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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期刊《当代》，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社会掀起思想解放大潮之际应运而生的纯文学杂志。创刊于1979年6月[1]，头两期由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孟伟哉领导，加上李景峰、叶冰如协助，三人小组完成[2]。之后，人文社派副总编、著名作家、理论家、编辑家秦兆阳挂衔担任主编，孟负责日常事务。《当代》隶属国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它出版之日起，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正式出版当代部分重要作品前的一块体面的园圃，许多作品先在这里刊登、展示出来，由这里走向读者，让他们先睹为快，请他们品味、评议，而后才正式出版成书，走向大众市场。所以回顾新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当代文学作品实绩时，勿忘《当代》杂志曾经承受的重压和发挥的作用。 《当代》杂志于1979年出版了3期，1980年出版了4期，这7期都标明为文学季刊，从1981年第1期(总第8期)起正式确定为双月刊至今。首任主编为秦兆阳、孟伟哉[3]，秦逝世于1994年10月，朱盛昌自1995年第一期起接任主编，1997年第2期起主编为陈早春、何启治[4]担任，2000年第1期起由陈早春任主编。 《当代》二十余年中，没有大起大落的态势，没有惊世骇俗的举措，而始终保持恒定沉稳的发展势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编辑部才被穷途末路的危机感所震动，开始自我反省。2000年的新千年到来之际，从第1期开始设立作品拉力赛，每期一站一赛，评出分站赛冠军，等待年终进行总决赛，评出第一名，奖赏10万元。这是否就能改变《当代》在文艺市场中竞争日趋激烈所现出的颓势，目前尚难预料。 现实主义道路 在全国众多文学期刊中，《当代》杂志是最坚定、最执著地捍卫现实主义这面旗帜，并且在这面旗帜下为当代文坛奉献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出力最多的一家。创刊伊始，《当代》就奉行“贴近时代，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办刊宗旨[5]，屡屡强调“时代感和现实性”[6]，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和机会中标榜“现实主义”[7]。19 85年第6期《编者的话》称：“今后将继续坚持以反映当代生活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它的这一主张其实贯彻在《当代》的二十余年之间，始终不渝。《当代》以不倦的姿态近距离地一味书写着伴随新时期社会发展所凸现出来的改革进程、转型现实、人物心态及人生百味、社会万象。 《当代》如此专情“现实主义”是有来历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成立[8]的、对全国文学界具有“创作导向作用”[9]的国家出版社专门刊发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当代》接受中宣部的监督和国家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文艺政策在刊物运作中的一个样板，而杂志社也自觉地维护国家权益并配合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径。它必须传达政治理念，遵循“二为”方针，坚持“现实主义”(有时还用了“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这一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必然要在刊物具体的编辑中得以贯彻和体现，正如何启治一段话所说的：“人文社自建立起，可以说就确定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办刊方针，也就是说要出版那些能表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大书，倡导的自然是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如此，‘文化大革命’后的二十年更是如此。在创办《当代》杂志过程中，我们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直面人生，贴近现实’。”[10]这是《当代》杂志首先无法避开的。《当代》自创立至80年代中期前后，正是社会处于具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的共名时代，人文社及《当代》编辑部刊发了不少与社会主流(主旋律)话语吻合的作品，最典型的当推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表达了对于国家改革的有力支持，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这是他们“实践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的首义责任”。尔后又陆续发表、出版了柯云路的《新星》和《京都三部曲》的两部，这里还是宣传对改革的赞许，但已流露出迎合社会、迎合大众的心态。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市场化逐渐波及到诸多角落，文学进入“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无名时代[11]，官方出于政治需要，鼓励“五个一工程”等，直接宣扬主旋律，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代》发表了《人间正道》等反腐倡廉作品，但此时的作品远没有展示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从而也削弱了知识精英对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再者，“现实主义是主编秦兆阳制定并为编辑部长期坚持的办刊宗旨”[12]。《当代》的第一任主编之一——秦兆阳，是“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和奉行者，他曾在50年代中期主持过《人民文学》，为匡正当时创作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文风付出过心血，他曾以过人的胆识发现、扶持了一批年轻作者，刊登了不少写真实的、带有泥土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坚持反映生活真实，还结合办刊的经验教训，以“何直”这一笔名亲自撰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大张旗鼓地宣扬现实主义精神。尽管秦本人的理论文章及他刊发的新人新作在后来的运动中受到批判，但新时期以来秦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受到赏识、任用。