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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在与中国大陆文化母体相依又相隔的特殊环境中发生发展，其发展过程、文学内涵、审美方式、表现形式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既有鲜明的差异，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作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殊性铸就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执着和令人瞩目的发展。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接受 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性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文学理论自身的窘境，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展机会。[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2]，在1981年前后正式登上学术舞台[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经传入中国台湾，它就被接受下来，并迅速根植在台湾女性文学的土壤中，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而萌芽、兴起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台湾的萌芽和勃兴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根源。20世纪初，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对中国台湾的影响发生在日本侵略时期，当时的一些重要报刊(如《台湾民报》)介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探讨妇女的经济、婚姻、教育、参政等问题，但是没有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产生足够的影响，未能在台湾地区真正形成女性主义文学。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真正萌芽是在20世纪50年代，而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初是从翻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的。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女性主义论文集，欧阳子、杨美惠、杨翠屏翻译了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她们率先在台湾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标志着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芽。受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影响，在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一批报刊杂志率先引进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妇女研究或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成为显学，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4]1985年，台湾地区就出版了介绍并阐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专著，并发表了相关的文章；1986年，《中外文学》出版了《女性主义文学专号》，《当代》出版了《女性主义专辑》，《联合文学》出版了《女性与文学专辑》；1989年，《中外文学》出版了《女性主义/女性意识专号》和《文学的女性/女性的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正式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研究中结合美学与政治的方法学与批判立场。 (二)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世界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又席卷中国台湾，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更跃进到了一个新阶段。1990年，李元贞基于女性主义理论撰写了《妇女开步走》。古继堂评价说：“从文化理论批评角度看，它在开掘台湾女性文学的内涵、特色、价值、社会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5](P294)随后，台湾的女性批评家相继发表了许多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如李元贞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的台湾文坛》、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等。另一方面，《中外文学》为西方女性主义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20世纪末，它所编发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性别诗学方面的论文，仅专辑便陆续推出了《法国女性主义专辑》(1993)、《女性主义重阅古典文学专辑》(1993)、《性/性别政治》(1996)、《女人的天空：台湾女性文学与文化》(1997)、《跨文化·跨学科·跨性别》(2000)等20多个专辑。 在这一时期的有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著和论著中，张小虹的《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架构，结合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论述与同性恋研究等，以“性别越界”的理论思考与文本阅读策略，试图错乱父权文化的性别监控，瓦解性别/权力的霸权宰制，松动性别对立的僵化思考。陈洁诗翻译的《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介绍了女性主义批判性实践的政治含义、文学文本问题与女性主义政治的优先次序和角度产生的关系，以及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两大派别的优点及限制。孙康宜的《明清诗媛与女才德观》和《柳如是和徐灿：阴性风格或女性意识》、魏爱莲的《十七世纪中国才女的书信世界》探讨了女性的文学传统。[6](P294)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理论实践的不断检验，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走向成熟。 二、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 综观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挖掘与建构女性文化存在的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女性文化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忽略的人类共同财富，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职责之一就在于挖掘与重建女性文化的存在价值。这并非强调两性性别群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也不是在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同时，建构女性中心文化。