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到“九七”回归这一“过渡期”内，香港文学实现了在双重格局中的重新定位，令人耳目一新。 所谓“双重格局”，就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 关于香港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故在此不赘。我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祖国大陆的隔离状态，此后，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 〕：与中国文学分流的时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过渡期”的到来，香港文学又开始了与中国母体文学重新整合的新阶段。下面我想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坐标的方位上探索一下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 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把世界华文文学”当作一个球形结构来剖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球体的球心，而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遍布五大洲的华文文学都是覆盖在文化内核外面的表层结构，在这类似软组织的表层结构外面，又覆盖着一层，由汉语华文所组成的薄膜，这层薄膜也是这个大文学圈的界限。 我认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正是世界各地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球形的立体结构，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我觉得葛浩文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到法国、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学’，不是光分辨它‘用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English literature，我们立刻的反应是‘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美国文学也用英文）。”〔2〕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但是，在双重格局制约下的香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所以，当美国、欧洲或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作家为华文文学难以进入当地国家文学主流而苦恼时，香港文学在文化传统、文题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从来都认同于中国文学母体，它对自己的身世毫不隐讳——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偶然的分流，是暂时的；必然的整合，则是它的归宿——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章，特殊的一章。 进入“过渡期”后，香港文学本身的香港特色日益鲜明，硕果累累，举世瞩目，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同时，香港作家以联络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文作家为己任，香港作为联结海峡两岸乃至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创刊于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之后的著名的前辈作家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月刊，立足香港湾仔，放眼于全球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文学圈，成为沟通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文学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五大洲所有的华文作家的一座桥梁。香港文学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事实表明：香港文学的影响力超越了海峡两岸。东南亚、美洲、欧洲、澳洲的华文报刊上，常常可以读到出自香港作家手笔的佳作。香港作家频频组团或以探亲形式访问世界各地，与当地华文作家、文学团体交流研讨，以文会友，共同推动了华文文运，增强了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的内部机制的活力，成功地扮演了华文世界的世界公民的角色。 甚至可以这样说：香港文学在“过渡期”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两个“提升”：一是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地位的提升，二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的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在“过渡期”即将结束之际，香港文学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告：它没有虚度光阴，因为它已经以时间换取了空间，生存发展的新空间。 曾有论者认真地思索过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的定义。现在，由于香港文学已在近十年来里完成了在双重格局中的两个“提升”，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新的时空中重新审议上述的命题。 那么香港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一位香港学者说：“它是具有香港特性、最能表现香港社会风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有时又会表露很强的地方色彩，作者并不一定是香港人，而内容并不一定写香港，但读者很容易会感染到一种香港个性或特性。”〔3〕根据这个学者的意见， 最能表现香港社会风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具有强烈的香港地方色彩的作品，就是具有香港特性的作品，即香港文学。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对于当代香港文学发生的时间，却是众说纷纭。 黄维梁教授在他的新著中说：“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奠定于60年代。”〔4〕 潘耀明先生认为：“香港本身的作家队伍在49年后才成长起来，而到了60年代文社的活动才正式发展。”〔5〕 而黄康显先生则认为：“在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有香港文学的诞生。”〔6〕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上述学者的把香港文学“奠定”、“发展”或“诞生”的年限定位在60、70、80年代，并不是说在60年代之前，香港没有文学。众所周知，当代香港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且不说两次南来作家高潮中，“知名的文化人来港的超过二百”〔7 〕，他们在香港写下了《腐蚀》（茅盾）、《呼兰河传》（萧红）、《铁鱼的鳃》（许地山）、《灾难的岁月》（戴望舒）等名著佳作，即使按照上文所述的香港文学的“定义”来衡量，早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黄谷柳的《虾球传》和侣伦的《穷巷》等被誉之为“有香港特色的小说”〔8〕就已风靡中国文坛。但是， 上述几位在香港颇有影响的学者仍然把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香港文学的诞生期定为60、70、80年代。这是因为，出现几部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只是量变过程的开始，而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的奠定，则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认为，以独特形态为标志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特别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中——角色到位后的产物。换言之，是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母体暂时分流时期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和祖国大陆呈现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游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分流时期，香港文学在保存母体基本素质的同时，又在这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学新质：“香港性”。香港的社会风貌、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等等，都是这一文学新质（“香港性”）的重要内涵。正是在这分流时期，香港文学以自己特有的形和质定位于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格局之内。 其实，我们不必急于测定“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的奠基年月，当务之急倒是应该沟通观念，寻求共识。 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伸延，源远流长。