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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都》写作始于1992年11月，正值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空前席卷神州大地之际。在该书的出版发行过程中，中国的文化界也来了一次现场演练，以标准的商业化方式操作了一回文学生产。在正式出版前，新闻界炒了两道菜，一是内容，一是稿酬。关于内容，四处放言，称这是一部当代《金瓶梅》、当代《红楼梦》，特别提醒书中有多处性行为的描写；关于稿酬，先是有消息说作者拿了100万元，后来又有消息改称6万多元……。经过一番狂炒，加上书本身是货真价实，果然一时洛阳纸贵，达到满城争说《废都》之盛况。颇有意味的是，待书已销售到饱和状态，书摊上已卖不动了时，有关方面下令禁了此书。 《废都》热到如此程度，可是贾平凹并未因此而快乐无比，日本学者笠征称，“贾平凹从一部《废都》几乎毁掉了他在纯文学界的辉煌历史和前程(因为他早期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和《商州纪事》等小说而在批评界评价颇高)”[1]，他还提到，连台湾对此书也是否定的。 《废都》何以会热？又何以会聚讼纷纷呢？《废都》有最刺眼醒目的东西：性。 本来，在整个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中，“性”作为一个主题或题材已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一个热点，尽管不乏批评之声，但总的倾向愈演愈烈。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到80年代末期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性的表现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总的看来，这些作品在涉及性时，文字上的描述比较注重文采，象征、暗喻较多，且夹杂着半生不熟的许多西方性观念(如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世俗的淫秽色彩较为有限。 而到了《废都》中，仿佛是得到了性的禁忌可以破除的指令，作者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让性事泛滥开来。从主人公庄之蝶勾引唐宛儿开始，柳月、阿灿，一个接着一个，写法上开始摹拟明清淫秽小说，仿佛有点诗意，但又充满情欲刺激。比如庄之蝶第一次与唐宛儿行性事，有一段比较文雅但又能说明作者的明清风格之文字： “庄之蝶把软得如一根面条的妇人放在了床上，开始把短裙剥去，长筒丝袜就一下子脱到了膝盖弯，庄之蝶的感觉里，那是幼时在潼关的黄河畔剥春柳的嫩皮儿，是厨房里剥一根长葱，白生生的肉腿就赤裸裸在面前。妇人要脱下鞋去，彻底褪掉袜子，庄之蝶说他最爱这样穿着高跟鞋，便把两条腿举起来……” 不仅是描写上达到了诗意的直露，而且淫乱之风充斥全书，如在写到柳月窥见了庄之蝶与唐宛儿行性事时，干脆让柳月也因不慎惊动这二人，而主动与庄之蝶亲密一回。唐宛儿则“始终在门口看着”，事毕之后对柳月说：“咱们现在是亲亲的姊妹了”。此后，在庄之蝶与柳月的性事中，还津津有味地写庄之蝶让其私处“半噙了梅李”之事，这在纯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废都》渲染性事还有一特别手法，便是在写到热烈之处，往往来一个“□□□□□□(作者删去三百九十七字”)，以示作者在此处有所节制。这一手法在文本上为作者作了辩解，但其商业化操作的痕迹却分明可见。其一，尽管作者自称的确有删节之举，但至今没有拿出证据来，不能证明被删的文字之存在，又怎么能说有删节之举呢？其二，从来的删节字样都是由出版机构标示并由它进行的，如《金瓶梅》的“洁本”便是如此，删的目的是为了让作品的发行面能稍稍广泛一些，这里，被删的文字确实存在，删的目的无诱人上当之嫌；其三，作者写作自然会有修改，也就有删节，但删了就不存在了，又为何会自己标示“删去”呢？其四，难怪有人解释为，“文学的特别之处，便是用语言诉诸读者的想象，用这种所谓的删节法去描写性行为，从阅读心理上分析，可以比直接的文字展示更能诱导读者畸形的性心理。[2]这样一来，《废都》的性事描写除了触目惊心之外，简直还有可鄙的一面，以无中生有去诱使读者上钩，并且加快传播速度。 不论贾平凹怎么自我辩护，也不论贾平凹最后因《废都》而拿的是六万人民币还是六十万人民币，一部《废都》因“性”而获得商业上的极大成功，这是一个事实。有人毫不客气地抨击道，“贾平凹忍耐不住庸俗的冲动和金钱的诱惑，亮出性的大旗来挑逗中国人，为自己大赚人民币，这使贾平凹由作家堕落为商人。这应该是贾平凹的悲剧”[3]。 2《废都》作为一位成熟的、有思想的作家的作品，也不能说它的性内容只具有商业意义。商业意义是199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赋予它的，尽管不足为训，却也说明了时代的嬗变是常人难以拒绝的。那么，《废都》中的性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隐喻，是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启蒙精神破灭以后所刻意制作的一个自慰式神话，这神话的结局也是破灭。 