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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一向广多称道，他的长篇小说《国画》同样是刚出版就获得文坛内外的一致推崇。在这部作品中，王跃文不强化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波澜，不渲染金刚怒目式的道义激情，也不外加玄奥艰深的理性提炼与剖析，只是将一幅幅当今中国权势笼罩下的官场世相、都市场景从容周密地展示，温婉含蓄地揶揄和调侃，却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它的阅读的吸引力、体验的共鸣性、境界的真切感和蕴涵的丰厚度。《国画》这种不同凡响的审美效果的奥秘和价值到底何在呢？这实在是一个发人深思而颇有意义的问题。 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政界生活的作品可谓夥矣。从《官场现形记》到《华威先生》，站在政治道德的立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鲁迅语)地揭露官场丑态，已经形成了时断时续却渊源悠远的道德批判性传统。当代文坛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古今政界的作品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风貌。《新星》、《沉重的翅膀》、《人间正道》、《抉择》等小说站在社会主义改革与事业发展的功利性立场，通过对种种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政治利益纠葛的深入剖析，塑造出不少焕发着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光彩和人格感召力的领导干部形象；“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分享艰难》、《路上有雪》、《信访办主任》、《这方水土》等中短篇小说，着力表现转型期艰难时势中基层干部的位置性无奈和公民立场的责任感，作品因对具体事件较少修饰与概括的素描性反映而显得颇具生活实感；刘震云的“官场小说”单刀直入，冷峻地透视权力对于“官人”和历史的制约和影响，笔锋径指官场的本质特征；《曾国藩》、《雍正皇帝》等长篇历史小说则驻足庙堂立场，把官场权谋作为一种文化智慧来加以铺垫，并对其正负面特性进行立体化的展示。 《国画》却有着与上述作品皆不相同的观照角度和体察侧重点。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和身心存在状态为叙述主线，围绕权势的表现形态这个轴心，广泛地描绘当今中国都市各种被权势意识所渗透的生活领域，着力刻画具有世纪末中国特色的政府官员、企业家、记者、画家、“神功”大师、警察、打工仔等等人物在行业行为、事业追求即所谓工作之外的日常业余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各种交际场合面对权势时的微妙形态和曲折心理，以及它们对人物属于工作范畴的人生命运的深刻影响。在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往往首先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物看似随意挥洒，实则用心良苦的言行举止，然后亦庄亦谐却鞭辟入里地阐释这些言行举止的深层用意及其与权势运行法则的顺逆奉违特征，再进一步揭示它同人物的命运、利益、身心变化之间潜隐未显的联系。显然，作者是有意把人物命运的整体变化，心灵的的深层搏斗和时代的普遍风尚，通过对日常生活、庸常琐事的从容叙述来加以表现，这就使作品具备了艺术表象世俗化和充分生活化的品格。 在此基础上，《国画》还从世俗欲望的角度，揭示了为官作宦者人生追求的实质。古往今来，中国人在为什么敬畏官、服从官、爱当官、千方百计谋高官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庙堂和民间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庙堂话语宣称，当官是为了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为民作主谋福利。民间话语的看法呢？“当官做老爷”、“升官发财”、“三妻四妾”，一言以蔽之，民间话语认为，从权力欲、金钱财富欲直到性欲，当官皆能获得更大的满足，这才是世人想当官的实质所在。《国画》正是以这种民间公论性的认识和心态为焦点，对官场和大小官人给予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从皮市长宠爱女记者陈雁则他人不敢作非份之想，到张天奇向领导家赠送女服务员按官职大小排漂亮的次序，作者揭露了官位大小与占有女色权力强弱的联系；从皮市长借打牌和儿子出国之名大收钱财，到朱怀镜借四毛被打事件，狠敲竹杆，直到属下弄到钱马上挖空心思向上司“进贡”，作者通过对一笔笔“灰色收入的描述，显示了“升官发财”的奥秘，至于“当官做老爷”，作品从各类人物交谈和打电话的语调、握手和走路的架势、坐车与陪酒的次序等等方面，进行了堪称精细入微的艺术表现。