至1994年10月去世，秦兆阳主编《当代》达15年之久[13]，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刊物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要多样化，但他更看重那些朴实厚重的作品，反对在刊物上发表那些过分缺乏思想内容，单纯在形式上耍花架子的浮华之作”[14]。“他强调《当代》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15]。诚如斯言，秦兆阳文学思想和编辑思想的核心是：“对文学现实主义的坚持、倡导和革新”，《当代》“始终不渝地坚持现实性(也可以叫做当代性或时代性)、群众性，……这正是它的主编当年主持《人民文学》刊物时的文学思想、编辑思想的继续、发展”[16]。秦的后任朱盛昌、陈早春和何启治，也都恪守现实主义精神，连贯性地提倡贴近现实，反映时代生活。1997年第一期登载了《当代》主持召开的现实主义问题座谈报道，其中提及现实主义“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吸收各种文学流派和各种探索的积极成果，使得自己心胸更博大，思想更深化，道路更广阔，以便孕育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可看出编辑部对现实主义拓展的向往。会上，朱盛昌认为现实主义应是流动的，开放的，提倡多样化的现实主义。何启治也认为要倡导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现实主义。杂志社专门就现实主义的拓展讨论过、研究过，朱、何都提倡多样化、鼓励艺术探索，但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整个刊物会有奇迹般的改观，而且以他们长期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浸泡下、熏染下，在体制的约束和规范下，对刊物的编辑策略都无法摇撼丝毫。还要加上他们的教育背景、审美口味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启治坦率之言：“由于年龄、性格、学养和经历等缘故，我对现代主义的东西，就不如对现实主义的东西那么喜爱。”[17]可见，朱、何二主编虽然与前主编秦兆阳在观念上或有超越，但仍未脱偏狭现实主义轨道，最多只是现实主义阵营下的分歧，他们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当代》的现实主义单一色调的主导精神。何主编的一段话很能代表他人，也是《当代》杂志几任主编的主要精神取向。其中流露出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倾斜、偏爱与执著和对现代主义的总体不容，他说：“对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们并不排斥，但我们不负责提供试验田。我们要的是那些把现代主义的精神融入现实主义主体的作品，像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家族》。”[18]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与《当代》的办刊策略有关。在大陆活跃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当代》的发行量一度达到55万册(1981年第1期)[19]，虽然有所下降，但在1987年初订数还由1986年的近二十四万增至近二十九万册[20]，它算得上是一份长时间广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它公开宣称：“《当代》属于读者”，而这读者是“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商各界”[21]。它通过读者参与评奖、一期期《读者之页》及时传递广大读者的心声，多途径、多渠道地拉近与大众的联系，及时疏导和读者的隔阂，坚决走群众路线，把服从大众、服务大众一直视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它不只一次地明确提出：“刊物是办给群众看的，群众是刊物最权威的评判者。”[22]因此，《当代》着力于营造“民族化、群众化”的中国特色，鼓励作家“创造出富于民族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符合中国人民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符合新时期时代发展需要和前进步伐的作品”[23]。《当代》这一“人民刊物”努力建构与普通大众的亲密关系，不仅在内容上多反映广大读者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在形式上尽量显得浅俗平易，办得雅俗共赏，发挥娱乐、审美、教化等作用，与可观的刊物销路这一现实利益也是分不开的。给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大众阅读，自然还是以故事性、真实性、时代性能抓住他们的心，于是注重形式探索、走实验前卫之路的作品自然让路给现实主义作品，让位给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为主的写实、纪实、报告类作品。我们在《当代》这份杂志中明显感到，现实主义作品，写实、纪实、报告类作品占了大部分篇幅，支撑起刊物的半壁江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中国这样基本上还未脱贫的农业大国里，相信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的，也与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口味相近，而伴随着后工业现代化的到来出现的精神迷惘、心灵异化并不能主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还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国人。现代主义作品一度在中国十分盛行，但毕竟是少数人通过翻译文学接触到的，它的接受者还是十分有限的，与广大处于文学边缘地带的劳苦大众相距甚远。《当代》打现实主义品牌不能不说有它的现实考虑，也与它对中国国情、民风的体认和把握相关。何启治在回答《当代》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时就说：“我们认为在五十年内，中国的文学主体仍会是现实主义”，这是依据“对中国文学的现实和未来的判断，是基于对时代本质的认识”[24]。 可以说，刊登现实主义作品是一件十分保险、十分安全的事。不仅大多数读者能接受，销售量有保障，而且，这类作品赢得不同身份、不同阵营的人士的好感，这也就保证了连篇累牍地刊登现实主义鸿篇巨制的《当代》有望屡屡得奖。