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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在世纪末的今天，每一个活得认真的人都免不了被形形色色无法排解的“中国问题”所困扰，其中“乡土中国”问题就是个横亘整个二十世纪且至今也未见有人圆满解开过的“死结”。因此，当我由于某种机缘与王西彦先生这部描写五十年代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1]凝然相对时，所得的印象和冲击主要倒不是一般优秀文学作品所常能给人的那种诗意的感动、美妙的享受以及五彩缤纷的联想，更多的倒是由作品所描写的那一份独特历史以及作家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与言说方式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沉重、困惑与感伤。简言之，凸现在我阅读感受与印象前景的主要是五六十年代主流社会所形成的有关“乡土中国”问题的过于简洁明了而又无远弗届的意识形态答案，以及作家对这一答案的几乎是无条件的“信服”和“认同”(当然并不是说在所有作家中都不存在一点潜在的“腹诽”或消极意义上的抵抗)，并且往往根据这种信服来调动、整合和裁剪自己已有的乡村生活积累与新得的乡村生活经验(多半通过官方化组织化的方式去获得)，以此出发来安排作品中乡村主人公的是与非、对与错、正与邪、美与丑，以至他们个人生活命运遭际中的悲与喜、祸与福、荣与辱、爱与恨、生与死……等等，由此，乡土中国的真实问题不能不在许多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加以遮蔽和掩盖。文学作品与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一样，共同参与了关于社会、历史与人生的五彩神话的制造。乡土大地上真实发生的与人们从意识形态层面所接受到的两者之间呈现出越来越远的距离，一些乡村问题的表层上的一时的解决带来乡村人与乡村社会更深层的问题的潜伏、滋生和隐性蔓延，并在一定历史时期以后膨胀为危害整个社会安全与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阅读这部长达六十万字的长篇确是算不上一次轻松愉快的“小说欣赏”或诗意旅行，但我仍然要感谢它及其作者所带给我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文学信息，感谢它又一次将我带回到那个一般读者都不太愿意直面的表面莺歌燕舞、热闹狂欢，内里却病症潜伏、影响深远的现实世界及相应的文本世界。 在“土改工作队”与被工作的乡村人之间 这部出版于六十年代初的小说描写的是我国江南某乡村在五十年代初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刀光剑影，塑造了那个时代各式乡村居民和自上而下的各式“土改干部”的形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此之前，文坛上已出现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土地改革作品，作者将一生中篇幅最长的小说献给这一正在逝去的历史运动，他能给这类作品增加点什么新东西，带来点什么新面目呢[2]？换言之，对于这一严重影响了数亿乡村人与无数城里人的由当时新政权所发动与领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到了作者定稿的六十年代初期，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崭新的看取视角和认识深度呢？尽管作者作了一些自觉的努力，但要超越那个时代的总体思想资源与文学时尚，显然还远未具备主体和客体方面的诸多条件。因此，这部长篇小说尽管在乡村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和对土改过程的具体描写上比起其他同类作品来显示了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正是此作的主要价值所在，下文还要具体论述)，但对于那个巍然耸立在作品背后的、最终支配着各式人物之悲欢离合与升沉起伏的重大历史背景，作者的理解并不能脱离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总体认知水平。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同时代其他同类作品所常有的结构模式和冲突模式：一场由新的社会组织所发动的社会改造运动以“绝对正确”、不容置疑并且是势不可挡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或“摧枯拉朽”地进行，即使稍有曲折、回旋和斗争，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终的胜利(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显然属于发起运动的一方。尽管运动的直接承受者显然是这场运动的另一方：被发动的(或被动跟随的)无数乡村大众，他们并且还要在运动结束后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默默承受着由运动所带来的或直接或间接、或积极或消极的后果——然而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作品的目光所及和立场所系显然总体上都在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一方。 