小说还有力地展现出，在以欲望和利益为旨归的整个当代市民社会，不论是“神功”卓绝的大师，佛名远播的高僧，还是桀骜不驯的大款，冷艳或清纯的小姐，皆以接近官、巴结官、给官员以种种好处为荣幸，并力图通过攀龙附凤来达到满足自己种种欲求的目的，这就更进一步揭示了官人欲望能得以满足的社会基础。 《国画》的精神视野不只是权势和官场本身，还包括权势辐射所及的整个都市世俗生活。在作品里，作者以权势为动因和枢纽，既描述了各类官员是怎样发迹、威福和败落的，又展现了“神功”大师是怎样利用权势亦真亦幻、气泡似地吹起来的，既揭示了当代交际花型的女士在权势的诱惑下是怎样面对驯服、放纵和真诚、清白的，也显现了洁身自好者在当今的世道中怎样地乖张悖谬却又落拓不羁，还反映了于权势者利益、欲望有碍的人们怎样无奈地吞咽种种屈辱，忍受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牺牲，等等。总之，《国画》描绘了当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种种世相及其背后起主宰作用的权势法则，从而全面深刻地显现了当代社会的官本位性质和它的独特表现形态。而且，小说还以“内幕观形记”式的写法，揭露了权势的华贵雍容中怎样地隐藏着卑劣猥琐因而只不过是道貌岸然，高雅时髦是怎样地伴随着堕落肮脏因而实质上庸俗不堪。这样，《国画》就艺术地剥去了官本位生态神圣庄严的面纱，而还其以虚伪、滑稽、丑陋的俗气本相。 以当代市民社会世俗的认知敏感区、心理兴奋点、思维习性和潜隐的内在欲求为观照视野和描述侧重点，粗细入微地表现官本位世相的日常生态，这使得《国画》在整个20世纪的政界题材小说中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显现出浓厚的当代性、现场感和一种市俗化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特征，使《国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广大读者中，具备了充分的阅读的吸引力和体察的共鸣性。 二 当然，《国画》决不仅仅只是一部焦点准确，内蕴充实的当代都市市民文化范畴的读物，它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的价值包容度，同样不容忽视。 以往的政界题材作品，不管是从道德角度、事业功利角度，还是从社会位置或者文化智慧的角度进行观照，都体现出一种个体价值归属于整体价值范畴并从中获得显示的集体本位的思想立场。《国画》则将官场景观和官场习俗的文化意义，收束、凝聚到主人公朱怀镜个人的身上，通过对他官场沉浮和身心存在状态的描写，使置身官场的个体人生的生命实际价值获得了深刻的揭示。在荆都市的官场生涯中，朱怀镜比较完整地经历了原地踏步、顺逐升迁和落魄三种形态、三个阶段。原地踏步时，他无疑是在周而复始的落寞和无所事事中干熬岁月、虚度年华。得赏识、获升迁的顺遂阶段，朱怀镜碌碌终日又干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人模人样地使一些大款和关系户“出血”，这店进那店出地喝酒应酬，或者提公文包，扛礼品在更高的领导鞍前马后奔忙，为领导做喝茶打牌、烧香拜佛、找“小蜜”弄玩物等俗不可耐之事铺路搭桥，因领导的高深莫测而如坐针毡却强作镇静，因领导的一颦一笑而惴惴不安或沾沾自喜；或者煞有介事地对各种报告作一些“人员”、“人士”之类的小改动；不问是非曲直、不管天理良心为某些关系户“了难”并从中捞得点好处，则是他们最显智慧和自身份量的得意时刻。而且，就在这种人生的高潮时期，他官场之内无挚友，情人之外无知音，耳闻恭维声，心知企求意，时刻都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畏畏缩缩、谨小慎微。这样，每当碌碌之后沉静放松的时候，朱怀镜自然就不能不深感疲乏、厌倦和无聊，精神状态的高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辽阔官场，朱怀镜时时存在却又似乎可有可无，茫茫人海，他生命的不可更替、不可动摇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一旦身不由己地落魄，朱怀镜则更是只落得上班时枯坐斗室，闲暇时“门庭冷落车马稀”，他自然只有放眼四壁，悲从中来，痛感除了已经失去的位置则一无所有。作品的最后，朱怀镜又使手段在另一个城市谋得了位置，但所谓的新局面除了老戏重演又能添什么新内容呢？于是，置身曾冥冥中给予过某种暗示的且坐亭谷口，反思往昔深涉其中的官场与人世，朱怀镜不能不“恍恍惚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就这样，小说从容地展开朱怀镜官场人生的长卷，从中透彻而丰满地揭示出官场体面风光的外表掩盖之下，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力实质上的低质量消耗和生命深层价值的虚悬状态。 