得奖多少虽不是衡量刊物办得成功与否的标准，也不能作为评判作品好坏的惟一标志，但是作为“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创作为组织选题的重点[25]”的国家出版社主办的名刊，作为长期的“得奖大户”，《当代》不能在全国文学作品评奖中得到重要的评项乃至大部分的份额将会被视为非同小可的事件，虽然出版社、杂志社似乎没有明确制定出必须获得多少奖项、占有多少得奖比例，但是必须尽可能地多得奖恐怕是任何一任领导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特别是对于曾经垄断全国长篇小说的大部分出版数，得奖比率非常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不会、不敢轻易让其它出版社、刊物轻易染指这块大蛋糕，即使偶尔失手，暂时丧失一小块阵地，也要想方设法去抢夺回来。这种非艺术因素的侵入，使得《当代》这样的大刊也不能免俗，总要腾出一定的精力来搜寻有望得奖或有培养造就可能的作家作品，身为《当代》的负责人之一的何启治对此就曾表露过苦衷、困惑和不无忧心[26]。 不管怎样，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是人文社与《当代》过去坚持、现在坚持、将来还继续坚持的惟一方向，这是肯定的。不管如何表白他们同样欢迎作家的艺术实验，欢迎不同风格的各种文学作品，怎样强调“提倡多种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兼收并蓄以及多样化表现手法，适当地吸收借鉴，以求不断创新、改进和提高”[27]，终归也只会是极有限度的改良姿态或者是似纳实拒的表演技法。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声明曾经刊登过《钟鼓楼》、《蛇神》、《我之舞》、《大气功师》、《赤彤丹朱》《疼痛与抚摸》、《城市白皮书》、《新西游记》《廿五世纪的人》和《喜玛拉雅》[28]等所谓探索性作品、科幻作品，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总体上、实质上的现实主义色彩，它的朴实、凝重、严肃的艺术风格。如果当代刊物仍然归属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管辖，如果《当代》仍然是国家第一大出版社的一份刊物，那么它就绝对不会、也不容许变色，绝不可能是多种色调并存、融汇，这至少是眼下还在上演的客观剧目。《当代》曾经鲜明表达过，它坚持主旋律，同时也提倡多样化，但它总给人单一色调的印象：只唱主旋律，难以多样化。这不是读者、作者的误解，而是它总体上、本质上传达出来的气息。它用一种色调压住多种色调，用一种声音盖过其它声音，用一种风格代替了其它风格，这是它既不得已为之，也一直无意抗拒之、挣脱之、丰富之、发展之。在《当代》发表小说处女作《呓语》(1993年第2期)及其后的《热狗》的徐坤在与《当代》编辑打两次交道后得出这样的印象：“《当代》比较注重写实的传统，注重讲故事，能把故事讲得好，讲得圆满，作品就成功了一半。”[29]这的确说到点子上了。“坚定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多出版一些反映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优秀作品，为弘扬民族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的贡献”[30]，这差不多成为创立于1951年3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当代》的固守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苦思冥索，与它的倡导者、支持者、执行者的初衷或许不尽相符，恐怕也不会是日益开放、强大的国家政权所意愿的，而是它的部分操办者错误地理解和本能地限制了现实主义，过分严格地束缚了自己，习惯性地抑制自我，扭曲自我去顺从、迎合旧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的潜在结果，这不能不影响了它的开放和拓展。也许在共名时代，主题、意向显得相对集中、专一，“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文坛的现实主义声音足以绝对强大的气势压过其它声部，《当代》就没能意识到自身还能会有什么样的缺陷，但是到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31]，《当代》企图还以独一的声音继续领唱下去时，才发现那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萧索。《当代》陷入被动境地，这里的原因可能多多，但它多少年来无视现实的变化，冷漠、僵化、迟钝、自闭，也应该列入检讨的内容里面。 在世界文学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现实主义的发展高峰。20世纪以降，现实主义仍在向前推进和进一步深化，出现了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多元化”[32]。这些多元化语境下诞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广采博取包括存在主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新小说等流派的艺术营养，在开放中创新和发展，重新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60年代逐渐摆脱困境，在70年代走出低谷并日渐出新的繁荣。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下半叶时曾经有过长期与世界文学的疏离，仅有的借鉴来自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处于半封闭状态。新中国文学延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统现实主义，“大都注重从社会政治这个层面上反映生活，使人们常常沉醉于一般的社会生活境界而不能自拔与超越，以致把审美视点停留在对现实的通俗的社会学分析方面。由于功利主义的观念的干扰，传统的现实主义常常带来为服务于某种教化目的和囿于某个观念的宣示，无法创造出超越有限时空的形象”[33]。秦兆阳沿用正统的现实主义的观念来领导《当代》，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孤高、慎独和本分，又有“延安精神”的深入骨髓，加以20年的谪居、放逐生涯已被磨尽了思想锋芒，习惯于孤寂沉静的自我抑制，没能在新时期获得真正的精神和思想解放，于是《当代》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方向，给人的印象总觉得偏向于守旧的、传统的、狭隘的，它对待现实主义显得十分拘谨、孤立，缺乏借鉴他者、融合新质、为我所用的气度，并加以推陈出新和开拓发展，因此，现实主义在《当代》这一阵地上日渐现出颓势，陷入局促的困境。好在90年代后期，《当代》开始醒悟，并着手进行改革，成效如何，有待各位看官关注。 繁复而单纯的栏目 在《当代》创办22年130余期(含各期小说增刊)刊物中，它的栏目设置既有过繁复多样时期，也有过单纯固定阶段。和两家同样创刊于1979年的大型文学期刊《钟山》、《花城》相似，也许是长久处于文化荒漠状态，编辑急切想把曾经封闭、久违、断裂了的祖国文化遗产，或一度疏远、偏离了的港台文化、西方文学以选载、选登等方式融入栏目及版面设计之中，唤起读者的求知欲望。他们在刊物初创期都有把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一股脑地拼贴到一起的企图，所以，我们感受到《当代》在最初阶段栏目设置中体现出来的中西合拢兼顾、大陆与港台杂列并陈的特色。