自全社会的商业化大潮动了以后，“经商下海”成为中国人的一次重大历史选择，“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且是一种感性的生活，谁粘上它，谁就要改变自己，谁不愿去粘它，谁就要感受到心理失衡的味道。这一规律，把知识分子、文化人也给笼进去。知识分子不再感受到有什么特殊权利，也不再感受到自己还是社会的庞儿，连孩子们也不再把什么科学家、教授、作家当作“星”来追。是甘于清贫寂寞还是撕破脸面投靠“孔方兄”呢？知识分子面临了痛苦的选择。最后当然还是发生了大分化，如《废都》所引民谣云： “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书换钞票。四类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要清高。五等作家你潦倒了，×擦沟子自己去把自己操。”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80年代以思想先驱、社会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拉动了人性的欲望机器，唤起了主体性、潜意识、感性本体这些生命本能，社会变迁终而朝着他们设想的方向发展了。到处都是争到了自由的劳动力，以及自由地开发、经营的生意人和企业家，正统社会的“崇高”信条轰然倒塌，新潮理论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可是知识分子本人却被抛到了社会边缘，人们不再需要他们的启蒙话语，却也不付给他们可观的“教课费”———自己到市场上去挣，市场不相信学问。这样，启蒙神话宣告破灭(关于启蒙主义破灭的问题，我将在下一节重点论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的自慰成为必然的文化选择，贾平凹为知识分子设计了一个性的神话。 知识分子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在自身没落的条件下，却获得了空前的性成功，这能不是一个神话吗？ 作者能不能为知识分子设想一个学而忧则仕的神话呢？或者一个下海经商致富的神话呢？不能。因为，仕途的成功对知识分子的集体拯救不具有普遍意义。仕的位置永远是有限的，何况，知识分子与官场的对抗这本身就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清高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求仕是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但落马者众。知识所享的优越感使知识分子放不下自己的脸面，只好吟唱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调，这使得仕途在知识分子的公开话语中失去光泽。至于商途，实际这也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成功的领域，社会财富是有限的，发家者只能是少数。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奉为信条，更使得商途也不可能获得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可以说，作者没有为知识分子设计这二个神话，说明他还是深刻洞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的。 而性则是个好东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早已将性与知识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了。性的成功没有仕途和商途那样严格的限制，内美外秀的个体形象、人格魅力都可以成为性的成功之条件。何况，性的成功除了带给人生理感官的欢愉之外，还可以暗含权力欲、占有欲的满足。想想也是，做了官，发了财，最后不还是落实到美色的满足吗？不做官，不当富翁，行名士风流之姿态，却又享受着官员、富翁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个设计。作品中那文史馆孟云房就劝庄之蝶道： “那你就不必把自己清苦，现在满社会人乱糟糟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名不利用，你也算白奋斗出个名儿。” 当然，庄之蝶早就不把自己清苦、不白奋斗了，他已在充分利用自己之名，四处饱餐美色。 说起庄之蝶，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作为京西城内的“四大文化闲人”之一，他“档次高，成就大，声播最远”，不像别的“文化闲人”，“内靠官僚，外靠洋人”，他“活得清清静静”，“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快活”。内美是内美，外秀则不敢恭维。唐宛儿初见庄之蝶时，只见他“又瘦又矮”，心里有些吃惊，“这是庄之蝶吗？声名天摇地动的，怎么一点不高大”，“若论形状，作家是不够帅的”。就这么一个作家，既无权势又无金钱，甚至还无形状，可是活活地收拾了几个美人：唐宛儿、柳月、阿灿……。 更奇怪的是，庄之蝶跟自己的老婆睡觉，“知道自己耐力弱”，老婆也嘲讽他“凭这本事，还想有私生子呀!”