不仅如此，《国画》还艺术地透视出官场运行逻辑与人类生命逻辑的悖逆特征，深刻地批判了官场游戏规则对于健全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官场是一个以权势为主宰构成的社会存在的网络和链条，官员就必须以泯灭自我的独特性去服从根本准则，方能融入其中。朱怀镜仕途顺遂、官位升迁的过程，正是他抓住契机楔入官场网络的过程，也是他逐渐谙熟为官门道并以之压抑和改变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地萎缩了自我人生的风华和创造力，而在不知不觉中培养着卑琐猥亵、投机钻营、甘为人驱使的奴性和骄矜做作、阴险而蛮横的霸气，使得种种的儒雅和涵养仅仅成为人生的摆设；同时，朱怀镜在官道中陷得越深，表面看越是春风得意，内心就变得越是阴暗和孤独，人生坦荡磊落的品格和光明正大的快乐就越是稀少。在官场上，邓才刚那样虽有才干但仅是一时之兴表现了耿介性情的人都无法立足，只有张天奇之类专心钻营、八面玲珑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如鱼得水。这样，人的生命价值的独特性、自足性又何从追求、何从表现？于是，这种本来堪称社会精英的人物群落，就只能在虚与委蛇、尔虞我诈中耗费年华，变得委琐狡黠，无持守，无抉择的个体生命价值逻辑。而且，他们还总是为揣摩投机钻营的伎俩而充满激情，为巴结逢迎的成功而内心窃喜，这种激情和愉悦显示出人性固有的真诚，但这种真诚附于堕落和丑陋肮脏之上，就更显出人性被扭曲、异化的程度。然而，恰恰是压抑和扭曲之后的人性形态，才能更适应官场游戏规则，从而最终使人的自然欲望得到更大限度的满足，由此，在官道面前人性被压抑和扭曲的不可抗拒性，又充分地显示出来。 然而，《国画》并没有普泛地表现官场超时空的一般化形态，没有通过艺术地提炼出几种精神文化特征，来批判官本位现象对于人性的扭曲、异化和人的生命价值的损伤，而是把批判寓于对当代官场特定现实不加讳饰的描述之中，于是，小说的价值内涵中又包含了对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认识与揭示。首先，作者敏锐地透视出当代政界体制的框架内官场风尚与习性的深广渗透度和人治传统的巨大能量，充分的应变力。比如，关涉张天奇的税款案，既由于处在制度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弹性地带而成为可能，又因为个人权力在属于制度范畴的手续问题上未留痕迹而现不出把柄，只能找一个替死鬼了事，朱怀镜最后还是以税款案的隐患威胁张天奇，才解决了从体制上根本挑不出毛病的被闲置问题。又比如，朱怀镜在官场成由皮市长败由皮市长，人治的个人依附色彩相当明显；张天奇成为“不倒翁”，则不过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了人际依附和制衡的网络而已，而且，皮杰的酒店事件表明，在权势的链条中，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官场内外相关的方方面面就都会藤牵叶动，一切似乎都源于体制的原则性，但所有的风吹草动，都显露出某个人权势影响变易的实质。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显示出对大文化环境中具体体制的形式化必然性、空疏脆弱性和能量局限性的深邃洞察。其次，由此延伸开去，作品还深入地开掘了当代中国官本位形态形成的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土壤，深刻地剖析和揭示了当今中国作为一个消费享乐型时代崇高与神圣的精神不充分、生命内在激情不充沛、事业功利性共同目标不强健的文化特性。我们不妨以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朱怀镜和梅玉琴的婚外情人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朱梅之间长时间内卿卿我我、温软甜蜜，相处时从心理到肉体都能高度地舒展和满足，在业余娱乐和日常生活中也能高度地默契，这一切似乎都与真正美满的法定夫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们两人对对方付出的真诚度都无所怀疑。但是，梅玉琴对于有花无果、类似秘密“小妾”的人生位置虽然偶现伤感，却似乎没有过真正撕心裂肺的疼痛，朱怀镜也无意改变相互关系的暧昧、苟且偷欢的性质，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尽量闪避着不谈离婚结婚这事，没有死去活来的心灵搏斗，没有义无反顾的抗争，朱怀镜对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强烈的愧疚和真实的留意，一切就这么不明不白、得过且过。