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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割让英国，香港人民便开始了一段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迥异于祖国内陆的殖民地历史。而几乎同时的“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的加尼福利亚出现的淘金热和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都有不少中国人移往美国”［1］，开始一段独特的移民史。这种迥异与独特激发施叔青与严歌苓追溯探求、想象描述的热情，在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后，同在20世纪90年代初，施叔青创作了史诗性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严歌苓创作了《扶桑》、《魔旦》、《橙血》等作品。虽然严歌苓的作品相对独立零散，不具有前者在人物、时段上的连贯性与浑整性，但《扶桑》与《她名叫蝴蝶》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由于殖民史和移民史都要处在两种文化历史的交汇处，女作家在这段历史书写中所显露出的种种暗合就颇为引人注目。本文主要从寓言式人物书写和复调叙述模式加以分析。 一、民族寓言式的书写——人物形象分析 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说“所有的第三世界——（指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2］（p522-523）,“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2］(p545)。来自半殖民地的落后中国的华人移民在面对强势主流的移入国文化与人民时，尤其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其所遭遇的歧视排挤欺压与殖民地的香港几无二致，同样可以划入“第三世界”。因此当两位作家深情地描述一个苦难卑贱的风尘女子的人生遭际时，其实都融入了美华移民与殖民地人民深刻的集体经验。 施叔青用宝石蓝、胭脂红等鲜亮的色调烘染出来的艳淫巾钗、珠铿玉摇的“蝴蝶”“黄得云”，虽然艳光四射，红极一时，但终究逃脱不掉“周遭的隐影和暗色的调子”［3］(p334)，那就是苦难。13岁被绑架到香港为妓，躲过鼠疫之灾，却迎来情人“史密斯”的抛弃，归家无路，孤苦伶仃地遗留香港，为抚养肚中的孩子选择坚强地活下来。 而“扶桑”在严歌苓的笔下，被描写为“完美如一尊女神胸像，她红色衣裳临界她身后的黑暗，她若往后靠那么一点儿似乎就会与黑暗融会在一起”［4］(p90)。那如黑暗一样无边的随时都可能侵吞她的苦难，被她无言地承受下来。在哄诱下来到金山开始送往迎来的皮肉生涯。因患痨病被抛弃在除了等死没有其他的“医院”里，还差点被勒死，挟着19世纪下半叶的不公的排华反华——如1870年臭名昭著的辫子案法规、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在这种氛围下，大规模排华骚乱不断发生［5］——仇恨情绪的暴行更使她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非人的轮奸。那一把攒在手里的从轮奸者身上拽下的钮扣就是美华移民在美苦难的最有力的证明。 “扶桑”与“黄得云”都不幸沦落风尘，作了妓女，以供男人玩弄发泄求生存。经过了多少的苦难与磨折，忍受了多少的卑污与屈辱，“扶桑”与“黄得云”终于存活了下来，对苦难的超强的忍耐力可以说是她们最大的相同点。“扶桑”，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周策纵翔实的考证，“扶桑就是榕树”［6］(p339)，以巨型闻名，一木可成一林，隐含着包容忍让的含义，正与华人移民的生存之道——忍字哲学相吻合。而“黄得云”这只黄翅粉蝶更是“道地的香港特产”［3］(p334)，正如刘登翰所言“百年来香港的屈辱史，也如黄得云一样，是提供它殖民宗主国海外冒险、享乐和发泄的一具娼妇般的肉体”［7］。两位作家对人物的民族寓言化企图也就不言而喻。在这里女性的身体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女性的生存体验被巧妙地寓言为民族群体在那特殊的苦难时期的境遇状态，联系在一次次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掠夺与践踏下难以抵抗还击的近代历史，谁能说这种寓言不是恰当绝妙的呢。但意识到仅仅以卑弱、顺从、忍耐的女性形象是难以全面完整地概括当时的民族集体，所以两位作者又设计了两个阳刚的男性形象作为补充，为避免重复，本文在下文中另作分析。 