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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是台湾新世代小说家的代表。对于“新世代”的指称，即以出生在1945年及以后的“战后第三代”以降的小说作者群为对象。此界定沿袭了林耀德、黄凡编《新世代小说系·总序》的说法：“在此我们以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小说家作为编选的主轴，并以四五至四九年间出生者做为弹性对象，换言之，就是一般而言‘战后第三代’以降的小说作者群。”［1］同时作为外省裔的文学社群中的一员，骆以军又继承了外省第二代对台湾历史现实冷静和深入思考的能力。2000年11月出版的《月球姓氏》是骆以军反思历史和记忆的力作，也是至今被解读甚多的一部作品。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部作品中，记忆、文化认同、国族论述、族群融合交流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些要素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被有机地组织、串连，并继续得以深化的?在家族历史的书写企图之后，作者“漫游者”的笔触和心态无处不在。重要的是，这种漫游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1987年，解严之后的台湾社会，本土化浪潮席卷全岛，族群政治甚嚣尘上，曾经被认为是“既得利益者”的外省族群在短短的几年间，原有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本已渐趋消弭的族群问题作为所谓政党间竞争的筹码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矛盾和硬伤。身为外省裔作家的骆以军，面对日益强烈的族群对立，在《月球姓氏》中，透过“我”和父亲的漫游之旅，通过对历史真相的探求，似乎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脱之道。 一、 流动的步景 《月球姓氏》中，几乎所有的场景设置都是貌似不协调的：纷繁错乱的记忆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空气中充满骨灰浮尘的火葬之地——《火葬场》；一个堆满了动物尸体，实际却隐喻着1949年大迁徙的切肤之痛的动物园——《动物园》；大到足以令人迷路的废墟般的建筑工地——《中正纪念堂》。为什么作家每每以“空间”作为章节的标志，以不断的移动、行走来慰藉自己内心特殊的不安，或许正如本雅明所言：“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2］在本雅明的理论中，现代人的心理特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外在环境巨大的变化所能够作出的迅速反应和消化的心理机制，本雅名将此称为一种“惊颤体验”。在《月球姓氏》中，场景不断地流转变化中，读者能深深体会到作家身份认同的焦虑感。这种漫游，固然是以记忆串起自己脚步零落的漫游，却抑或也是试图以漫游连接支离破碎的情感和记忆也未可知。 骆以军以场景的拼贴暗喻着家族历史的破碎。无论是动物园、纪念堂、中山堂还是KTV，它们都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记，一个可以任意割裂的场域。这些场景是骆以军现代城市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地表现出台北城市所遗留的现代性痕迹、变化与过渡”［3］。正如Crang所认为的：“城市是不断与人群接触的地方，你对他们所知甚少，他们也不了解你，这就是迈向都市社会的转变。齐末尔认为，这种狂乱的忙碌同时导致群众的兴奋与寂寞。城市有失序（anomie）的双重特征，亦即置身变化迅速且零碎化社会经验里的孤立，以及个人接触到大量增长的刺激与新奇体验。”［4］在跳跃性极强的空间场景中，漫游之旅似乎是现实的，但又更像是虚幻的。他记忆中的故乡是九江，但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使得他迟迟无法找到亲情；生活的城市当然是台北，却因为外省第二代的身份标签，与岛屿生出厚厚的隔膜。作为一个漫游者，他当然是孤独的，但是同时他们又沉迷于那种人群中的孤独。与这些经验碎片相对照的，正是无法摆脱的失序状态，是骆以军反复表露出的“但是再没有人有身世了”［5］的感叹。 二、痛苦的离散——被动的漫游者 离散本身也是一种漫游，有所不同的是，这种漫游是被动的、失乡的、痛苦的。萨义德曾经说过：“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6］离散不是指个人式的流浪，而是一种从整体走向零乱、文化碎片化、种族稀落化的状态。对离散最贴切的描绘就是“花落离枝”。家园与离散，是一种破碎之苦、离土之痛，也是一种“居家的无家感”。鲁西迪在《想象的故土》（Lmaginary Homelands）一书中就说到：一个道地的移民者总是遭遇三重破碎之苦——失去自己的身份地位，开始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发现周遭人社会行为和语意符码与自己的大异其趣，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安。然而，对离散最刻骨的体验，不是漂泊，也不是陌生，它不是有家归不得的无奈，而是无家可归去的绝望。文中那个思维永远处于混乱中的流浪拾荒者，是哥哥，也是自己，“某些时候，我有一种我变成哥哥而他是我弟弟的错乱幻觉……也许我们可以是双胞胎”［7］。 父辈的漂泊之旅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因为对大陆故乡的认识都来自于父辈的家乡回忆和战乱记忆，但是究竟这些叙述有多少的可信度，他怀疑着。就像他在《黑色大鸟》中追问的：“空屋在这场庞大艰巨的说故事灾难里，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后来我阅历渐丰之后，发现那一整批和我父亲一样在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部队灰头土脸撤逃来台湾的外省老B央们，在他们的身世回述里，似乎总共通地、隐约地存在着那样一个巨大的空屋（那些屋子里的大梁皆是十个大人无法合抱，且茅坑里漂着他们大家祖先的牌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本来都有着一个显赫的家世，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共军围城（或渡江）的最后一刻，才糊里糊涂地翻墙逃走。