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晗《金刚沙》，《福建文学》2010年第12期 黎晗的中篇小说新作《金刚沙》用不到25000字的篇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人的心理混乱图景：大学毕业20周年的一场同学聚会，鬼使神差地和一场车祸联系在一起，召集聚会和驾车的是几位事业有成的同学(企业家孙天鹏、公路局办公室主任郑荣峰、文联主席“我”、民俗专家黄敏华等)，遇难的却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廖育兴。围绕道义责任的承担和心灵困境的摆脱，以廖育兴的遗孀张秀芬、堂哥廖育茂为代表的死者家属，和包括孙天鹏、郑荣峰、“我”、黄敏华等人在内的大学同学之间、家属与家属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一系列立体式的心理暗战交叉展开…… 故事不复杂，人心复杂。人心其实也不复杂，是基于个人利益考量的种种猜度，让每个人的表情、举止、谈吐、态度迷雾般复杂。阅读《金刚沙》，一种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症侯惊心动魄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巨大的“精神分裂”——在人的内心，在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之间，四处蔓延开来……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与故事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我”积极参与车祸后事料理和家属同学间矛盾的调停，有时“我”却刻意地以各种事由抽身事外。“我”一直在演绎着一个“两难”的尴尬角色：家属、同学双边矛盾紧张时，“我”不堪重负，暗自盘算着如何摆脱干系；而当“我”极力脱身出来后，却又去意仿徨，不忍放手。决定“我”的两难困境的是道义的摆脱或承担，“我”虽然精打细算，却一直不忍心彻底逃离；“我”貌似热诚，却处处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 和“我”一样，所有裹挟其间的老同学们，都在这场意外发生后内心备受煎熬。在面对事故和道义追究时，所有人都不冷漠、不忽视、不回避，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独自面对，主动承担。人近中年的庸俗社会经验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约束，让这些人的精神经常处于分裂状态。偶然的事故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切出了他们的内心剖面：这里有事故刚发生时的惊悸、错愕和悲伤，也有渐渐冷静后的躲避、焦虑和茫然，有死者家属无理纠缠时的慌张、激愤、委屈、苦闷，有各方彼此猜度的郁闷、苦涩和绝望，更有事件平息后的黯然神伤和无尽的空虚、寂寞。 黎晗的小说一向以“迷宫”式的叙述取胜，属于“智性写作”，但顺着他精心设计的语言回廊，到达叙事终点时，我们每每有着讶然的发现。《金刚沙》以当代小说写作中少见的耐心，对那些细微的、稍纵即逝的内心波动进行了让人头皮发麻的描述。小说采用了大量的对话描写、少量的手机短信和电话通话，可以视为对直接对话的补充。这些对话，有的剑拔弩张，有的充满暗示，有的乍听起来前言不搭后语，有的故弄玄虚，有的让人心惊肉跳。少量的极简的动作、神态和景物描写，透露出了人物内心只可意会的微妙情绪。作者有关当代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描摹功力让人称奇。 这是一篇具备了相当写作难度的小说。第一人称是一个限制性视角，它规定了作者的叙事行程和叙事限度。黎晗紧紧把住了这个视角，他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要引导读者从这个有限的视窗里，观察人物暗处的心理律动。这个限制性视角给小说带来了可以预见的难度，但同时完成了黎晗精心设计的另一个叙事目的——猜度。“我”一直猜度着其他人的心思，其他人的心思在我的“猜度”性观察中，也泄露出了猜度的痕迹。由于猜度，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由于猜度，一系列的精神困境由此产生。其实，事件的结果早已注定，这不是一场谁对谁错的悲剧，精神困境也并不是对方带来的，根源只在于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歧。随着隔阂越来越深，导致事件的处理走向了凝滞，这种凝滞又带来了新的一轮又一轮的彼此猜度。愈趋复杂的猜度让所有人的精神接近分裂乃至崩溃…… 小说以佛教用语“金刚沙”命名，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一次又一次的内心挣扎和求得平衡的过程，似乎具备了佛教中自我救渡的意味。小说同时还写到了基督教，第一人称的叙述似乎更接近于基督教的“自我告解”。有意思的是，整个故事的逆转，这些知识分子获得救渡的解决途径居然却是一个道教的传言：廖育兴之死与同学聚会本不相干，其起因在于他的妻子张秀芬的一个有些荒诞的梦。 小说越到结局越显露出了作者叙事的真实目的，宏观地看，以“我”为首的廖育兴同学阵营，走的是一条从理赔到捐款的世俗性道路，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相反，张秀芬走的却是另一条“招魂—超度”的超越性之路，具有人文关怀的特征。从一开始，两个阵营在精神上就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张秀芬在小说快结束时，把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向了知识分子阵营：只有她真正关心的是死亡本身，所有人对她极度猜忌、猜疑、猜测、猜度的“演戏”行为，在她的让死者“入土为安”的朴素愿望面前，不堪一击，砰然瓦解。简单而执拗的乡村伦理，让蝇营狗苟、用尽心机的城里人无地自容。 《金刚沙》中真正完成了自我超度的只有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其他所有工于心计的城里人，无论是企业家、小官员、文化人，乃至内心温柔、敏感的“我”，在这个故事中并未完成自我救渡，他们仍然在世俗的荒野上徘徊，找不出让自己内心走向安宁的出口。黎晗在《金刚沙》中重申了这样的写作理想：借由人、人心、人性的深度剖析，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焦虑和解决途径。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