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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职业的文学批评者，在当代，最突出的感受可能就是精神的无力感。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既具有建构新的文学价值标准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不但很难产生社会功能，就是对时代文学和文化本身，我们也很难给出恰切的判断，同时，对自己的生活与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也充满怀疑。我们这一代学人往往被称为“学院派”和“学院批评”，但是在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学院批评”并非只是一种学术自律，它也意味着批评者的精神退守。当然，我们会说，它使我们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事物自身，它有助于我们澄清问题。但问题是，这一过程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反循环的过程。我们回到了自身，却无法从自身再走出去。学院批评对事物自身的深入探察变成了自说自话，这也使得我们这一代的批评家无法找到自身精神的安置点。所以，如果要谈文学批评的精神本源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自我”的问题。在生命的内部，究竟如何看待我们的“学院学术”？这一“学院学术”与自我、时代、生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能改善、改变这种关系，如何能让学术与生命、心灵，与时代发生关联？寻找自我的精神起点，这并不是简单地让文学批评重回公共空间，重新实现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的问题，它是如何让学术与自我生命价值感相一致的问题，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时代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是分裂的存在——写着貌似深刻的文字与思想，实则空虚无比。 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不只是学问，它还是一种参与，是社会整体结构、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要让自我的精神矛盾或痛苦成为思考的起点，而避免成为加强社会流行情绪和流行文化的一个元素。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想状态非常复杂，我们会被各种观点和社会情绪所吸引并左右，会不断摇摆，且不得要领，但这是一个逐渐澄清的过程，需要我们一生的努力，是伴随一生的精神自寻。我自己特别看重这一点。 只有在对自我精神不断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对流行于当下批评话语和思想话语中的一些词语、文学文本、文学现象与潮流有反省能力和思考能力，才能最终达到一种真正的立场和坚持。在这样一个时代，像“个人”、“社会”、“身体写作”、“左翼”“自由主义”、“底层”等等词语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存在，越是意义比较固化的词语越需要一种反省与重新剥离。这些词语是我们在研究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或思想文化史时所必须遇到且要做出判断的名词。它们背后会涉及到具体的社会现实、社会运动和社会心理基础，它影响我们对文学、文学现象与文化思潮的判断。 反过来，知识和严谨的学科态度成为一种必要，因为在全媒体时代，话语过于多元，最细小的心理微尘也可能演化为历史，许多富含意义的事件是以充满谬误与误导的方式开始的。许多时候，纯粹的情感立场和简单的义愤容易陷入某种话语的纠缠之中，毫无意义，或被利用。这时候，知识及利用知识所进行的充分和可信服的学理分析可以帮助你更为扎实、准确地论述你的观点和立场，可以使你的批评更有力更让人信服。文学批评、学术思考不应该成为某种工具和利器，成为宣扬自己政治立场的传声筒，不应该让所谓的社会关怀与政治立场遮蔽了你的研究对象本身，但同样，也不应该让其成为自我生产与消费的内循环。知识与学问应该成为你精神的元素，是为了寻找到更为恰当的精神方式而服务。 努力使批评、知识生产与自我精神对接，从自我生命的实感出发，去理解文学，辨析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其困惑之处。这样，文学批评既是自我精神的依托地，也是我们建构新的社会意识和理想图式的起点。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当文学无法溢出文学本身并产生更大的意义系统的时候，它也失去了生命力。而从另一层面来讲，要想产生更为阔大的意义系统，不管这一意义系统是纯粹的诗性、个人性、还是社会性，就必须有阔大的心灵，最终决定一个作家创作的不是技巧和修辞，而是心灵的宽广度和容纳度。即使你拥有了最细腻、最具有修辞性的语言能力，如果没有对事物真切的关注与理解的渴望，同样无法产生出真正的文学。所以，当我们出发(包括坐在书桌前对无限深远的思想的探索)，当我们确定自己所要书写的对象和世界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一对象和世界看做是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要有感同身受的情感和体会，因为“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把自我倾注进去，其实也是在与世界进行真正的对话。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