而且编辑还迫切地要把各种门类、花样塞给读者，他们注重栏目多样化、丰富性，这大抵体现在1979年至1981年，《当代》的栏目曾设有：(话剧、电视文学)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短篇、中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选载，诗歌，散文诗，短诗一束，报告文学，散文，杂文，小品，回忆录，访问记，游记，特写，文艺论坛，创作(杂)谈，序与跋，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港台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西德短篇小说选，法国短篇小说，等等。此后，港台作品、外国文学译介的专刊出现，《当代》设置的栏目相对减少，稳固下来，大致维持在几个认定的板块，无非是：小说，报告/纪实/传记文学，散文，诗歌和评论。偶尔，略有增加或变化，如穿插几期影、视、剧剧本，如在评论栏目中增辟谈艺录，如1985年一度恢复了港台作品选登，但很快就难以为继。归于静寂，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的专门刊登大陆当代文学作品的阵地，《当代》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并且开始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普通读者、人民大众输送口感平和、量足质优的精神食粮。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闯入，刊物销售量的普遍滑坡，许多刊物关、停、并、转，直到1998年，《当代》恍恍惚惚地朦胧醒来，茫然地审视过去，进行了形式上的微乎其微的转变，在一如既往的板块中适当地陆续添置了部分专栏，它们是：直言，民间文学社，请君批评，旧文摘，新民间文学，网事随笔，当代往事，文学月报。 这些栏目的设置，一改十几年不变的老面孔，多少给人些许新鲜的意味，但仍显得生硬、刻板、牵强，并没有给全局带来多少改观，更谈不上什么质的提升和扭转。《当代》如何顺应市场转化，如何跟上读者新的需求，如何在新形势下，能在名刊强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抢占21世纪的文化市场高地，立于不败之地，它的革新显得尤其重要。但编辑部似乎还没有稳妥可行的对策，而是流露出多年来等待、顺从国家规划思维凝固的弊端，应对乏力，措手不及，没有章法和招法，找不着变革与创新的出路、途径。 仅以《当代》由始至终存在的五大基本栏目流布来看，散文无可无不可，理论不关痛痒，大部分是就本刊发表的作品的讨论综述或诠释，诗歌值得一说的是，它在其它大型文学杂志都不登或坚持不下去的情形下，始终不渝地办下来，使得《当代》二十余年来勉为其难地保持着外表的完备、齐整的各类栏目、门类，有股执著、坚韧的劲头，显出几分不同寻常，但要说有什么特别价值，也确实谈不上，诗歌一直处于不激不荡的状态，并无活力可言。 《当代》经营最为得力的当推报告文学这一栏目，长胜不衰，不断掀起一次次高潮。《当代》以它近距离扣准时代命脉、贴近现实生活的超凡功力，迅捷摄取生活中最动人的色彩和乐章，描绘出生活新貌、时代特色，反映了时代错综复杂的各个侧面，暴露出现实中深刻尖锐的矛盾，也捕捉了人物内心的涓涓柔情的闪瞬间。《当代》总能及时地从当下现实中提取素材，发表颇有现实意义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运用全景式、全方位的大视角，展现大历史，宽厚深广，从与“四人帮”做斗争的“文革”晚期到“四化”建设的号角唱响九州大地，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到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一直延伸到世纪交替的今天，展示了社会百态、人生万花筒，篇幅由中篇到长篇不等，题材有关注当下生活的，有跨越不同时代的，前瞻、后视均有，俯仰兼容，有对某一现象的剖析，有对人物族群的扫描，有对自我的探讨，有对民族、国家的忧心，有对体制的警示、反省，有对英雄的颂扬，内容缤纷，扣人心弦，气势恢宏，场面浩大，既抓住了时代热点，与刊物的现实性、时代性、真实性的宗旨亦相吻合，同时也紧紧吸引住广大读者的注意力，因为这里面大多是与人民大众所息息相关的话题，是些关乎民生疾苦、天下苍生的大事。这些作品可以构成我们新时期文学的大半部报告文学史。这些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择其要者，有：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命运》(杨匡满、郭宝臣)，表现改革人物、改革动态的《励精图治》(程树榛)、《热流》(张锲)，讴歌女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鲁光)，描绘驾机起义的独特人物的《黄植诚少校》(刘亚洲)，记录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问世经过的《播鲁迅精神之火》(何启治、刘茵)，抒写多民族聚居地维、汉人民手足情的《塞外传奇》(孟弛北、张列)，介绍当代活雷锋朱伯儒先进事迹的《因为我爱……》(刘宾雁)，对海南倒卖汽车的报道与思考的《“世界第一商品”》(理由)，审察民族宝贵遗产的发掘与保护的《失去了，永不再有》(乔迈)，以拼搏精神感染了无数读者的《超越自我》(陈祖德)，观照中学生生活及内心世界的《和当代中学生对话》(肖复兴)，多方位、客观地剖析出国潮这一热点问题的《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在一片赞扬声中着重揭示体育弊端的《强国梦》(赵瑜)，悲歌与赞歌交织成的中年知识分子命运交响曲的《国殇》(霍达)，描摹形形色色个体户兴衰沉浮及心灵历程的《前门外的新大亨》(罗来勇、陈志斌)，反思“文革”悲剧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从抗战的另一侧面赋予滇缅战役新意及深度的《大国之魂》(邓贤)，充满紧迫感、危机感、忧患意识的国土报告的《黄土地，黑土地》(马役军)，蘸着血泪写下的实干家踉跄足迹的《天地人心》(正言、爱民)，关于鸦片战争的回顾与思考的《昨天》(麦天枢、王光明)，全面审视中国知青运动及“文革”世情的《中国知青梦》(邓贤)，以沉重笔触叙述贫困地区失学者遭遇的《“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从中国发射澳星的悲壮场景中透视本民族灵魂的《澳星风险发射》(李鸣生)，触及中国版权话题的《走向伯尔尼》(吴海民)，记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的《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以难能可贵的勇气敲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警钟的《淮河的警告》(陈桂棣)，从个人亲历、目击的回忆穿起家事国事天下事并触及幽微人性的《点点记忆》(点点)，叙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地球上的最后秘境》(马丽华)，记写神秘之旅的《流浪金三角》(邓贤)，等等，这些作品及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热点、现实问题，可读性强，很富感染力和震撼力。