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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见明的《玩古》颇得行家好评，且已名列“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20部获奖作品之中。不过，这是一部让人读来饶有兴致、读后大有余味、细究起来则颇难说准和“坐实”的小说，它若巧若拙，闲雅从容，却别致幽邃，内蕴锋芒，在当今的长篇小说之林属于“绝活”一类性质的产品。那么，《玩古》的审美观照到底有何深刻独到之处？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它有没有、又具有何种范畴和侧面的突破性呢？也许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入手，我们才能较为准确贴切地把握到《玩古》的份量和意义。 上 《玩古》以玩古这一文化时尚在鹤了城从滥觞、勃兴，到高潮，直到暗转、衰亡的过程为全书的情节主干，以城乡双重生存空间、现实和历史双重文化风俗为审美观照视野，舒徐有致地展示了其中所包容的种种人生境界、生命欲求、人际纠葛、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人生命运和命运支配力量的神秘性与潜在的合理性。实质上，《玩古》所表现的，是当今中国一种日趋重要而又为艺术观照所忽略的文化生态———消闲文化的习俗和内蕴。 20世纪的中国经历的是一个功利至上的时代，民族独立富强的严峻课题和沉重使命，使得一切闲情逸致，都无法摆脱没落颓废、玩物丧志的价值判断和在社会、人生中均被轻视摒弃的命运。直到历史新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物质的日益富足和人心的舒展安逸，享乐观念抬头，属于消闲范畴的各种文化形态才逐渐或正常或畸形地发展兴旺起来。在精神文化领域，30年代知识阶层审美型人生自我表现的闲适散文被纷纷再版，描绘旧家族破落子弟在斗鸡走狗、吃喝嫖赌的玩乐中虚度人生的市井民俗小说也不断出现，这些作品拓展了当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和美学品质。彭见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背景下，以自己对消闲习俗既富时代气息又具文化高度的探寻、把握，使《玩古》在文化、文学和时代现实生活等诸多侧面都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突破性意义。 这种独特性和突破性，首先表现在作者对玩古即对消闲文化的多层次的价值判断上。从社会学层面，作者在第六章通过对鹤了城消闲风尚历史兴替的勾勒向读者表明，满城人疯魔般地痴迷于玩古，实与时兴文化宣传队、大裤脚长头发、红茶菌、气功等等相似，不过是一个风潮般生生灭灭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具有一定心理合理性的、既隐含庄严内蕴又夹杂游戏乃至滑稽因素的文化时尚。这种时尚的兴盛变异过程中，却又敷演着种种人生的悲喜剧，凝聚着种种社会和文化的矛盾，因而具有观察反映的意义和独特的认识价值。更进一步，作者具体描写了市长高安从政之余的玩古，欧阳玉琼和东方冉修身养性的玩古、柳三生和洪伟达百无聊赖中的集古、谷定坤与周顺清生计艰窘时不啻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贩古、谷米香大院人蒙昧与势利兼而有之的护古、鹤了城俗众附庸风雅的炒古、包括香港收藏家古董彭文物保护意义上的藏古，等等。这些描写实际上从个体人生的角度艺术地表达出，古玩是一种感悟生命玄奥和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玩古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闲情逸致，对功利追求者有利于心态的调节和生命境界的维持，对人生失意者是一个心灵慰安和逃遁的处所，对俗气缠绕者可导出精神的净化与升华，对碌碌于衣食者则可成为用以谋生致富的一种手段。总之，把握得当的消闲与玩古，并非颓唐没落、玩物丧志，而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侧面，是人生意义追求者的一种境界，人们从中可以各取所需，“求仁得仁，求智得智”。《玩古》还从文学审视的角度，把玩古贩古活动，作为考察国人品性、时代特色和人类生态的鲜活材料来看待和处理。周顺清贩古过程显示的谦恭卑琐、自轻自贱、精明狡黠乃至颇有成功后展露的邪气与阴狠，活现出一个底层小人物柔韧的心性、无奈的智慧和逐渐膨胀的善恶难持的欲望，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体现出作者对农民文化丰富内涵的极为幽深细切的理解。