可是，勾上这几个美人之后，竟是锐不可挡连他自己都说，“今天简直有些奇怪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能行过。真的，我和牛月清在一块总是早泄。我只说我完了，不是男人家了呢!” 就性而言，这当然只能视若神话，藉此神话则使书销得更快。而这个神话的意识形态隐喻，便是市场解构之下的文化自我解救。小说对每一个与庄之蝶有染的女人都作了心理描述： 唐宛儿———“望着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对着他们冷漠地瞧一下这院中的梨树和梨树下的她，她愤怒里就有了冷酷地笑：等着吧，哪一日知道我是庄之蝶的什么人了，看你们怎么来奉承我？我就须臊得你们脸面没处放的!” 柳月———“庄之蝶是名人，经见的事多人也多若是真心在我身上，凭我这年龄，保不准将来也要做了这里的主妇：即使不成，他也不会亏待了我，日后在京西城里或许介绍去寻份正经工作，或是介绍嫁到哪家。” 阿灿———“你让我满足，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 小说让这些女人对庄之蝶怀着一种奇特的崇拜狂热，这并不是对性能力的崇拜，而是对文化名人、对文化本身的崇拜。谁说这个时代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呢？谁说知识分子被商品社会抛弃了呢？这里提供了一个文化超越权势、超越金钱的活标本。无论如何，这对实际上正在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则无异于以荒诞形式注入了强心剂。这就是《废都》在启蒙神话破灭之后，对知识分子施以性神话自慰的理由。 3《废都》的文化意义当然不止如此，因为它还有更大的一块内容在等待着进行意识形态阐释这就是它对社会阴暗面的彻底揭露。如果说，《废都》的性内容可以用自然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它对当代社会的全景描绘便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有了这后一个方面，《废都》在当代审美文化史上的地位便是不可忽略了。 在《废都》中，自然主义的性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生活描绘之间有着内在的文化逻辑相联系，那就是，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厌烦市民社会的阴暗面时，却又因为这阴暗面中的感官享受、奢侈淫欲而暗自留恋和欣赏之，他们所有的作为是：一边痛快淋漓地批判，一边不失时机地享受。 《废都》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描写，显然是以90年代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中又突出了市民社会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中分化出来，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被激活起来，那种呆板的单位所有制被打破，人们在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使社会在富强、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在放让自己的权力，使市民社会得以形成并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时，对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行为规范方面，显然还拿不出非常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只好继续使用原有的话语体系，于是产生了与现实相脱离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道德生活的混乱、人性恶的充分展现，这构成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退化，《废都》直面了这一现实。 作品中有一囚首垢面的收拾破烂的老头，本是为人所不屑一顾的，偏偏此人又像这座城市的幽灵一般，赶不走又拿他无可奈何。在整个作品中，破烂老头每隔一段就出现一次，别的什么情节也没有，总是来一段当代社会民谣，开篇一段是： “一类人员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九类人当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最后一段就是本节前面所引的“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这一安排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是够有意思的了，开篇是全社会的分化，结尾是作家的分化，一些人成为了社会的富有阶层，另一些人则成了贫困阶层，人与人之间状况不一样了，恰如鲁迅在三十年代所说，人类的悲欢也就不尽相通。众所周知，这样一些民谣已成为当时生活的写照，尽管它的实际出发点只是一个消逝的时代的叹息之声。 