且不管它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实际作用与效果如何，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确属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或一系列“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入处于社会底层或基层的中国乡村的方式，与近代以来其他各式现代社会改造运动在乡村所呈现或采用的方式大体相同：一种外在于乡村的社会力量未经乡村人主动认可，就以势不可挡的方式(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势所趋”)闯入相对平和宁静却总体实在赤贫的“古风犹存”的乡村，接着以自己事先设定的一整套方式(有时是武装的，有时则是非武装的)进行一番活动，毁坏一些什么或建立一些什么，留下一些或欢欣或悲惨或几家欢乐或几家愁苦的后果，然后又悄悄地或是热热闹闹地撤离乡村，乡村从此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内里不可能没有冲突和紧张)及大体依旧的赤贫。简言之，以“现代社会改造力量”自认的组织或机构在乡村要从事些什么“改造活动”在进入具体的乡村之前已被事先设定。小说《春回地暖》描写的情形就是如此。一个在省城县城经过周密组织和集中培训的“土改工作队”被下派到一个偏僻的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乡村(“回马乡“)，按照省里以至全国的统一布署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发动，耐心的说服，艰难的推进和轰轰烈烈、腥风血雨的斗争，预期的目的基本达到，乡村经历了一系列震荡与整合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以后，土改工作队圆满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按时撤离了乡村。乡村由于建立起了与城市上级相对应的组织机构，此后的乡村基本上按照重组后的方式运转(至少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是如此)。乡村人在此后更长时间里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生死祸福不是集体返城以后的土改工作队所要关心所能关心的(作为一种为完成某种具体任务而设的临时性组织，它们在土改结束后即被解散)。“工作队”与被“工作”的乡村人这两批人马如果放在更长时段中来看，原来是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互不相干”的两拨人群，但在一个特定的短时期特定的空间内却由于某种外在力量的强制性安排，发生了极为切近的“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被工作者的顺从或愚顽程度将决定着工作队业绩的快慢和大小。换言之，一些人的听话服从或是顽劣逆反程度将直接影响着另一些人工作的顺利或是受挫，从而影响着这些人一时的得失荣辱和职务升迁。说得更简洁点，一些人(如乡村百姓)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放弃得越是干净彻底，另一些人(如土改工作队)事先设定的目标和预期目的就实现得越快、越充分，其“工作业绩”也就越大、越辉煌。 于是，疑问也便从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既然两批人马并不存在较长时期的利益相关，那么，又如何保证“工作队”的既定工作目的与工作方式是符合被“工作”人群的长远利益和终身生活福祉的呢？作家面对这样的题材又如何获取对这两批人马——土改工作队与乡村百姓——的感性和理性认知从而确立起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社会态度和审美态度呢？这正是摆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极为严肃的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却被这时期的中国作家普遍当作“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轻轻放过，转而以单纯的政治认同或政治忠诚取代了对于更为复杂的审美态度和审美立场的选择。这时期的乡村题材作品普遍缺乏审美深度，缺乏超越政治层面的道德关怀和人性关怀，因而普遍短寿，基本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缺乏对于乡村人具体生存状态，对于来自乡村外部的社会力量以及两者间相互关系的深入体认和深刻洞察。作家太易于被铺天盖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迷惑；又因为话语霸权背后支撑着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社会政治霸权，作家更易于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出发点来理解当时中国乡村人与乡村社会的生存状态，各个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愿望和个人意志，而它们与真正“实存的乡村世界”之间的距离随着历史真相的日益浮出水面已不言自明。试想，当一个作家对于自外而内的土改或合作化之类的“工作队”的立场、观点、目标与方法等等都几乎抱着无条件的认同态度，且不再以自己的理性与良知加以审慎的思考和审视时，那么，他/她眼里或笔下的乡村会产生怎样的变形？无论在作品里还是在作品外，乡村人和乡村社会在此时已完全沦为自上而下的某种外在社会组织实现自己目的和意志的工具，沦为证明某种观点、政策或运动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材料，乡村人既丧失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独立的主体情感、主体意志和主体自由，乡村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从生活方式到观念世界都有自己独特发展历史特点的相对独立的社区。