建构女性文化存在价值的目的是与男性达成文化上的共识、共享与互惠关系。二是推进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要针对女性创作、女性阅读提出合理建议，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能忽略男性文本中关于女性话语的解读与批评。只有不断拓展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场域和现实影响力，才能促进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三是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要对历史与现实做出有力的回应，理论体系建构是必须承认的现实前提。只有不断调整女性文学批评的学术目标与学科定位，才能逐渐完成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向性别诗学的过渡与转化。从理论体系及其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可概述如下： (一)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引进，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开始追溯女性文学的传统，寻找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为历史上被歪曲、误解、冷落的女作家正名。在追溯女性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她们大多把目光投向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认真发掘和评价明清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在男性文学传统中，明清时期的文学主要就是小说，诗歌则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明清妇女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词创作；所以说，无视明清时期的诗词创作实际上就排除了女性在明清文坛上的地位，文学史上明清两朝只留下一片女性的空白。孙康宜在研究中竭力发掘被逐渐遗忘或被埋没的女作家及其作品；魏爱莲则以三部名为《尺牍新语》的文人书信集为依据，重点研究了黄德贞、王端淑、吴山、黄媛、柳如是等五位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发掘了她们在明清文学上所作的重要贡献，肯定了她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此外，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还对其它时期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钟玲的《现代中国缪司——台湾女诗人作品析论》(1989)、郑明俐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1989)和论文集《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1997)、《中国女性书写》(1999)等。经过她们的努力，历史上许多被埋没的女性作家重新找到了她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且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她们的作品，挖掘出这些作品中的深层意蕴，从而真正找到女性文学的传统。 (二)倡导基于女性躯体与欲望的“女性写作”或“女性话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的台湾女性主义者受到法国女性主义学派的影响，着重从语言和心理的层面探讨情欲与躯体、想象力与女性创作的问题。在利用女性的躯体部分与生理现象表现情欲主题上，充满了突破禁区的前卫精神，因此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情欲题材被视为建立一种真正女性中心的文学艺术和批评理论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当推李昂和李元贞，她们用身体语言进行写作，强调“性即政治”的观点，竭力通过女性书写来为自己获得政治权力。她们不仅倡导女性主义理论，而且还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李元贞首先编著了女性主义理论典籍《妇女开步走》(1990)，随后又创作了《爱情私语》、《婚姻私语》等小说作为理论的实践。她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身体自主的理念做出了文学的阐释。李昂的《杀夫》、《谜园》、《北港香炉人人插》等小说更进一步突出了阴性书写与政治诉求的合璧，鲜明地体现了“性即政治”的观点，她们极力想通过阴性书写来为自己获得政治权力。女性主义一方面强调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更强调女性的性别认同，主张“女性书写”或“阴性书写”，即以女性特有的身体、经验来反对男性价值中心，企图凭借深具政治内涵的书写找回女性被压抑的声音，积蓄抗争的力量。 (三)注重“双性同体”理论的研究 双性同体被看作是女性主义者解决妇女问题、两性关系、男性人格困境等的方法和答案，它使女性主义者从二元对立和中心/边缘之对抗的男性化模式中解脱出来，而不是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由于中国台湾的特殊社会环境和地域关系，台湾女性主义基本上照搬西方的双性同体理论。双性同体思想要求性格的划分与生理性别彻底分离，女性可以涉足原本属于男性的精神领地，而男性角色也可以具有传统的女性风度，男女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建立一种兼具两性优点的更完善、和谐的人类。因此，双性同体可看作是女性主义思想及文学批评的未来。张小虹在《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一书中以《两种<欧兰朵>——文字/影像互动与性别/文本政治》为题，论述了文学《欧兰朵》的双性同体和影像《欧兰朵》的双性同体的异同，双性同体也许是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但在当前现实环境中仍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在承认生理差别与社会差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社会性别的生成性建构，从而使性别诗学的理论未来变为现实的可能。在性别诗学的框架内，二元对立的性别关系将逐渐演变成两性互惠的合作关系。在走向性别诗学建构的过程中，两性之间将由男性中心文化框架内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演变为互为主体、互为对象的良性研究关系。 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和推动下，台湾地区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迅速发展，而且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屡屡获奖，如朱天文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获时报百万小说奖首奖，并且还入选《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十大好书。可以说，女性主义文学在台湾区域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大家庭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台湾女性主义作家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种表现手法创作诗歌 在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激活了台湾地区诗坛的创作力量，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诗歌通过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经验的描述来表现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女人的身体经验与生命经验的关系密不可分。