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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展开的关于两性差异的叙事之中，这一叙事形成并规定了我们的角色认同、个人行为、自我观念以及性欲满足的种种可能的范围和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这种叙事来生成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男性和女性一项；我们所创造的种种幻象、生活故事、浪漫爱情、矛盾对立都可能以男性和女性情结为焦点。”［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男性作为别具意义的性别主体，自新时期以来，就一直为女性文学所设计，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理想大厦”经历了不断搭建，不断构建又不断动摇，不断坍塌的环复、变化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男性形象的模式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时代风貌及女性意识，女性自我在对男人的塑造过程中也经历了由恋父情结、恋母情结、异性恋到同性恋再回归异性恋的心理过程，从潜意识场景突进到历史场景的自恋情结成为当下女性写作中普遍的文化症候。 “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3页。范小青的《女同志》把“勘探的目光”投向了官场中的女人们，用她细腻委婉的笔触，展示了办公室里娘子军们别样的女性生活，让人们看到了被权力遮蔽着的另一种女性风景。韩春燕：《〈女同志〉中的女性风景》，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作者在写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痛楚、撕裂、异化以及她们之间的相互倾轧时始终摆脱不掉的是对男性的依赖。传统文化对男女进行了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视为“柔弱的，附属的，被庇护的，被引导的”类属物，而将男性视为“强者，庇护者，引导者，主体”类属物，“当我们写一个女人时，一切都乱了套。”［英］伍尔夫：《奥兰多传》，见《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张京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页。西蒙·德·波伏娃指出：“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现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第二部)，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从《青春之歌》中卢嘉川之于林道静到《女同志》中康季平之于万丽，甚至在《第九个寡妇》中那个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俨然地母神的王葡萄也要不时受惠于足智多谋的公爹孙怀清。 小说现实主义的演奏是笼罩在浪漫主义月光中的，康季平无疑是众多女性心中理想男性的蓝本，是一个圣徒样的理想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作家安插在小说中的一个有效叙事视点，他的叙事功能就在于传达作者对于万丽命运际遇的文化把握，是一个充满传统智慧的智者形象。他像先知一样照亮万丽的前途，寄给她考公务员的信息，引导她从学校走进机关，又继续暗暗策划并撑持她展铺开自己的官场生涯。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扶持着可能天性中并不十分适合官场的她：他的安排使初进官场的她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向问秘书长的赏识不仅使她的婚宴规格提高不少，很快又被提拔了副科长。在从云端跌落受尽冷落和白眼的痛苦时他是她的心理医生，为她进行细致的心理辅导，并且“拨开云雾见峥嵘”，为其找到突围方法：免试读在职的研究生；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后他又为了她以后的仕途发展请省委大秘吃饭“替万丽出头，结果引火烧身，被灌得大醉”，而不顾自己“肝脏不好”“一点都不能喝酒的身体”，即使在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抢救时还不忘安慰万丽“我保证每天晚上往你房间打一个电话，你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我还没有死”。 他仿佛就是为万丽活着的：为了她可以“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名誉，甚至不在乎生命”；他自己对万丽说“我是上帝派来帮助你的”，他的人生信念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他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引导她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他有时像个兄长，为他分析官场中的男女相处之道一针见血“你别以为和男同志相处，事情就好办些，一点也不会少，只会更多，更严酷，更无情，女同志和女同志竞争，再怎么你死我活，到头来也可能会心肠软一下，下不了手，但和男同志相处，你千万别抱什么幻想，他们下手的时候，绝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有时他又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毫不留情地呵斥“不太争气的女儿”：“这点场面你都应付不了，都不能稍稍为难一下自己，都觉得委屈，你还在外面混什么混，回家抱孩子去吧！”“别把自己当大小姐，委屈不得一点点。”