更有甚者，到了五六十年代，由于城乡社会的分割日趋严峻，对城市作家的管理与组织也日趋严密，连这个时期的作家(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蛰居于都市)如何进入乡村、接触乡村以至如何感受乡村、理解乡村，都几乎是被事先组织与规定的，譬如《春回地暖》的主要素材就取自作者王西彦五十年代初以土改工作队“队员”或“副团长”、“县土改委员会委员”的身份[3]所参加的湘东和皖北两次土改经历，这对其后的小说家的视角、眼光和立场不能不带来很大的限制和制约，也是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往往习惯于“在共名状态下叙事”的主要症结所在[4]。当然，现代作家如何进入乡村接触乡村，如何获取关于中国乡村人内外两面生活的各式知识，又如何确立对乡村人与乡村社会的态度，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尤其是关注中国乡村人(无疑构成了“中国人”这一概念的主体)历史与命运的作家的严峻课题，远在“乡村题材”成为与“知识分子题材”并驾齐驱的热门文学话题之时就已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态势和不祥的征兆。它包含了文学的主观与客观，作家的感性积累与理性认知，二十世纪中国乡土作品的独特发展形态及城乡之间的独特分割状态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兹处不再详述[5]。 主要人物与边缘人物 如前所述，《春回地暖》在同时代同类题材作品中是独具特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读者已发现且为作者所首肯的，这部篇幅堪称庞大的小说中没有出现充斥于当时诸多概念化作品中的、也为当时许多“评论家”和读者所热切期待的金光闪闪的全能式“英雄人物”[6]。所有主要人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包括位于情节和画面中心的正面主人公，哪怕具有许多英雄品质，也都是有缺陷的，都几乎是清一色的普通人。在这里可以见出作者一生都执著不息的文学追求，也隐约见出他那一脉相承的善于捕捉和刻画下等人普通人，尤其是普通人中的“苦命人”的独特艺术个性。正如有论者指出，这种艺术追求与个性同作者所终身服膺的欧洲尤其是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还有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所开辟的批判国民性传统，是存在着深刻渊源关系的[7]。不过也不能不承认，当我们在世纪末的今天来重新检视这部小说时便不难发现，孕育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总体意识形态氛围，尤其是那个时代关于人之为人的意识形态阐释体系和流行的“阶级斗争”哲学，还是深深约束、规范与制约了作者对于笔下各式主人公的观察、体悟、理解和描写刻画方式，以至于从总体上看，作品中各个阶层、各个阵营、各个组织中的人物基本上都还在“阶级斗争”的宏观框架下生活、感受、思想并活动，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之为人的心理、感受、情感和欲望的多层性多面性及丰富性复杂性。这也许与作品最后定稿时期正值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这根弦索又一次自上而下地大大绷紧有关。 于是，作品开头第一章就让读者开始闻到了阶级斗争的血腥气味：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乡长章培林刚刚结束县里的土改训练班急匆匆返乡时，就在家乡边的茶子树林里被仇视和反对土改的阶级敌人凶残地砍了一刀。 此后，套用一句老话，整个作品情节也就在这种“阶级敌人的磨刀霍霍声”中缓缓展开。作品中三个阵营里的人物也基本上说得上是泾渭分明，即土改工作队及县区乡党政领导干部、乡村百姓、阶级敌人(农村里残存的不法地主、富农和反动退役军人等)——为了表述的方便，请姑且允许我分别称之为A、B、C三大阵营。就当时的意识形态界说来看，A是不言自明地代表着B的利益，始终为着B的利益而含辛茹苦地与C展开英勇斗争的，用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来表述就叫：“解放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土地改革。我们的工作队是工人阶级的队伍，帮助农民兄弟的解放事业是我们神圣的义务!”(见第4章)；既然以“他们”(乡村百姓)的解救者的身份自上而下而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乡村，其姿态说得上是相当优雅或优越，充当起B的领导者来自然也无需经过任何公举或公议。照理说，A与C具有更大的力量，更高的或正或反的社会地位，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该更易于塑造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与同时期的另几部土改或合作化作品(如《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一样，让人觉得相当可信且可爱可亲的人物恰恰不是来自作者花费更多笔墨和篇幅的主要正面或反面主人公，而是来自B阶层的作者往往着墨不多的所谓一些“中间人物”甚或“落后人物”。具体地说，作者始终将他们突出在画面中心的正面人物如乡长章培林、区委书记李昌东，与一开始便行凶砍人的反面人物“土皮蛇”章侯之(反动地主)及他的幕后支持者章耕野(反动退役军官)等，都免不了给人一种近于“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的思想方式、内心情感、行为作派以及外在肖像上，正面人物的仪表堂堂与反面人物的贼眉鼠目等等，在同时期的其他同类作品读者往往都能不期而遇，因为有那么个至高无上的“阶级属性”高高悬在这些人物的上方。就像区委书记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土改“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论什么大小事情，都要提高到这个原则高度上来”(见第12章)。