东方冉一贯自命为雅士高人，却闹了贪图猫食蝶古物而上当买猫的笑话，做出了侍奉身怀假古玩的垂暮老人以图一逞的失格之事，小说的这些描写，又有力地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险诈。总的看来，《玩古》人物、情节、艺术场景和话语格调的设计与表达，多侧面地显示出作者对玩古、对当代中国消闲文化透辟通达、全面辩证的、基本趋向肯定的判断理解。显然，这种理解与相当到位的艺术反映，对20世纪中国的正统消闲文化观作出了有力的突破、深化和修正，作品由此从文化的高度散发出浓烈的时代气息。 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具有时代气息并非难事，《玩古》在这方面难能可贵的是审美观照的高度与独特性。现实生活题材小说普遍欠缺的，往往是历史文化的含量，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显得更为卓越。作品中的人物，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并不把玩古当作纯粹个体生命的怡情，在他们眼里，玩古还是一种通过实物对历史文化、人类生命的奥秘和底蕴进行了解、体验、感悟与臆想的活动，龙凤筷的传奇故事，谷米香大院的幽深、丰富、神秘，无不牵连着前人的命运，浓缩着古人的智慧，同时，它们又能构成今人生存的背景，显示今人生命的色调，这样，就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悠长的人类生命历程聚于一物，作品中人物的日常活动、言谈举止和心灵感受，就都具备了文化的质地，小说本身自然也变得底蕴深厚，韵味绵长。在小说中，柳三生得意于木床亦夭折于雕花木床，高安因玩古而潇洒亦因玩古而仕途失意，古为何物，竟似暗藏冥冥天意？为什么古今一代代生命总这样把摸不到而又割舍不开、宿命般地互相牵连？就是整个鹤了城的玩古风潮，也是来若惊鸿，去似杳鹤，玩友们世外高致的底里是雅俗难定，乐融融的背后是聚散无常，最终鸡飞鹅散，飞鸟各投林。《玩古》的前半部分似乎是对市井风俗、现时代生活一丝不苟的写实型描写，后半部分则用同样不动声色、有板有眼的写实笔法，叙述起层出迭现的诡异之事来，若巧若拙之间，作者以一种不事张扬却相当老辣的艺术智慧表达出，时代生活、历史文化、人类生命，一旦观察得长久，参悟到深层，就现出了芜杂，现出了神秘，幽幽散发出阴凉奇诡的巫鬼之气。无疑地，这里寄予着极为深沉的，形而上感悟层面的人类命运之慨和历史文化之思。 在作者练达绵密的叙述中，纯粹意义的玩古显得那样的雅致、纯净，满蓄诗意，隐含玄机，而且氤氲着静穆之气，玩家的相约总是煞有介事，鬼鬼祟祟，赏玩的处所总是雅洁幽僻，境与事偕，似乎大有其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玩友们之间虽然经常是各有各的“小九九”，却无功利之算，无猜忌之心，总能优雅、和谐、其乐融融。对玩古意趣的共鸣，甚至能使普通的农村姑娘和名高位重的鹤了市长一见如故，心生灵犀、情意缠绵。显然，作者认为闲谈自在的玩古实为俗世中的雅事，其中拥有人类的真性情、生命的真乐趣，玩物怡情已超越人生功利境界，进入了个体生命的审美境界。在这里，作者开掘出的玩古的精神内核，一言以蔽之，即是“雅”。可以说，雅与俗是作者从玩古中顺理成章地提炼出的、判断人生世事的价值标准，这种超功利、超道德的雅俗标准与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名士风度密切相连，它使小说在价值立足点上，也显示出丰沛的文化含量。 立足玩古看世界，依凭雅俗断人生，使《玩古》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场景的韵味直至人物语言的风采，都显得格外的新鲜别致，意蕴独具。以往的文学作品描写领导干部，多半着眼于社会性事业及与事业相依相随的婚姻爱情矛盾方面的私生活，其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写功业、写才干、写意志品质、写日常矛盾纠葛中的情感苦闷的艺术套路。《玩古》对于市长高安，则着重叙述他忙里偷闲地幽会名利场外的雅士，刻画他不可抑制的把玩古物的闲情雅致，就是描写他与谷美芝的互相迷恋，作者也着意突出双方由气质、心灵超凡脱俗之处所形成的共鸣与勾连，这其实是从精神素养、心灵品质的角度，别具一格地在开掘展示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身上所体现的、超群出众的个体生命的诗意与灵光，高安形象由此变得骨立神活，神采独具。