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忠实的情人甚至丈夫，是“站在万丽背后的那个伟大的男人”，始终在默默守护支持着她。为此，他会动用自己的一切社会资源，甚至到妻子的同学，朋友。无怪乎，万丽会说“你像我的保姆”，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不仅她的官场生涯不能离开康季平，就连她的生命本身也再也无法离开这个男人。正像刘慧英所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里，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01页。当用生命呵护她的康季平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小说写道：“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忽然又涌起了更大的悲哀，什么才女，什么工作能力强，什么大气度有魄力，难道这一切都因为康季平？因为向问是康季平的舅舅？难道自己进机关这么多年的进步发展，都是有前提有背景的，而不是靠自己的拼命努力﹑刻苦工作换来的？……可是，此时此刻的康季平，已经化作了一缕轻烟，腾云而去了，她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问他，再也不能听他对她的官场谈长论短了，万丽不仅觉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整个的人，整个的世界也都空空如也，毫无意义了。” 但这个承载着理想的共性的审美特征：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刚毅坚强，具有极大的宽容性和可依赖性的“男子汉”、“人生导师型的情人”已经是一个符号化的男人，本身带有极大的虚幻性。他身上更多的是观念的负载与化身，完成着女性对“理想”的建构与验证。任何完美理想主义都与现实隔着难以跨越的沟壑。人毕竟不是神，人性的丰富复杂，脆弱多变也决定着人：不管男人女人都难以承受起完美理想主义的挑剔和打量。所以康季平虽然一生挚爱万丽，但事实上却是对她伤害最大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其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是其所有挣扎与苦痛的罪魁祸首。万丽所渴望的倚仗的康季平的“男人的臂膀”始终没有真正对象化，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像杜拉斯《情人》中所说“爱只有在无可企及时才作为爱而存在”。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是“没有语言，没有声响，甚至好像连呼吸都没有了”，“默默进行的”，“她怎么也没想到，和康季平的性爱，竟会如此的没感觉，如此的没有激情，如此的乏味，如此的机械，如此的不堪回想”。另外即使从康季平对万丽的无私帮助来看，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没有名字的身体”——他的明媒正娶的夫人姜银燕的痛苦之上呢？大家只把目光投向了纯洁善良的“简·爱”，心跟着万丽的事业一起跳动，而全然忘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可怜无助。 范小青在建构理想男性的同时又指涉着女性自身的匮乏，在不自觉中“再次肯定了旧有的秩序：男性是衡量女性的尺度”［美］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阅读)，见《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张京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就像小说中万丽读到的那篇文章“似乎女人很缺乏自信，镜子是女人评判自己的一种依据，其实也知道无论是谁的镜子，照出来的都是一个假我，奇怪的是，女人都希望这个假我比真我更美些，女人心甘情愿被骗，女人自己骗自己，然后女人就有了自信”。正如萨特所说“任何人都最终无法摆脱自欺。不能摆脱自欺，即意味着人必须接受自我异化的现实。在男性话语权位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的异化显得尤为严重”。万丽对康季平的信赖，依恋，崇拜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男女之爱，而是建立在一方强大，一方弱小的基础上的，在情感上看似属于强势的万丽，内心依然是软弱的。“我们感到自身缺乏的、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惧怕的，就是他性；我们将他性投射到异性身上，便使他人对我们具有了正面和负面的价值。”［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后现代叙事理论家马里·柯里认为：“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讲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通过与别人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这就赋予了一般的叙述一种潜能，以告诉我们怎样看待自己，利用自己的内在生活，怎样组织这种内在生活”。［美］马里·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康季平形象即是以女性的理想来组织的男性，其中充满的是女性的自恋与自欺。“女人只有在精神上保持与男人并驾齐驱的态势，才能真正维持自己的独立。”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女性写作在精神指向上应该走出自恋的自我和文化，实现与社会象征性关系的和谐。能不能“杀死”她们作品中这一类伪善的、虚幻的男性形象，拒绝这一类男性的精神统治，同样也对女作家能否获得创作主体的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