处在当时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作者也难免不以这样的“原则高度”来理解这场乡村改造运动，于是被突出在画面中心的正反主人公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外在肖像，都免不了打上显著的阶级烙印。仿佛那个时代所出产的电影和戏剧，人物一上场脸上就被打上了白光或是蓝光，让人一望而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两批人马的性格发展、斗争结局及人生命运也基本上不脱同时期作品的窠臼因而读者也大致可以预料：反面人物无非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逻辑顺次加以表演，正面人物则是在曲折的斗争中不断成熟起来，最后得到提拔从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机构……从《暴风骤雨》到《创业史》，总的情节轮廓莫不如此，当然也只能如此，否则便不可能有机会面世。 相对而言，没有处在作品矛盾冲突聚焦中心的次要一点的人物如普通农民章木生、洪长贵以及一度受蒙蔽的章东生、良富叔等，则显得更为亲切可信。从理论上来说，农民是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体，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乡村重组过程的参与者及重组结果的最主要的承受者，应该是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的，但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格局尤其是中国农民阶层漫长而又独特的困厄和屈辱历史，这个人数众多而又享有较高意识形态定位的庞大阶层直到在二十世纪中期的这场“伟大政治革命”中，总体上仍然是“沉默的多数”、无言的一群，受A、C两个阶层支配与操纵的群体，构不成矛盾冲突的重要一方。但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表现这些人物时获得了相对的从容和自由，并得以较多地调动起作者前此的乡村生活积累，将他对于苦难深重、生性淳厚而又韧性挣扎的乡村“苦命人”的特有熟悉与深切体悟，熔铸于对土改运动中乡村普通人物的观察与理解，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中的边缘人物的真实心态与命运轨迹。章木生是一个被苦难与屈辱压榨得近于木偶的中年农人，对于一切高高在上者、一切来自乡村外部的社会力量的极度不信任与深拒固闭几乎是天生的，不可动摇的，因此，即使土改工作队就驻扎在他家，也无论各式热情而又亲切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各级干部怎样苦口婆心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仍然无法让他完全信任或积极参与这场革命斗争。直到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他也分得了从以前一直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地主那里斗来的光洋与金戒指，并将它们紧紧攥在“出汗的手掌心”时，他才“跟在(群众斗争)大队的后面……那张木勺脸上，现出一副简直压制不住的笑容”(见第51章)，他心里长期淤结的坚冰才开始有限度地化解。在这个人物身上分明叠映着闰土的身影和中国农民不重“虚理”重实利的传统性格。凭着自己的勤劳苦做，省吃俭用和机灵精明，在哪怕是乱世里也好不容易积攒起一点资产从而脱离了乡村赤贫阶层的章东生、章瑞生、良富叔等“中农”人物，当土改来临时，他们对于手里这点极有限的所谓财产的惴惴不安、一夕三惊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于自己当年勤劳与俭省习惯的无限后悔懊恼之情，更将今日的读者带入独特的历史情境中与人物一起经历了那份难以名状的不安、恐惧与困惑。此外，虽然处在矛盾聚焦的中心却因无法适应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同样沦为边缘人物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肖一智，尽管作者出于当时文学风尚的需要而在不少地方对他使用了漫画化的手法，这个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仍然别具魅力和风采。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原为“省城大学里的大干部”，又是认认真真研究过一些理论的，因而当他抱着满腔热情响应政府号召和一些当地农民出身的县区乡干部一同进入乡村大地时，他在很多方面都显得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想为“农民兄弟”做点事情从而取得书斋以外的某种生存意义，然而由于自己理论的“拖累”，由于自己长期处身文化阶层而带来的生活习惯(为了适应乡村生活他已痛改了很多很多)，由于对整个运动的真实政治目标以及新的时代条件下乡村百姓的真实内心隐曲都不能说了解得很深很到位，以及由于对被列为斗争对象的另一方还时时存有恻隐之心……等等原因，在结局上他有点像柔石《二月》里的主人公萧涧秋，宛如大齿轮里的一粒小石子，经历一番碾压，一番挣扎，终于被吐弃出大机器之外，称病提前返回省城，沦为名副其实的“局外人”。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与命运中所蕴藏着的丰富而复杂的信息，也无疑可以追溯到王西彦在自己的创作传统中所一贯擅长的对于中下层知识分子人物心理和命运的深刻洞察、准确捕捉与成功刻画。毕竟，文学作品的主要职能并不在于以形象来证明甚或衍化一种随处可见的主流斗争哲学，而在于以作家的一颗赤子之心去充分体察领悟与捕捉处在川流不息的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各式人物复杂万端的心理、性格与命运，以此在一代代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之外以形象的方式留下许多意味无穷的、常被历史所忽略的“小数点”。