对于谷定坤，作者也没有依从时下惯常的思维路向，把他批判性地写成废物、多余人、乡村的纨裤子弟，或赞赏性地写成顺应市场经济大潮的、小生产传统生活模式的叛逆者和新生活的艰难探索者，而是通过描写他在贩古这一极狭窄的生存领域才迸发出的热情与潜能，敏锐地揭示出其精神深层潜伏的向雅之心，从而开掘出了人物身上正面的而且较为恒定的生命价值因素。在小说中，欧阳玉琼能在月夜的池塘水面看见亡妻的面影并与之进行心理和生理的种种交流，以世俗的眼光看，这实属怪僻之人的乖戾之事，作者则自自然然地显示出，雅人自有雅事，爱情生活带有超凡脱俗的仙气也顺理成章，这种情节反而别具新意地表现了美好人情的高贵性，永恒性和诗性。显然，如果不依凭雅俗标准，进入生命审美境界的层面进行观照，小说的意蕴就不可能具有这种独特的风采。 不过，从作品中柳三生玩木入魔、东方冉求古失格等情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玩古风尚、雅俗标准实际上具有相当通脱辩证的眼光，他并不像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人名士一般对其完全认同，而是在赏识、揣摩、品味的同时，对其中所显示的生命价值格局的狭窄，不通世故乃至一定程度的蒙昧性等等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揶揄调侃之意。《玩古》这部小说开头始于鹤了人热情洋溢地搞阶级斗争，中间始终不忘反映经济建设、不正之风、脱贫致富等等重大的时代社会生活内容，结尾则终于谷定坤掀起的搜集革命文物、老区扶贫的热潮。作者似乎颇有仙风道骨地在玩古文化的天地里悠游体察，话语格局却始终未遗漏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主调。它实际上体现出，作者是入于内而出于外，站在时代文化整体的高度来把握玩古风潮、消闲文化的，所以，作者观察和探索消闲文化的背景和基础显示出一种正大庄严之气，作者对20世纪中国正统消闲文化观的突破与修正，用意在深化、健全和发展，而不是解构与颠覆。由于这种具有社会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的当代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势所必然地会做出的精神选择，小说对玩古，消闲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定位，就显得相当地中肯、贴切，作品本身也在深邃别致的同时，显出了稳健大气的思想品格侧面。 下 《玩古》不仅以自己对消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深刻体察，在反映时代文化状态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而且以自己从创作题旨、人物风貌、到艺术情韵、民间文化底蕴等诸多方面的审美独特性，毫不逊色地跻身于新时期以来风情民俗小说翘楚之作的行列。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映市井乡野细民人生的高手，涌现了大批描绘世态民俗画卷的精品力作。如果从创作意图和思想主题的角度区分，这类创作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刘心武、陆文夫等作家主要从社会政治角度命意。刘心武的《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几部长篇小说着力表现时代政治生活影响转换所形成的世相人生，企图以对当代民众群落生态的呈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井》等“小巷人物志”系列作品，则多半通过描述体现习俗民风的人物在当代中国命运的变迁，反思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及其得失，批判极“左”路线的危害和封建文化的痼疾。邓友梅、林希、冯骥才的作品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绘声绘色地表现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古老都市的怪世奇观，观照的是遗老遗少们那没落腐朽者病态畸形的人生。《那五》、《丑末寅初》、《蛐蛐四爷》、《三寸金莲》等作品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刘绍棠与汪曾祺又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以颇为隐曲的人生况味为底色，而呈现一种赞赏讴歌的价值与情感的倾向。汪曾祺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致，诗化地表现往昔民间自在和谐的人生形式和健康美好的人性，刘绍棠则在运河滩爽朗明快的风情画卷中，展现传统民间野俗的魅力及其道德的光辉。