二、无可选择的选择——人物构架分析 在两部作品中，围绕女主人公“扶桑”、“黄得云”，都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男性形象，“克里斯”、“史密斯”是属于强势的异质文化，“大勇”、“姜侠魂”却是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与她们在文化、身份、地位上没有存在多大的差异。在塑造这两组男性形象时，两位作者既有相似，又很有不同。 1．“克里斯”与“史密斯” 两人都以疑惑探究的眼光来审视陌生神奇的东方女性，为她们所吸引动情。但文化的异质造成的理解的障碍、强势与弱势所形成的地位身份的不可逾越使这两段异国之恋变得暧昧，无法正名。“克里斯”带着少男的好奇与对母性的迷恋使他深深爱上了“扶桑”。他关注她，帮助她，试图彻底拯救她，但他终究难以摆脱自己集团无意识中的仇恨，如他不自觉地参加了反华排华的骚乱，甚至也参与了对“扶桑”的轮奸；无法全然不顾或不受家庭的影响，他被困在家，被送往英国念书等。更重要的是，对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恋人“扶桑”无法理解，似乎毕其一生都未能完全彻底地理解“扶桑”，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可又正是这谜一样的“扶桑”让他萦怀牵挂一生。 而“史密斯”在鼠疫漫城、人人自危的恐惧中遭遇了艳淫巾钗的“黄得云”，开始了他们的“倾城之恋”，然而鼠疫终将过去，从长计议代替末世的狂欢，这个受着自身宗教文化思想深深影响、想凭着在鼠疫救治中的优秀表现在香港上层社会大展拳脚的小磨房主的儿子，很快把她忘记了，把那个在死神威逼下与之厮守的小情人抛之脑后，苦心积虑寻找一个与自己般配有助于自己提升的上流千金去了。虽然他也曾挣扎犹豫过，但那充其量只是一场精神与肉欲的天人大战，比起“克里斯”的纯情与勇敢，他显得冷漠功利。 2．“大勇”与“姜侠魂” “大勇”与“姜侠魂”在两部作品中都是以十分英武、阳刚、俊朗并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形象出现的。“大勇”这个洋人史学者眼中的“数十位恶霸英雄的总积”，是那个华人移民饱受歧视排挤、凌辱欺压的年代里的华人英雄。他保护同胞、组织罢工、维护同胞利益，是民族的代言人。他的油滑中透露着机智、野蛮里蕴藏着刚强与正义、浪荡中又有一份对妻子的忠贞。“姜侠魂”在施叔青的笔下也被赋予了浓重的传奇。对于这个让“黄得云”心仪向往、一度要私奔于他的人物，书中设计了多种可能的传说：革命志士、海盗英雄、江湖义士，不惜把史上香港人民抗英的几次壮举赋在他的身上，如惩治英军、面包投毒、刺杀事件。可以说，这两位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投射着两位女作家对在那个饱受苦难的时代的民族想象，是集体无意识中对阳刚的英雄形象的呼唤与寄托。但他们都是孤单寂寞的，并没有多少的同类与跟从，所以并不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尤其在施叔青那里，“姜侠魂”与女主人公“黄得云”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却得到了大量的描写。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女性形象的民族寓言的一种补充，前者的卑弱、顺从、忍耐是显性的，男性形象的刚强、不屈与反抗是隐性的，是潜隐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显一隐，构成作家完整的民族寓言。但对“大勇”其实不会玩飞镖的揭露使严歌苓的国族想象减去一分理想，增添一分真实，同时也是对西方“他者”眼光的一次嘲讽。在“大勇”与“克里斯”之间，“扶桑”不可能不顾历史环境的影响、文化差异的隔阂等因素而选择“克里斯”，只能在与“大勇”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保护下，抓住自己的自由，让自己得到超越。“史密斯”带着个人的野心与殖民者的优越，离开了跑马地合成坊，“黄得云”只能开始无望的等待，“姜侠魂”再好但投奔不到，“黄得云”的拯救只能是自我拯救。摆给她们的都是一场无可选择的选择。 三、无法平衡的平衡——复调叙述模式的分析 作为两部根据历史史料加工想象而成的小说，严歌苓和施叔青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形象地再现那个时代，为那段历史画像。但历史本身却是一个非常深广厚重的话题，尤其是她们所面对的那个东西两种文化历史接汇的社会，为了跨越自身文化、性别的局限，她们在文中设置了东方/西方文化，女性/男性两个视角与线索，以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再现。