从这个角度上看，《春回地暖》里边缘人物形象的魅力与意义显然要远远大于其正反面中心人物。 乡村社会问题：已解决的和被遮蔽的 经过看似紧张激烈而又一环扣一环的运动与斗争，土改工作队所追求的打倒地主，平分地权的目标很快得以实现，虽然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主线，写了不少阶级敌人的破坏、抵制以至“匪特组织暴动”之类的活动，但工作队实在说不上遇到过什么真正有力的抵抗。长期生活在乡村以及曾一度入城就业谋生的中国地主们多半深懂“大势已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能逃的逃到台湾，还“执迷不悟”愿意打的仍然在边疆及个别海岛进行着零星的武装抵抗，这些由于种种原因蛰伏或蜷缩在乡下的“散兵游勇”们，或昔日的得势者与“成功者”们，果真还能与那个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组织做后盾的乡村重组运动之间展开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或是斗争么？因此，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伟大而辉煌的胜利简直是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的。这是一场除了策划者发动者布置者以外不会有其他赢家的棋局。 那么，就前文所述的作品里A、B、C三个阵营而论，他们各自从这场运动中得到了些什么呢？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的乡村大地此后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政治、经济及人心与价值诸方面的问题？ 这里只能选择一个很小的切口来略加论析。我们不妨简单看看B层人物——各式乡村百姓(包括守法的地主富农)——在土改中和土改后所已经有的和可能有的命运与心态。无论有过怎样的怀疑、犹豫、担忧以至恐惧、害怕，这个阶层的人物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A层人物的动员、说服与发动、领导之下，最终以大体平均的方式分得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和钱财(守法的地主富农则是慑于大势谦卑而驯服地缴出了这些)。长期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乡村、至近现代以来尤其显得变本加厉的贫富不均问题或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至此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就一直渴望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一度得到了实现，乡村百姓在长期的战乱中根本无法保障的基本生存问题也由此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五十年代前期新的执政党所取得的几乎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于此不难得到理解。但倘若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且从人的欲望与能力的天生不平衡，乡村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民主建设，以及乡村百姓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等等一些更深的层次看问题，各种危机(不仅仅属于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在这样的“伟大胜利”中悄悄地潜伏。单是在《春回地暖》所展示的情节与画面里，土改过程中所形成的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那种“赐福与感恩”的关系模式、乡村百姓生产与生活自主权的逐步丧失等等，就体现得相当显著——尽管这也许并非出于作者的本意。 经受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内战外战的强烈冲击与震荡，饱受着那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各式兵、匪、官、绅们的恣意欺凌和蹂躏，中国乡村百姓几乎被榨干了每一个铜板每一滴血汗，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一类的欲望和心思正是人情之常。因此，长期呻吟在赤贫与无权之深渊的乡土居民，一旦通过某种程序被合法地“分配”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其内心的狂喜或大喜过望自不待言。尽管许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表现过，由于这土地和财产原来属于那些一贯作威作福的强人，多数老实巴脚的乡村人在初拿到手时总免不了有些惴惴不安，诚惶诚恐。倘若居高临下(或自上而下)的“分配”一方将“接受”一方这种畏畏缩缩、惶恐不安而又谦卑恭顺的心态加以功利化地利用和导引，是很可以从中大大做点文章的。果不其然，在此后许许多多乡村作品当中，进入乡村发动从合作化、大跃进一直到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大大小小运动的各级官员，总不忘将当年的无偿分配当作乡村人今天必须无条件响应新的号召与运动的一个基本理由。深谙“知恩图报”人情风俗的乡村百性也果真因此容易相信种种新的运动是“为他们好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赐福与感恩”的关系模式。被赐予的土地与财产是有限的，但此后的“感恩”与回报却几乎漫无尽头。建国以后乡村大地上为什么各式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常能“轻易”地加以发动，从中不难得到一定程度的注解。