[7]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现象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深刻影响，对于女诗人情感体验与风格形成的强烈冲击，是男性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经验世界。如台湾女诗人，用初夜暗示着“最初的月光/尖尖地刺进肌肤后/鲜血哀痛了一地”(沈花末《离弃十行》)，而怀孕是“怀了一季爱的女人/感到那蠕动的生命/是用伊的憧憬和心愿/凸出来的春天”(利玉芳《孕》)，生产则是“如爆发前的火山/子宫硬要挤出灼热的熔岩石/阵痛谁能替代/两条生命只靠女人的天性”(李政乃《初产》)。这些诗歌意象，每每贯穿着女性独特的生理经验，并在女性生命共相的揭示中投射了浓重的个人主观感受。 2、诗歌通过情欲主题将身体语言推向言说的峰巅。台湾女性主义诗歌呈现的情欲主题摆脱了以往“高喊女性解放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心理怪圈，以身体书写洞开女性生命之门，大胆表现女性真实的情感欲望乃至隐秘的性体验。钟玲的《卓文》、《潋艳》，刘延湘的《醉》，冯青的《雪》，罗英的《丝袜》，颜艾琳的《病妇》，利玉芳的《古迹修护》，曾淑美的《缠绵帖》，夏宇的《姜》等，共同构成了台湾诗坛上情欲主题表达的女性文本。利玉芳作为女性身体意识表达最为强烈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古迹修护》以巧妙的自喻，将两性和谐的生命体验诉诸笔端：“手/在我瘦了的乳房/索求/流连少妇初给时的丰满/甚且/把岁月残留的情/拿来装饰我肚皮上的班驳的孕纹/手啊/整修我的惊喜你那缱绻的爱。” 3、诗歌运用女性书写来开创女性主义诗坛的新趋向。这种女性书写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女性写作的使命和意义。在女诗人那里，写作已经与她们的生命方式融为一体：“我有我的家私/我有我的乐趣/有一间书房兼卧室/我每天在书中起居/和一张白纸悄声细语/我聆听笔的诉泣纸的咆哮/在一个字上呕心沥血/我观看纸的笑容/苍老的笑声一片空寂(唐亚平《自白》)。女性书写的驱动力，语言创造的艰辛与快乐，使得“最安静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堆毫无意义的纸张里度过”(小君《关于我》)“铺平一张又一张白纸/抹去汉字的皱纹/在语言的荆棘中铺伏前行”(唐亚平《自白》)；在穿透四壁的幻觉中“走来了我的悠悠世界”(王小妮《紧闭家》)。女性书写立场的坚持使女性主体意识愈加觉醒与强化。 (二)中国台湾女性主义作家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种表现手法创作小说 研究表明，台湾地区的女性主义作家竭力重新诠释淑女形象，创造了“疯女人”、“魔女”和“去势男人”的系列形象，从而丰富了台湾区域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大画廊。 1、中国台湾女性主义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疯女人”、“魔女”形象。李元贞、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对身体自主的理念做出了文学阐释，涉及到女性在情欲的海洋里成长的命题。例如，袁琼琼的长篇小说《苹果会微笑》(1989)中的女主角赵光明中年丧夫后，对求欢的男人不论老少来者不拒，这既不是关爱，也不完全是性，而是一种对男人的习惯性服从。直到她与信德相识，他对她“血淋淋地披露自己”，使她感觉到走进了他的心里，“占有了特别的位置”，从而不仅展开肉体而且展开心灵接纳他，“她一下子成了少女，在信德泛滥的热情里悸动不安。而心理影响了生理，她在展开身子接纳信德时，奇怪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从前没有做过的事，她这具接受过无数男子的肉身，在信德的密语和自己的震动中被净化，变得纯洁和无知，而覆在她身上的，成为她此生唯一的男人”。这是性欲中萌发了爱情，心灵之爱使肉体之欲得到了超渡和救赎。这种情与欲统一的自然爱欲，使她的精神境界获得了提升，有了检讨自身的能力，认识到从前过的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她重新审视以往的婚姻、两性关系，能够决定，敢于拒绝，使自己“设法偷快”，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8] 2、中国台湾女性主义作家塑造了一系列过去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去势无能”的男性形象。这些形象的主要特征是：(1)负心与欺骗。如萧飒《霞飞之家》中的侯永年，身材“短胖短胖的”，嗜赌成性，连妻子生孩子的钱都偷去赌博；廖辉英《卸装》中的凌超，其貌不扬，却个性霸道，没有感情，没有人性，只有兽欲。(2)自私与无情。如廖辉英《玫瑰之泪》中的柳成泰在追逐哲学硕士李衣黎时，他从他的男权视角窥视到她的美丽佻俏，打扮得体，既有“媚工”，又“善体人意”、“极懂得情趣”。这些优点之所以成为优点，乃是迎合了他的需要。而另一些原本也是优点的品质却被他深恶痛绝，如她眷恋他，常常不等约会就来找他，这使他认为影响了他的功课，剥夺了他单独听音乐看书的乐趣。这个时候她所有的优点都化为乌有，他几乎不再想娶她。(3)无能与软骨。如袁琼琼《谈话》中胡秀元的父亲由于无能和懒惰，对家计从来不闻不问，妻子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养家糊口，实在撑不住了，求他分担一些，他却无情地连声说：“不，不!”导致妻子自杀。[9]这些“去势无能”的男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即殖民架构、男尊女卑造就了“去势无能”的男性群体；另一方面，女性的成长又抹去了男性头上传统的光环，男性的“去势无能”是女性“翻身做主人”的结果。台湾地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在我国的文学画廊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画像。 [参考文献] [1]Mary Eagleton(e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2] Wandor， Michelene.Carry on， Understudies： Theatre & Sexual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1986.[3] Gal-lop， Jane. Around 1981： Academic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4]林树明.中国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J].南开薛宝(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5]古继堂.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6]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M].中国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7]樊洛平.缪斯的飞翔与歌唱：海峡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J].文艺研究，2000，(2).[8]刘红林.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有主的追求[J].台湾研究集刊，2001，(3).[9]刘红林.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男性形象[J].华文文学，2001，(2).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 2007年第8期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