每当《当代》刊登出这类作品时，总是很快从《读者之页》中获得反馈，极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和赞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从报告文学这一栏目来说，《当代》非但没有落伍，而是与时代同步前进，走在其它刊物的前面。 差不多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晚期，《当代》最倾注心血的恐怕应数小说栏目了，《当代》往往也自豪于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以及与人文社一起发表、出版了多少作品，获得多少奖项，占获奖多大的比例，以至于作出这样的结论：“围绕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当代》杂志的这些作家作品(指优秀小说和纪实文学——引者注。)可以说，是中国当日社会主义文学变化发展和时代色彩的一个概略与缩影，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为过的。”[34]情形果真如此吗？客观地说，二十余年来，《当代》的确一直把发掘、刊登优秀小说作为重要的职责，当成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出应有贡献的份内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然而，差强人意，成绩并非那么喜人。它的中、短篇小说漫不经心罕有名篇，谈不上精采，在《当代》骄人的成绩面前逊色不少。长篇小说倒是人文社、《当代》长期精心制作的传统项目。但我们纵览《当代》二十余年来的长篇小说，名篇佳作又确实屈指可数。我们通常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作者的文学水准的当推长篇小说成就，而对于当红的重量级刊物来说，对长篇小说的投入与产出或许也关乎整个刊物的总体水平和命运。从这方面而言，《当代》为长篇小说的出笼、问世是付出了惊人的心血和汗水的，可谓不惜血本、不吝代价，并且有着长远的作者培养构想和作品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我们从人文社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对《保卫延安》的推崇，第二任社长巴人对浩然的提携，前领导楼适夷对《大波》、《死水微澜》的识拔，老社长严文井对陈祖德《超越自我》的扶持，主编秦兆阳力荐《青春之歌》和《芙蓉镇》，孟伟哉对《故土》倾注心血，总编辑韦君宜对王蒙的奖掖，对《将军吟》作者的赏识，为《沉重的翅膀》的遮风挡雨、力排众议[35]，我们不能不为人文社及《当代》的负责人促使当代作家创作出优秀动人的作品的行为所感动。我们更为人文社会及《当代》编辑部优秀作品的得与失的喜悦与痛心所震撼。何启治为失去张炜的《九月寓言》[36]的懊悔与对作者的真心补过，对错失英年早逝的路遥的《平凡世界》[37]的痛心疾首、不堪回首，他用了“很不幸”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简直如同丧失知交、亲人或做下了不可饶恕的事件一样心寒和悲凉，对《古船》的据理力争，勇立军令状，不惜得罪社长、主编，被免职去权，他“彻底忘却个人利害、得失”，促使《白鹿原》的顺产，确立与作者“共荣辱、同进退”的编辑品格，又对审阅《白鹿原》油然而生的幸福感，实在令人怦然心动[38]。《当代》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与官方主张的主旋律并不能等同，其中包含着编者回归“五四”关注时代、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向，包含着知识分子尚存的可贵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这方面《当代》以史诗般的《古船》赢得人文知识分子的赞赏，作品不用教科书的形式演绎土改等历史时期，而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判断尺度，写出人性沦丧、兽性肆虐的丑陋狰狞，等等。90年代的《白鹿原》及后来的《尘埃落定》，都与《古船》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这些都堪称人文社和《当代》的杰作奉献。很可惜，这样的杰作对于二十余年致力于当代小说制作的大出版社、大刊物来说实在太少。我们纵观新时期以来人文社及《当代》在长篇小说上的成就，的确感到与胡德培的自评[39]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它们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中4部入选(占三分之二)，第二届中两部上榜(占三分之二)，第三届、四届、五届(分别占有五分之一、四分之三、四分之一)都各有作品捧杯，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获奖作品数不胜数，但这些作品就能堪称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吗？它们有多少会在文学史上长久存留？我们不能要求它们刊登、出版的篇篇是精品，推出的作家个个流芳百世，但是，对于自诩或基本认可占据当代长篇小说半壁江山的国家出版社、国家级刊物的成就[40]是不是不太相称？坚持发掘和推出植根于生活大地，对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史诗性描绘的现实主义杰作，这是没有错的，可悲的是《当代》总体上观念的陈旧、狭仄、僵化，外在的或人为的拘禁和控制。这么多年，《当代》偕同人文社，把长篇小说以及大部头纪实作品都算在内，也就造出一个邓贤，捧出一个柯云路，留下几部长篇，如《古船》、《活动变人形》、《南渡记》、《白鹿原》和《尘埃落定》。辉煌何在？成绩如何煊赫？这能说是当今社会主义文学的概略和缩影吗？这二十多年来国家出版社和人民刊物所取得的成绩能使我们自满自足吗？ 缺憾与期待二三 《当代》成了“得奖大户”，在荣耀与光环掩盖下，遮蔽了许多本真与事实，使人不免得出隐藏致命缺陷的错误结论。《当代》表面的繁荣早就种下了危机四伏的根苗。 《当代》每期必推出新人新作，看似充满生机与活力，但许多作者转眼间成为过眼烟云，飘零，失落，在强刊如林的当代文坛上过早地枯萎。 《当代》自以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却走在一条与当今世界文学中不断拓展、开放的现实主义相悖离的无望小径上。试问，《当代》只有王蒙、刘白羽、周而复、魏巍、刘心武，只有郑义、郑万隆、李杭育、刘亚洲、柯云路，只有《纪实与虚构》、《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而没有新时期一长串颇具实力、成绩斐然、扬名海内外的优秀作家的名字和名篇，如张贤亮、邓友梅、高晓声等“右派”作家，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等知青作家，没有铁凝、残雪、严歌苓、池莉、方方、陈染等女性作家，没有刘震云、莫言、朱苏进等军旅作家，没有马原、格非、余华、苏童等探索作家，没有势头正健的“60年代作家”，没有颇具颠覆解构意味的“70年代后出生作家”，能说《当代》已经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吗？能与《当代》所处的地位、知名度相匹配吗？ 我们以为，对《当代》的宰制与捆缚实在多矣。