最近有经济学者指出，一再实施这类“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的做法对于此后中国人“隐性经济伦理观念”产生了相当严重深远的危害与毒化[8]，确是沉痛而明理之言。 再者，从乡村人生存需求的多样性与动态发展性角度来看，被“平均”分配给了土地的乡村居民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忠诚之心以及经营的能力显然是无法“平均”的，一旦战乱 平息，社会安定，乡村人的需求和欲望更无疑要超越单单只为“活着”的层次，尤其不可能长期安于在一片极有限的土地上用最原始的手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着仅能糊口的谋生活动。关于乡村人在对土地的态度和对土地的经营能力方面的巨大个性差异，在《春回地暖》问世之前，《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以合作化为主题的作品都已有过较为充分的表现；而且往往是在批判农村新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意识形态框架中加以展现。我们眼前的这部作品里尽管将农民分得土地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但从乡长章培林、其兄章石林(任乡民兵队长)一直到小民兵高照，还有老实到近于“愚傻”的中年农人章木生等，他们在对待所分得的土地和房屋的态度上，最初的但也是实质性的分歧已经初露端倪，只是在充满热情、斗志正旺的年轻乡长及他的县级区级上司那里，那些没有在“红色封面的《土地改革手册》”中得到正式诠解的现象与心理，都被当成了主流以外的“错误思想”来加以劝说、纠正和批判而已。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由此被更长时期地遮蔽在作品内外的中国人的视野以外。固然，“活着”确是生存的第一要义，但自由，也为多数人们所爱得。人们在一切社会活动中所争取的不仅仅是面包，同时还有种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然而，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乡村社会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运动，留给中国乡村百姓生产与生活方面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不能说等于零，但完全可以说是已微乎其微。以至于数十年后，当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滑到了不改革就无以在世界新格局中继续生存的边缘时，中国政府选择的也是将乡村改革作为一个突破口，而这一政策的首创性恰恰来自乡村农民突破旧体制躯壳而作的自下而上的叛逆与推动[9]。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进入到一定的层次，一些深层的制度性文化性问题的牵制已经日益显露。我们无疑愿意相信当时的新政权确是真诚地想要通过这种前无古人的新整合(用作品中人物语言说是“拔掉数千年的封建老根”)，将中国乡村社会朝现代化的方向大大推进一步，但是从当年在全国各地四面开花的“土改工作队”及其所属整个权力结构的具体运作方式与实际效果来看，却很难说已经实现了超越于一时性政党政策以外的良好的，也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建设目标。倘若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土地革命”领域所采取的现代化道路与步骤相比较[10]，尤其是以无数中国乡村百姓在这一运动中的心理变迁与此后数十年里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出发点，这一点将显示得更为清晰而昭著。 注释： [1]本文所采用版本为《王西彦选集》第4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 [2]王西彦：《关于(春回地暖)答读者问》，前书第917页。 [3]见艾以《王西彦年谱》，艾以等编《王西彦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4]参见陈思和《多元格局下的小说文体实验》，《上海文学》1998年第7期。 [5]这方面的意见可参见拙著《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鲁迅乡土小说研究》，华东师大1997届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部分章节已发表于《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等。 [6]王西彦：《关于〈春回地暖〉答读者问》。 [7]参见孙升亮《王西彦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8]参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9]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1978年在“地下”状态率先举行的违禁性土地承包。参见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10]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作者简介]范家进，1963年生于浙江开化，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师大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文有《熔铸心灵化的批评话语》、《双向隔膜的发现与双向批判的开展》等。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