与上述作品相比，彭见明的《玩古》有着自己卓尔不群的独特性。它所着眼的主要是一种人生的情致和生命的境界。作者在小说中对闲适自在状态的欣赏把玩，对人生雅俗品位的研探体味，包括对人物性格中普遍存在的矜持自重、富有分寸感这类独善其身特征的强化，对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营营碌碌等当代俗态的揶揄，等等。都是围绕人生情致和生命境界这个思维轴心转动的。至于贩古和玩古即经济和文化的矛盾，城乡之间个体人生和群体欲求的差异，芸芸众生和雅士高人的隔阂与牵连，历史对人的镇摄吸纳和人对历史阴影的亲和痴迷，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内涵，在《玩古》里则依附人生情致和生命境界的精神内核，共同构成小说层次丰厚的意义系统。《玩古》的这种主题开掘的意义取向，不像社会政治视角那么胶着于时代生活具象，显得更超脱，更具文化韵味，与怪世奇观类风俗小说比，对非功利人生和民间文化的看法则更宽厚、更中正平和，与刘绍棠、汪曾祺的作品比较，《玩古》又具有正负面情态皆涵纳于内，观照更广泛客观、包容更丰富的优长。彭见明的这部小说并不一定比当今风俗小说名家的作品更深邃高远，但意义开掘取向本身所具备的长处及作者相当到位的艺术观照，使《玩古》的意蕴系统确实能独具一格、自领风骚。 与意义开掘取向相呼应，《玩古》的人物也显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风貌。一部份量厚重的长篇小说、一个创作丰富而卓有建树的作家，当然会塑造出各种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统观一个风格成熟的作家，我们往往能从其人物身上看到共同的气质和风貌。刘绍棠作品人物的豪爽之气和传奇色彩，林希、邓友梅小说人物的酸腐气、邪气和刁钻劲，陆文夫小巷人物的境界局促而自得其乐，以及隐藏于其背后的无奈与辛酸，等等，都打上了作家艺术观照独特的精神印记。《玩古》同样塑造了身份、地位、教养、人生命运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虽然总体看来作品未曾提供出在当代文坛堪称一流的典型形象，但人物的性格、心境、语言都相当生动且富有个性色彩，欧阳玉琼、东方冉、柳三生等雅士文人和周顺清、谷定坤、谷米香人群体等乡间人物还颇为深邃厚实。《玩古》在人物塑造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人物群体所共同显示的独特的文化韵味和精神风貌，以及与这种韵味和风貌互为表里的弥漫于全书的艺术氛围。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从高安、程红等官场人物，到洪伟达这样的商场大佬，直到谷美芝、柳林、冬儿这类浑朴纯真的女性，都对古玩奉若神明，对玩古高手亲敬有加，连周顺清、谷定坤等人也因做的是古玩生意、沾染了文化气而沾沾自喜，以至最终脱胎换骨，而且，他们普遍地相当投入和执着，缺乏审视、怀疑、突围的意识和逆向思维的特征。就这样，《玩古》人物的气质和精神风貌，或浓或淡地都显示出一种游离人间烟火、世俗功利的灵性和趣味，一种悠游尘世的仙风道骨，一种对心灵雅洁自在的宗教般的虔诚。这种气质与风貌使《玩古》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也区别于其它民俗小说而独具风姿。而且，我认为，能把一种生命的韵味和灵性投射到各不相同的人物身上并使之具有文化的意味，这是一个作家精神和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因为其中体现的，是作家对人类生存和人性某一侧面的底蕴与真谛的成功捕捉、充分传达。《玩古》人物所具有的这种与众不同而内在一致的气质和精神风貌，也正表现出作者创作思维在人类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特性、成熟性和内在完整性。这无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相当难能可贵的境界。事实上，彭见明在《玩古》出版三、四年之后，还断断续续地发表了《绝唱》、《绝钓》等题材各异而思维路向一致的优秀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恰好可作为作家独特审美思维所具统一性和延展性的补充例证。 风情民俗小说多半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深厚的民间地域文化的底蕴。