《当代》诞生于北方大地上，天然地秉承了更多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因子，具有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志向，但它长期更多地囚禁在一个相对封闭、凝固的小农作坊式的空间里耕耘、制作，不问外界的变更，不注意转型期市场交换中的出奇制胜，不懂得竞争的创新，只是以自己的忠厚、朴素、本分默默地生存着。它注重传达民生疾苦，以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注黎民百姓，以议政、谏政的方式参与国是的报告和讨论，融入主流文化的网络之中。长期主编《当代》的秦兆阳，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坚韧、执著，有时显露出的是回避、刻板和拘谨，他对《古船》、《白鹿原》等杰作的过分挑剔，对于《九月寓言》的排斥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当代》烙上鲜明的秦兆阳的印迹，正如刘心武所说的，曰：“秦兆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象征着《当代》这刊物的性格。”[41]秦主编自述：“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本性难改。”[42]他还写道：“参加革命以后，党又培养了我这种‘认真’的性格。”[43]这种爱较真、认死理的性格，既给他带来了荣耀，也几乎陷他于毁灭的境地。在对外界的政治险恶尚怀赤子心肠毫无戒备的时候，秦主编坚信自己的判断，执意于自己的行动，在1950年经手刊发了肖也牧的大作《我们夫妇之间》，这部作品率先对新生的共和国发出警醒之声，最早在当时的一片和悦中融入一点儿令人深思的苦涩，与当时的颂时代、颂英雄、颂党、颂领袖等主旋律不相谐和，尽管篇末仍未脱简单化的喜剧处理套路，但终究也使得作者和编者都脱不了干系，酿成大祸。今天再读这一旧作，仍不能不使我们重温到非常清新、纯净的文化底蕴[44]，仍使我们对秦主编的眼力赞佩不已。秦主编后来在《人民文学》上的大动作及针对文坛的陋习所发表的言论，大胆针砭时弊，扶植了一批文学新人，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迹。紧接着的悲剧却出乎意料之外，对当事人的打击实在不容低估。秦兆阳回忆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写道：“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45]正是这种失去组织，不被自己人所接纳，所信赖，真诚不被理解，反而遭受贬谪，使他陷入极度空虚中，曾以拼命工作来抵御。虽然秦在广西柳洲并没有受到多少皮肉之苦，但是精神的重创却难以弥合。或许，正是几番煎熬折磨，那个敢于开时代风气，敢于以自己的才识开拓进取的秦兆阳就此消失了，“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了。让我们来对照秦去世之后，旧友、同人及弟子们对秦主编的回忆文字，这里既记叙他在柳州的境况，也画出他复出后的精神状态，有说他“迂”且“呆”的，“他那专注于某种事物，其他都满不在意的冷漠外形”，“严肃”，“他太寂寞，内心太孤独了”，“落落寡合”，“千里行程，他总以同一个姿势坐在汽车前座，默默地抽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窗外，似乎不愿放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同志们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46]；有说他“素性落落寡合，特别是，跟某些人实难相处”，或“尽日埋头苦读《鲁迅全集》”，或“随意磨石，刻印名章”，或“闷声不响”，悄悄地进行创作[47]；有说他“深居简出”，“衣履简朴”，“温厚谦和”，“喜欢安静，不喜欢吵吵闹闹”，“冰清玉洁”，“固守文学事业之真诚”[48]；有说他是“一个思考型的文化人”，“清贫、守本、敬业、乐群”，“简朴”，“清高”[49]；还有这样叙述的，“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对社会的使命感极其强烈”[50]；有说他“清矍”，“温文尔雅”，“好像是未经社会磨损的原生态书生”，“他很少笑出声，更没有见他大笑或狂笑，似乎这对于他，是不可能的”，“他除了绘画写字，可以消闲养性，再没有什么爱好和娱乐。社会交往很窄，总是别人去看他的时候多，他自己总是老守田园”[51]。以上的引言，或许能归纳秦的性格及为人，这是一个内敛、孤高、沉思、寡语、严肃、认真、耿直、不善与人相处和交往的人，这是个封闭的、专注的、单一的、古板的文人，这些个性特征决定了他骨子里的较不包容，较不灵活、较难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创造，缺乏协调兼顾的能力，视野有限，信息闭塞，较迟钝，不敏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当然，这类人由于苦思冥索，艺术气质浓厚，且用心专一，往往或能在某些冷僻的、不为人所知的领地里有一番作为。秦兆阳不能决定《当代》的一切，他的性格也不能说就主宰了《当代》的发展，但是，《当代》最主要的制作阶段基本上是他主持的，而且，他也是与何启治一样都是专职搞编务的决策和执行人，这又确实对《当代》起着无法低估的核心作用。如上所述，以秦主编的性情，曾在50年代捅过漏子，把另一国家级刊物《人民文学》推向办刊史上的峰巅，自己却被无辜戴上右派罪名，换来20年流放生涯，但他在新时期生命力终于没能再迎来勃发的璀璨和光彩照人，他的确太孤苦，太沉寂了，再经不起折腾和颠簸了，曾经有过的“灵魂仍无所依”、“生命仍无寄托”的重创使他以泪洗脸，撕心裂肺[52]，使灵魂深处发生了激烈的交战，在政治重获新生时并没有消除精神的失意，洗刷掉沉重的耻辱，所以求稳趋静，所以淡泊明志，在市井中归隐，生活在自己的心灵、内心世界中。真不知道晚年的秦主编，有多少人能与他志趣相投，真正了解他已沉睡了的伤痕累累的精神世界？秦兆阳结束谪居、放逐生活，却也使他成为一个安分的顺民，一个不再轻易触犯时忌、没有多少思想锋芒和艺术个性的主编。《当代》举止平稳，激情匮乏，无意创新，原来是以主编的沉重代价得来的。《当代》还受到“延安精神”的鲜明影响，它宣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追求雅俗共赏的风格，作品以故事性、真实性、现实性来吸引普通读者，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在做普及与提高大众的工作。《当代》过分偏狭地定位在故事性强的作品上，同时也拒斥了哪怕个别具有探索意义的或总体上是现实主义而局部带有实验性的优秀作品，使得它日益窘迫、局促，难以为继。《当代》受到国家话语霸权的约束和意识形态的牵制，总在《编者的话》等空间中不时地传递着政治生活中的要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代》的创办和出刊都受到上级部门、文化部、新闻局等官方部门的直接关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同谋共存的关系，一方面它依赖于政权而存在，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得到国家倾斜性的扶植与赞助，另一方面，政权有效地渗透其中，借助它表露出冠冕堂皇的彷徨或矛盾，只能发出“编辑的处境很尴尬，不敢放纵自己的审美偏好”[53]的慨叹，加上它的诸多领导、主编大多是老革命、老党员，许多是从延安圣地走出来的，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保卫圣地、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的左派色彩较浓烈，所以《当代》与主流政治保持着和谐共处的关系，生怕构成任何冲突，就是十分自然的。