鳞角。难怪乎贾平凹式的“腐朽”、王朔式的“反动”和余秋雨式的“矫情”会泛滥成灾。 真是愧对史铁生啊。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