……”［8］这栋空屋就像是“宏大的记忆工程”的一个剪影，作为叙事者的我，我的身世就镶嵌在这个巨大的记忆过程中，毫无怀疑地生活在那座虚拟之城里，学习语言和文字、历史和地理，可是后来却因为某种永远不为人知的原因，“他们在一夕之间撤离遗弃了这个凭空搭建的城镇”［9］，而作为居住在这个记忆“实验计划”中的外省第二代们也是在一夕之间感受到了这种脚下被抽空的失重感。当历史的虚无无情地拆解了他们的想往，举目四望，禁不住发出这样的自悼，“我们是那样被设定了身世”。作为外省裔作家的骆以军将父系血缘视为文化身份的认同归属，然而却在台湾本土化过程里，表现出被排除在外、不被认同的焦虑与忧心。 三、书写的初衷——主动的漫游者 关于骆以军书写家族史的构想：“《月球姓氏》意图以我的有限三十岁时间体会，召唤、复返、穿梭我这家族血裔，形成身世的那个命定时刻。”［10］在家族历史的书写企图之后，作者“漫游者”的笔触和心态无处不在。重要的是，这种漫游是被动的，也是主动和自觉的。骆以军的作品始终暗含悲怆的隐痛。“遗弃/被遗弃”竟成为创作中最原始也是最悲痛的身世记号。时时陷入“我是谁？”的沉重困惑与迷茫中。“我的身世便是我父亲的故事”［11］，追溯父亲的故事/身世似乎成为摆脱弃儿命运的唯一出路。那么，父亲又是谁？他的故事呢？同样身为外省第二代的作家，应该说骆以军的文化认同并不同于朱天心强烈的父系认同。虽然拥有相似的家族背景，但是他却意识到了父系认同之外其他文化认同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在《月球姓氏》中，作者所叙述的角度和位置是极其重要的。漫游所造成的移动，并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置换而已，“一位作家只要踏进市场，就会四下环顾，好像走进了西洋景一样。他最初的企图就是为自己的文学类型寻找目标。这是一种全景文学”［12］。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呈现这种“全景文学”，在《月球姓氏》中，骆以军回避了父系身世的立场，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在本质上我并不是那么乡关何处，无论是政党立场或家族网络，我仍有某种饱满的要求，也因此在那里面可以挖掘出一种喜剧性的质素。”［13］相对于集体的记忆，骆以军选择了一个“他者”的立场来回顾这段自己并不曾经历，但又已经被书写的历史。这种单一的叙事角度使得书写者实际的身份不容易被察觉。他以站在局外的立场发言，表面上看似独白与回忆，却更近似对于历史大叙述的重新省思与诠释。《月球姓氏》中许多场景的处理都暗含了这一初衷。在《动物园》中，由于盟军开始空袭台湾，大批的肉食动物被电死制成标本。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动物标本的论述，它实质上隐喻着1949年的大迁徙，被迫离开家乡的人们所经历的是一次过度到死亡与重生边界的旅行、一次连根拔起的插枝，所以他们成为了标本。作家以动物标本只能在福尔马林水中浸泡才能避免腐朽坏死的姿态象征着人们在迁徙中体会到的心灵的哀伤和痛苦的失序状态。骆以军在《中正纪念堂》里将那些他不在场的过去叙事——父辈、母辈与妻族的家族故事，也比拟为一场迁徙，迁移的方向则指向过去的记忆：“多么像一则家族神话迁移之初的悲剧性暗喻呵。我的父亲。妻的父亲。像是遗传基因里骚捺不住的迁移欲望。鼓搏着翅翼，头冠和囊袋涨得通红。他们狡猾、精于分析，自信于自己胸臆里那一套迁移过程中藉以定位标记的记忆系统。一开始他们一定确定自己以后绝对有办法再找路回去。”［14］为什么骆以军每每以迁徙、流浪来指涉自己的家族历史，也许正如王德威所言：“骆以军所耿耿于怀的，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被抛弃、弃离的境况。时间成为弃与被弃的见证，书写正是弃与被弃的轨迹。创伤（trauma）于是必须看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存在条件。”［15］ 骆以军在漫游的行旅中，始终是怀着一颗警觉的心，除了怀疑和黑色幽默，还有真正的经验观察在里面。波德莱尔认为，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隐姓埋名的王子。在一切荒谬可笑的滑稽戏之后，骆以军并没有以族群的价值观来进行评判，其目的并不是来重新建构历史，而是透过一再地对父族，妻族族群历史的质疑来解构既有的历史叙述。虽然他每每以可笑的荒谬感示人，但却是一种“以笑——讪笑、苦笑、嘲笑、不明所以的笑——来回应生命的悲伤……是德里达所谓悼亡的笑”［16］。虽然这部重读家族史的小说原名叫做《家族游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骆以军并没有以游戏的态度去看待家族或者是族群历史的真实性。在穿梭于父族、母族和妻族记忆的漫游之旅中，他没有以叙述上的长处消解历史的意义。因为荒谬只是表象的，历史也不是终极的价值意义。当“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对应变得不再必然对称时，个体也将藉由创造和扮演新的角色的过程中，有其他更宽广的空间。 注释： ［1］林耀德、黄凡主编：《新世代小说系·总序》，台北：希代，1989年，第3页。 ［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4页。 ［3］洪王俞萍：《文化身分的追寻及其形构——骆以军与黄锦树小说之比较研究》，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6月，第67页。 ［4］〔英〕迈克·克朗著，王志弘等译：《文化地理学》，台北：巨流，2003年3月，第71页。 ` ［5］骆以军：《我们》，台北：印刻，2004年10月，第181页。 ［6］〔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第44页。 ［7］、［8］、［9］、［11］、［14］骆以军：《月球姓氏》，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5、245、52、236、120－121页。 ［10］骆以军：《停格的家族史——〈月球姓氏〉的写作源起》，台湾《文讯》第184期，2001年2月，第101页。 ［11］骆以军：《月球姓氏》，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31页。 ［13］言叔夏：《我的哭墙与我的罪——访/评骆以军》，台湾《幼狮文艺》605期，2004年5月，第47页。 ［15］、［16］王德威：《当代小说20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第394、401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