《当代》的几位主编，除秦兆阳之外，孟伟哉创作过《昨天的战争》等带有回顾历史陈章断简意味的作品，思想、艺术上偏于传统的、老式的；朱盛昌属于过渡期主编，他先在《工人日报》当过编辑，而后到人文社、《当代》来参与编务，思想意识上倾向于沉稳、老成；何启治是50年代的大学生，接受较多的应该是苏俄文学，他对新时期涌入国门的西方现代主义兴趣不大，对于20世纪风行欧美的世界文学名篇显出几分陌生[54]。这些都不免限制了他们的视野，约束了他们对探索、新潮、实验作品的认可，对现实主义之外其它品味的文学作品的大度接纳和慷慨包容，特别是对融汇多种风格、流派、手法的作品的判断和评价时不能更加开明、果敢、坚定地支持到底，而是态度含糊、不够明确，更影响了他们对有异议、有争论的作家的发掘、鼓励和收编的雄心大略、长远作为，这些对于一个本可以更有作为的名刊大刊的发展终会打上不大不小的折扣。而其它刊物则借机获得良好的拓展前景，赢得更广泛的作家支持和回应，从《当代》的疏漏、错失中获得无限生机。《当代》不进则退，不求新生，则有毁灭之虞。《当代》编辑队伍的老化，求稳守本势利的强大，是不是也阻止了它的蓬勃、挺拔、新鲜？ 种种迹象使我们看到《当代》由于陷入多方掣肘的尴尬关系，使得它的发展受到很大局限，彰显了它的艺术个性的大面积丧失。当然，被捆缚的还有自由的心灵，还有它的主编长期习惯于附庸国家政权的角色，追随意识形态之后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没能体认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的现实，只是尾随政权之后，尾随生活之后匍匐而行，丧失了话语权，缩小了刊物自由发展的私家空间。他们无法摆脱政治禁忌，战战兢兢地在原地踏步。《当代》由于与意识形态强势话语的共谋关系，从而解构了刊物所应有的独特品味和艺术情趣，单一地限制在主流文化所圈定的格局中不能自拔。《当代》依靠主流权力的支撑、支持得以生存，而主流话语也通过话语霸权的渗透参与了管理和制作，限制了其言论豁达、开阔及用稿的自由取舍。虽然后来经济自立，自负盈亏，但在行动上、心理上依然十分贫弱，显得萎缩、卑微，始终难于挺拔、独立。正因为与主流权力的欢娱合谋，荒疏了许多具有独立个性及艺术良知的当代作家，以及千千万万孜孜于形式探索和文字技巧实验的艺术工作者。生活原本是丰富的，艺术手法应该是多样的，而《当代》仅容忍有所限定的现实主义作品，阻止了它的成长和扩大。它倾斜于主流肯定强势话语，而忽略了个人化探索的弱势群体，与主流文化尺度共谋抗拒形式的变革和创新，抗拒几乎包括浪漫、抒情、自由主义情怀、文化寻根等不同品类的各类作品。 《当代》无视文坛思潮迭起，作家雀跃，不倡导思潮，不随风转，不参与造势炒作运动，在赶潮逐浪中处于观望、彷徨状，看似保持本色、天然，孤高决绝，傲视群雄，其实有时则是闭目塞听，它的观念陈旧，思想落伍，气量偏狭，志趣枯涩，手法背时，“过分求稳”、“迟疑不决”、“动作迟缓，反应迟钝”[55]，使得它在竞争中日渐现出颓势。不参与竞争就不会创新，不创新就将停滞不前，封闭自锁的结果就会被淘汰，这是必然的。 《当代》自我抑制、自我扭曲所创造的成绩，只会是徒有虚名的光环而已，是自己打造出来的奖杯，是机械的封闭的、偏狭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建造在沙地上的“半壁江山”。它的行为正是“用教条主义的尺度一贯地抛弃一切不是表现‘现实’的东西，是阉割和缩小现实主义，特别是模糊了艺术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像通常所说的文化继承问题。因为，怎么能够抛弃那些有可能在明天成为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而同时又把这种做法当作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硬说是捍卫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的遗产”[56]？《当代》被观念束缚住，少了奔放和潇洒，少了争奇斗艳，少了吐故纳新，不免要落伍，走向衰微。它抛弃文坛大多数，自然也会被文坛的大多数所抛弃和不屑。因为读者的口味总是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选择那些“长期以来我们因顾及过分狭隘的现实主义标准而禁止自己热爱的作品”[57]。 《当代》并不缺乏优秀的、一流的好编辑。以他们的环境、背景、条件等综合优势，他们本可以发掘发现更多的名家名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广大读者输送更多的美味佳肴。然而，非常不幸，他们被体制束缚住，被观念束缚住，被自身束缚住，被自制的枷锁牢牢套住了。我们期待有一天，“避免政治对文学作简单化的干预，为长篇(其它文体同理——引者注)创作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等到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这种观点再没有市场的时候，整个文学界不再无视复杂而深厚的现实的时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58]。这一天终究要到来。《当代》有望!文学有望! (作者附识：本文无意全盘否定《当代》杂志，更不是要灭了《当代》。我们算得上是热爱《当代》的读者，出于对它的爱之弥深弥久，故对它的兴衰不能不放在心上。加上自1998年第3期起《当代》开辟了《直言》、《请君批评》等栏目，主张“有话直说，实话直说”，体现了编辑部“引火烧身”的勇气和魄力，渴求“在批评中获得新生”的愿望，因此，我们斗胆写出了自己还不成熟的见解。更需要说明的是，秦兆阳主编是我们素来敬重的长者之一，文中把他作为在的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钳制下的期刊主编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实不敢有辱他老人家的高风亮节，多有冒犯，但非不敬，愿秦老的在天之灵及其亲友眷属多多宽宥这个。若以上意图未能达到，或展示得不充分，乃我们的笔力不逮，虽不能也，心向往之。还望学界高人赐教。) 注释： [1]引自孟伟哉的《〈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载于《当代》第4期。该期实际出版时间为1979年7月，但因最初定为季刊，朱盛昌建议把时间标成6月，这一建议被采纳。 [2]同上。《当代》编辑室后来才建立。 [3]据《当代》1987年第3期《编者的话》预告，孟伟哉从下期起不再担任主编。另见何启治《从〈古船〉到〈白鹿原〉》，原载《漓江》1997年第1期，该文后经修改入选陈思和、虞静主编的《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孟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背景下，已于同年一月调离兼任的人文社社长岗位，改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4]参考《当代》1995年第一期第191页及《漓江》1997年第一期第83页。