邓友梅小说京都文人的优雅和“京油子”的卖弄，林希作品天津“卫嘴子”的辛辣奇诡，陆文夫小说甜腻中夹杂着柔弱苦涩的苏味，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刘绍棠的“运河滩风光”，都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那么，彭见明的《玩古》在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蕴藏方面，是否同样有自己独特的开掘呢？应当说，在文本的生活具象和叙述语言等话语系统的表层，《玩古》并没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小说在地域风景和地方习俗方面没有出现太多的笔墨，人物语言的个性色彩主要表现在雅士奇人有板有眼地故弄玄虚的野史志异味上，湖湘地方语色彩也不鲜明。不过，小说人物语言的故神其事，性格的高蹈俗世，都与楚文化的浪漫风韵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作者在淡泊高雅和世俗欲求之间以敦厚平实的叙述所显示的平衡能力，又恰好体现出把屈骚楚文化和近世湖湘文化这两个湖南地域文化侧面加以改造调和的努力(当然，这种敦厚浑朴与作家的个性关系极大，但个性本身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玩古》整部作品笼罩着一种神秘诡异、掩掩藏藏的气氛，到小说后半部，柳三生、洪伟达命运中隐约可见的报应轮回色彩，雕花木床、池塘面影显示的阴魂不散、阴阳同存特征，则强烈地散发出楚地巫文化的气息。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与表层话语相反，在作品较为潜隐的文本意蕴的深层，奔涌着相当浓厚深刻的楚文化因子。也许，作者专意于对人生境界的揣摩，对地域文化气息的追索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性，因而作品的理性蕴涵层面表现出道家文化的风范，但上述事实说明，《玩古》认同的生命境界同时又有着深潜于其中的地域文化作为精神底蕴。文本表层话语对地域文化的超脱，使小说显示出精神视野的开阔性，深层话语传达的地域文化底蕴，则从一个侧面为作品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根基。这种独特的精神根基及精神根基与表层话语所存在的歧异性，使《玩古》既在地域文化底蕴方面区别于“京味”，“津味”和“苏味”小说，又在地域文化艺术传达技能方面与这些表里一致的文化风俗小说相比显得别具匠心。 总体看来，《玩古》与其它风俗风情小说比较，从创作题旨、意义开掘走向，人物精神风貌，到艺术情韵和民间文化底蕴，都显得自有千秋，作者的艺术传达更显示出不动声色却独辟蹊径的艺术智慧，二者的有机结合，使《玩古》毫不逊色地成为本身已堪称“绝活”的风俗小说这一文类中的出类拔萃之作，也就是说，成为了“绝活”中的“绝活”。这样，虽然《玩古》较难说准和“坐实”，却颇得行家好评，而且在毫无炒作的情况下完全凭实力进入“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的行列，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较为细致地评述了《玩古》的种种优长之后，面对这部已打磨得相当老到圆熟的作品，我们不得不说，如果站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层面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那么，《玩古》是一件难得的“绝活”，但也只是一件在当今文坛颇有份量的“绝活”。人类文化史上向来就有大作家和名作家、大作品和名作品、李白与李贺、杜甫与杜牧的差别，求奇、求绝，走向极致，固然是文学创作的可行之路，追求大作家大作品的创作境界，则是文学创作更为艰难同时却更为辉煌的道路。对于彭见明这样生活丰厚、体验深微而又卓具艺术智慧和沉稳气度的作家来说，在已创作出“绝活”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走向大作品创作的境界，也许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好在彭见明是一部作品一个题材领域和创作思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家，这恰恰说明创作潜力的存在。如果作家能奋力将种种生活和思路“打通”，整合并加以升华，创作的更广阔的新天地就有被成功地开辟的可能。这既是我们对一个有作为的作家的殷切期待，其实也是对《玩古》这么一个长篇小说的“绝活”进行观照评估的又一侧面。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