具体到京西这座正在衰败的城市，孟云房在对周敏叙说城里的各色人等时，生动地通过“闲人”的分类描述了市民社会的形成这一历史现象： “一类是社会闲人，或许有地位，或许没地位，或许有职业，或许没职业，都是一帮有力气、有精力、有能耐的，讲究爱管事的仗义之徒。他们搞贩运，当说客，吃喝嫖赌，只是不抽大烟。坑蒙拐骗，只是不偷盗财物。起事又灭事，西京的服装潮流、饮食潮流由他们领导，西京的经济发展靠他们剌激，那些红道由他们周旋，黑道也受他们控制。” “另一类闲人：文化闲人。”连庄之蝶在内，总共四位，另称四大名人。画家汪希眠，“一个小小册页就数百十元，他是一天能画四五册页的。”“他是有钱，又好女人，公开说作画时没有美人在旁磨墨展纸，激情就没有了。”书法家龚靖元，他的字是“一张条幅一千五，一个牌匾三千元”，也是身边总有一堆女人，他是“逢场作戏，好就好，好过就忘”，“他赌博是出了名的，公安局抓了一次，每次抓进去，为人家写上一中午的字，就又放出来了。”另一位是西部乐团的团长阮知非，此人办歌舞团，“正经剧团不敢用的人他用，不敢唱的歌他唱，不敢穿的服装他穿”，所以演出“场场爆满，钱飘雪花一般往回收。”庄之蝶就不用说了。 所谓“社会闲人”，也就是王朔笔下的“顽主”、“痞子”，这些人的作为也就是王蒙所概括的“躲避崇高”，这是市民社会的主体部分。而所谓“文化闲人”，即知识分子，无疑在市场经济中成了边缘人：拿着国家工资，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些宣传，但又没有什么权势，只是主流的边缘人；同时凭着自己的技能，向市民社会出卖文化产品，当然也运用市民社会的游戏规则，赚来外快，也就吃喝嫖赌起来，这样又成了市民社会的边缘人。应该说，在实质上他们已是市民社会的一员，国家于他们只是免费粥棚而已。 以两类闲人的形成为机制，偌大一个文化古都———西京，堕落到被人们称为“贼城、烟城、暗娼城”，聚集了市民社会获得自主权以后所伴随滋生的社会阴暗面： 在市长家里，“客人差不多都是各部局领导，工厂厂长和商场、公司的经理，这些客人从没有空手过。大到冰箱彩电，小到烟酒瓜果，拿礼的人几乎都是一个规律，进门换拖鞋的时候，礼品就势放在了鞋架边的一个没有窗口的小杂物间里，然后坐在客厅里与主人说话，送礼人再不言说有礼品放在那儿，收礼人也不寒喧致谢。” 企业家黄厂长玩女人，自家老婆气得喝农药，农药就是黄厂长厂子里制造的，原来是假农药，坑农害农，而堂堂作家庄之蝶为这假农药写过吹嘘文章，赚了五千元； 街道上蒸馍卖的人去请教师傅，“才知蒸馍学问深厚，要在面粉里掺一定的发酵粉、洗衣粉、化肥，而且要用硫磺薰”； 孟云房给庄之蝶拉皮条，结果叫来了一个患性病的暗娼，还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现在人有了钱，谁不去玩玩女人的，这类街头上碰着的娼姐儿不让你投入感情，不影响家庭，交钱取乐，不留后患”； …… 就这些“躲避崇高”、“一点正经没有”的事情而言，就主人公是“顽主”、“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言，《废都》与王朔的作品如出一辙，但是它们又有明显的差别。在王朔那里，作家对社会阴暗面表示了认同，他满足于对主流社会发出的戏谑性挑战，他为自己是胜利者而感到高兴，作品中流露出的是喜剧性情绪。而《废都》在表现市民社会的崛起时，并不表示出内在的认同，它绝不把这些市民社会的主体———闲人们塑造成当代英雄，它尽量地刻划这伙人的无耻、丑陋、虚伪。即使是对庄之蝶，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的希望，但又暴露了其虚伪的内心世界。庄之蝶在玩弄了唐宛儿之后，声称“我周围的一些人津津乐道杯水主义，我从来看不起他们这样做，也想象不来没有感情的投入怎么就干那事？如果死猫烂狗地见着就吃，吃过便走，真不如自个儿去手淫了!”实际上庄之蝶就是典型的杯水主义者，连自己家的保姆也不放过。这种揭示实际上还是构成了一种批判，但是这是消极的批判，而且在性享乐与颓废心理的渲染中大部分被消解了。 因此，在实质上我把《废都》同样看作是市民社会的文化飞跃，表明市民社会的经济机制得到了文化上的表达。 对知识分子来说，《废都》中的文化闲人形象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表明80年代文艺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殉道者身份(如张贤亮《绿化树》中的形象，甚至如《你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嬉皮士”形象)已经遭到了商业社会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不像政治剥夺那样因强制性而带来痛苦，这是一处令人酥软下去的剥夺。在《废都》中，四大文化闲人走向了一处衰亡之境，一切都无可挽救，恰如小说标题所示。而在实际生活中，知识分子在整体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发出了新的呐喊，这就是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注释： [1]《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的基本态势》 [2]程代熙主编：《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第206页。 [3]刘斌、王玲主编：《失足的贾平凹》，第75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