由此必然带来的两种视角内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构成一种冲突的张力，使文章具有复调的景观。 《扶桑》中“扶桑”与叙述者的女性视角同时与东方文化的视角大致重合，构成文章的主体部分，而“克里斯”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男性的视角则穿插其中，与前者相互映衬对比，以求达到一种平衡。同样在《她名叫蝴蝶》中，施叔青在“黄得云”的东方文化的女性的视角之外，以不少的篇幅插入“史密斯”这个西方文化的男性视角，对“比英国更英国”的香港上层殖民社会进行一番着力的透视。在她们那里，东方是女性的，也必然是柔弱的，卑贱的，被压迫的，仰视的；西方则是男性的，强力的，尊贵的，压迫人的，俯视的。而这主要是由经济政治的实力所决定的。 经济政治的强势必然导致的文化霸权，对弱势文化产生的压迫问题就成了她们诉求的主题。在《扶桑》中，对华人的排挤、歧视、凌辱甚至残暴的杀害等种种非人道的恶行，与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进步文明相去甚远。究其实都是文化霸权滋养的“恶之花”。而在《她名叫蝴蝶》中这种文化霸权集中体现在英人对东华医院、对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粗暴的否认与侮蔑上。华人通译“屈亚炳”被“摩利士”神父误诊而被老中医挽救的例子，正是作家对这种粗暴的反抗。与严歌苓“酒使你摧残别人，鸦片使你忍受别人的摧残”的辩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自身文化、民族的落后之处和劣根性，作者并没有极力袒护，而是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反思，如施叔青对东华医院阴暗面的揭露，严歌苓对华人内部相互奴役、相互戮杀的正视。 尽管严歌苓与施叔青都不是以女性主义文学著称，但切身的女性体验却一直是她们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虽然文化、民族性的诉求是两部作品压倒一切的主题，但对女性境遇、命运的关注还是被承续下来。站在两种文化历史的风口，女性面临的只是在一贯的男性压迫之下，新加重的一层压迫而已。爱情也许可以跨越种族、文化，因陌生的神秘而得到催生，但改变不了女性的命运。不管是“克里斯”对“扶桑”天堂般的情怀还是“史密斯”对“黄得云”绝望的柔情，女性终将被割舍遗弃。而所爱之人源自文化霸权的强暴——“克里斯”是出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排华反华冲动，“史密斯”则由自种族优越性、黄祸论——又置女性于何等不堪的屈辱境地。女性再次成为牺牲品。在文化与性别的双重霸权之下，平衡变成一种不可能，一种虚妄。 虽然严歌苓较为关注女性本质（忍受苦难）女性境遇，施叔青更关注殖民地香港的历史变迁，但面对同样饱受欺压凌辱的历史，她们的写作策略呈现巧合之处：通过一个风尘女子的遭际寓言民族集体的卑弱、顺从与忍耐的显性形象，同时又把英雄阳刚的男性形象作为隐性形象加以补充；在西方与东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汇中，又展现出女性新的不堪境地。“在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被统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述、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8］(p59)。对有着长期的海外居住经历的两位作家来说，两种文化历史交汇所产生的碰撞与冲击她们应该深有感触。站在如斯的风口，眺望那段历史，开创性地记录下那个黑暗年代的华人的苦难，体现着她们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参考文献： ［1］丁则民．美国移民史中的排外主义［J］．世界历史，2001，（1）：13． ［2］詹明信［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3］施叔青．她名叫蝴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5］朱刚．排华浪潮中的华人再现［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6)：44-52． ［6］周策纵．扶桑就是榕树［A］.弃园文粹［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7］刘登翰．历史环境、人物命运和性格——初读《她名叫蝴蝶》［J］．台港文学选刊，1993，（10）：59． ［8］赛义德［美］．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