开埠以来，不仅东西文化在这里互相碰撞、渗透、交融，而且，各种文学形态在此多元并存。“分流”之前的丰富多采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而“分流”之后的“香港性”的特征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里定位的依据。由于文学的“香港性”的形成是文学内部运动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开花结果的过程。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香港只有南来作家、移民作家和难民作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移民文学”、“难民文学”，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港文学，充其量只能称是香港的文学。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和《樱子姑娘》、徐讦的《江湖行》、李辉英的《乡村牧歌》、端木青的《故国的春天》等作品，因为所写的人是中国内地移来的，故事的背景也是中国内地，所以被认为是“移民文学”。在这些“旅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对香港的环境若缺乏投入感，创作小说时，就算以香港作为背景，亦一样缺乏香港的色彩。”〔9 〕我认为，这位论者对文学的“香港性”的标准是相当苛求的：即使以香港生活（人和事、以及环境）为描写对象，但如果缺乏对香港命运的投入感，也仍不具有文学的“香港性”。若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文学的“香港性”的高扬只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九七”回归的“过渡期”。 政治冷感曾是80年代以前的香港人在商品社会的生活方式孕育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979年香港回归问题提出，香港人沸腾起来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是香港文学的香港色彩最灿烂的日子，也是香港文学的“香港性”高涨的时刻。 如果说，在“九七”问题提出前，香港文学以“移民文学”为主；如果说，“对香港的环境”“缺乏投入感”是“移民文学”的通病，那么，“九七”问题的出现牵动了所有港人的心，过去以不关心政治自诩的港人，现在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掀起了全民参与的泛政治化的浪潮，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的驱动下，千家万户的思路都聚焦在“九七”这个焦点上。于是，文学的“香港性”凸现，香港文学迅速地完成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正象有的论者所说：一九九七对香港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契机：“一、一九九七问题打破了香港与中国多年来的隔阂。……把香港的命运联系到中国的命运上，将是香港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二、一九九七除了促使香港作家关注中国外，也促使他们关注香港的现实。”“三、一九九七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冲击香港人的政治冷感。”〔10〕 “过渡期”的社会政治形势促进了文学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同时又是从“分流”形态向“整合”的过渡。所以，“过渡期”在香港文学史上就成为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一、对于回归而言，我们称1984年12月19日——1997年7月1日期间的香港文学为过渡期的香港文学。二、若从文学内部运动的规律来看，也正是在上述的同一时空内，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由量变到质变而导致从“移民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主潮过渡到以“香港性”为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模式”，这是香港文学在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 政治历史概念上的“过渡”和文学的“过渡”在同一时空的叠合，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必然，我说两个“过渡”叠合，实际上只是宏观意义的叠合，而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时空中的分秒不差的绝对叠合。因为，严格地说，从文学内部规律来看，早在《穷巷》和《虾球传》问世之时，香港文学已进入了从“移民文学”向“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演变，但是由于以香港性（香港特色）为主要特征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寥若晨星，所以，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演进得十分缓慢，直到1979年，主权问题提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主权回归进入了倒计时数的读秒时刻。在“九七”回归指日可待的日子里，不同信仰、观点，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政治态度的港人都被凝聚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中，“九七”情结牵动了港人的心，也牵动了文学家的良知。“九七”象一张人人都必须填写的回答卷，不管选择什么答案，都限时交卷。不言而喻，“九七”加速了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进程，催化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质变。这也是政治和文学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范例。 香港人曾自讥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这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与香港的前途，与每一个香港人的前途都休戚相关。今天的香港人，要比内地人更加关心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化、关心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政方针。 香港诗人春华说：“香港正处在风云际会时，香港有血有泪的曲折历史，波澜壮阔的丰富的社会题材，东西文化荟萃的桥梁，应该产生巨大的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作品。”〔11〕确实，过渡期对香港文学而言，是一个造就大手笔、酝酿大制作的时代。 进入过渡期后，香港文学涌现出许多“九七”题材的作品，作家每每以一个生活于香港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表达对国家民族和香港社会的看法，流露出对香港及中国前途的强烈关注。这些作品展示了当今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他们象一面镜子，折射出过渡期的香港社会的写真，又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撰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传达出香港人的心声，这是很多香港作家意识到的责任。什么“香港作家不关心政治”等等观念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即使是一些以风花雪月为题材、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流行小说通俗文学，现在也常把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倾心于“九七情结中国心”。把个人、香港、中国，三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的主要特色。 以鲜明的香港性（香港特色）为标志的当代香港文学模式诞生了：文学自身实现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 注释： 〔1〕有关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 请参阅拙文：《当代香港文学的铸形》，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147期，1997年3月出版。 〔2〕引自台湾《文讯》革新第48期第82页。 〔3〕〔6〕引自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析》（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1996.4.15）第8页，第128页。 〔4〕详见黄维梁《香港文学再探·香港文学的发展》。 〔5〕详见香港《信报》1988年11月30 日所刊《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探讨四九年后文学发展》。 〔7〕详见小思《漫漫长路上求索的报告》， 见《香港文纵·代序》第3页。 〔8〕〔9〕这里引用了黄康显先生的观点，请参阅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析》。 〔10〕引自王仁芸《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一期28页。 〔11〕详见杨匡汉《迷目而幸福的星辰》， 刊于《当代诗坛》第19期第157页。＊ 原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 199702 原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