应该说，何启治在《当代》编务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是最集中精力、最专职于编辑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其中原因很多，如秦兆阳年老体衰，孟伟哉忙于人文社业务且很快调离，朱盛昌也因社务无暇顾及，后亦因病离休，陈早春身兼人文社总编和社长职务，而何只有一段时间担任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主编和筹办《中华文学选刊》并任该刊主编外，基本上一直担任着《当代》杂志社副主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及后来的主编职务。 [5]引自《当代》1998年第3期《直言·编者的话》。 [6]引自《当代》1986年第4期朱盛昌的《〈当代〉七年》。 [7]表现在一期的《编者的话》、年终征订广告、《当代》编辑部组织或参与的理论和作品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等等上。 [8]参见陈早春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北京茶话会上的讲话》，载于《当代》1991年第3期4页。 [9]引自何启治、柳建伟的《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载于《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第112页。 [10]同上，第111页至112页。 [11]多处引自《陈思和自选集·共名与无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12]引自屠岸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一封信〉，载于《当代》1998年第5期。 [13]据《当代》1995年第一期《秦兆阳同志生平》所述，秦1980年任人文社副总编兼《当代》主编，1987年离休后继续担任至去世。 [14]引自《当代》1994年第6期本刊编缉部的《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 [15]同[12]，第192页。 [16]引自涂光群的《吊兆阳同志》，载于《当代》1995年第1期。 [17]同[9]，何、柳对话第113页。 [18]同[17]。 [19]引自孔令燕的《记忆，在叙述中重显——纪念〈当代〉创刊20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载于《当代》1999年第3期。 [20]参见《当代》1987年第2期的《编者的话》。 [21]引自本刊记者的《当代人的评判——广大读者极极参加“〈当代〉文学奖”的评选〉，载于《当代》1982年第3期。 [22]参见《当代》1995年第3期《编者的话》和1986年第4期朱盛昌的《〈当代〉七年》等。 [23]引自胡德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十五年长篇小说创作漫评》，载于《当代》1986年第3期。这些引言虽是针对人文社的，但用来描述《当代》杂志同样可行。 [24]同[9]，何、柳对话第113页。 [25]同[8]。 [30]同[8]，第5页。 [26]同[9]，见何、柳对话第115页。 [27]引自1985年第6期的《编者的话》。 [28]参见《当代》多期《编者的话》，另同[9]何、柳对话第113页。 [29]引自徐坤的《我和〈当代〉的缘分》，载于《当代》1999年第3期。 [31]同[11]，第139页。 [32]引自胡尹强的《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历史使命》，见柳鸣主编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33]引自王忠祥、李嘉宝的《二十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同上书第250页。 [34]引自胡德培的《足印深深硕果累累——“人民文学奖”和“〈当代〉文学奖”巡礼》，载于《当代》1994年第6期。 [35]同[9]，第109页。 [36]同[9]，第116至117页。秦兆阳极为认真、极为负责地辞退《九月寓言》，是编辑部同仁中惟一的反对者，因而该作与《当代》失之交臂，暴露出秦的守旧、落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愈是当真，愈发显出晚年秦主编令人悲哀的一面，为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杂志留下沉痛的教训。这部作品后来在《收获》登出，并获得上海颁发的长篇小说大奖。 [37]同[9]，第117页。该作断送在青年编辑周昌义手中，何启治认为是周观念变化太快，认同追新求异的主流风潮所致，因而把坚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拥护者路遥的史诗性长篇杰作拒之门外。一个是过于认真的旧现实主义者老秦，一个是显得草率的“新潮的忘情歌者”(何启治语)，这里面是否也表现出《当代》并非铁板一块的现实主义道统，内部实存在着对现实主义的不同态度和理解的歧义纷陈，是否也意味着《当代》现实主义阵营中的纷乱和异数潜藏。 [38]同[9]。 [40]同[9]，第107至108页。 [39]同[34]的引言。 [41]引自刘心武的《江声浩荡》，载于《当代》1999年第3期。 [42]引自《秦兆阳小说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43]引自秦兆阳的《追求》，收入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29页，经济日报社1998年9月第一版，原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 [45]同[43]。 [52]同[43]。 [44]参见秦兆阳的《忆肖也牧》，同上书《荆棘路》。 [46]引自李纳的《宽心地安息吧，老秦》，载于《当代》1994年第6期。 [47]引自陆地的《耿介一世人——悼念秦兆阳》，载于《当代》1995年第一期。 [48]引自陈国凯的《文坛高士秦兆阳》，同上。 [49]引自涂光群的《吊兆阳同志》，同上。 [50]引自屠岸的《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眠——沉痛悼念秦兆阳同志》，同上。 [51]引自李清泉的《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载于《当代》1995年第2期。 [53]同[9]，何、柳对话第113页。 [54]同[9]，何、柳对话。 [55]同[34]，第20页。 [56]引自路易·阿拉贡的《序言》第八页，见《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罗杰·加洛蒂著，吴岳添泽，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57]同上书176页，罗杰·加洛蒂的《代后记》。 [58]同[9]，何、柳对话第120页。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松花江路2500号复旦南区10楼102室 邮编：200437)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