爱情这一人类生命中最美好、最圣洁的领域，也如此地苟且和平庸着，试问，爱情的崇高、生存的神圣、生命价值创造的激情又在哪里呢？其实，梅玉琴曾在长时间内处淤泥而不染，保守着处女的纯真，但是，纯净何用？崇高何益？就连朱怀镜对梅玉琴的纯洁都大感诧异，其他人就更不必提了。于是，享乐至上，人欲横流，苟且偷欢就成了世纪末人生中似乎最正常不过的状态。这种病态特征是从社会精神最核心处体现出来的，与官场畸形实际上构成了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联系。作者对时代精神状态的这种揭示，使作品对官场特性的剖析获得相当深广而具体实在的社会人文背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画》实际上是从把它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生态的高度，对当今中国的官本位社会现实进行反映和批判的，并因此显出了多侧面、多层次的价值包容度，这样，它在20世纪的政界题材小说中，也就是具备了自己深厚独特的意蕴内涵和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份量。 三 以政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存在着生活实感充分、形而上意蕴却相对薄弱的弊端。《国画》在形而上感悟的开掘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即以画家李明溪在公众场合“狂放的笑声”作为朱怀镜官场人生轨迹更易的契机，使人生命运的变化非常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偶然性、一种荒谬滑稽的色彩。随后，小说笔墨饱满地展开了对于官场生活原生态性质的写实性描述，但到作品的后半部，作者却又将且坐亭谷口神秘的开合作为人物命运祸福转换的关口，紧接着就是且坐亭谷口的进入者李明溪疯而失踪、曾俚出走、梅玉琴入狱，朱怀镜官场失意，连李明溪在画中无端添上的卜老先生也猝然死亡，这就使作品染上了浓厚的宿命色彩和巫鬼之气，前半部明朗实在的人生景观，也不能不令人暗生恍惚之感。小说结尾，朱怀镜又赴且坐亭谷口，实际上显示出他、同时也是作者把且坐亭境界作为反思人生、冥想生命逻辑的至高点，但当此时刻，朱怀镜却发现一切亦真亦幻、似是而非，对自我理性思索的终端，只能是对生存的恍惚感和对生命的惶恐之心。应当说，作品这种由淡而浓在显现的荒诞、怪异色彩，既是作者对官本位生态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他由官场人生生发出来的对于个体生命的慨叹和形而上体悟。 其次，作品还腾出大量笔墨，描写了精神上、人格上自立于官本位文化体系之外的李明溪、曾俚、卜未之等人物的形象，并通过他们与朱怀镜的交往及朱怀镜所产生的对两种不同人生逻辑的种种心理感受，达成了对官本位生存形态的参照和对比。无论是卜未之的高远淡泊、曾俚的耿介傲岸，还是李明溪由落魄疏懒而恐惧怪异，他们都以中国历史上官场之外另一个精英群落——士的精神传统的继承人人格形象，构成了对官本位人生从人格上的贬斥和否定。这显然是作者在洋溢着现代意识的生命感悟之外，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官本位生态所作的一种精神体察。 再次，作者的笔调总是于从容的写实中，蕴含着揶揄、调侃和反讽的意味。他既调侃官场陋习，也揶揄李明溪之族的不通世务；既窃笑和揭穿生活具象庄严正经的面纱，对种种生命形而上的意念似乎也缺乏执着之意；从朱怀镜和梅玉琴的暧昧中，他揭示出真诚，从官场的种种严正端方之态中，他偏要寻找出笑料。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作者一种历尽沧桑、深知其味却不知所之的心理状况。笔者认为，这同样包含着一种对文化和人生的形而上领悟。 不过，作者艺术思维的形而上探索还相当不够，并未形成创作主体鲜明深邃的精神立场。这样，作品在观照官本位文化生态时，具象层面的想象、敷衍和市俗角度的品味、领悟显得相当丰沛，对于它在整个人类精神空间内的多侧面可能性的考察和想象则相对薄弱。结果，人物形象某些层面的性格表现得颇为丰满厚实，另一些结构层面的特征则隐而未显，比如，荆都市官场在短暂激情支配下会呈现什么另外的状态，在作品中就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不同人物形象作为作者设置的精神个体，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反差略显不够；而且，由于对繁复的生活表象从精神文化角度予以区别和穿透不足，细节和情节的蕴涵也不时给人以近似之感。所有这些局限，就使小说的艺术世界给人以平面铺开而立体化不足，乃至呈现的是片面的真实的阅读感受，在讽刺性作品中似乎通常难以避免的这些弊端，无疑削弱了小说的思想震撼力和价值包容度。 原载： 《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