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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这个名字，我们也许并不陌生，这也许是因为他创作的小说《大辫子的诱惑》，被同名同姓地作为首部表现澳门本地人物的影片搬上了银幕。而他在本澳极高的知名度与其说是得益于影片的成功与知名作家的称号，倒不如说是得益于专业大律师的身份与曾出任过商业学校校长的资历。这位多才多艺的土生葡人的家族从250年前就来到澳门，现年已77岁高龄的飞历奇对于澳门的桑梓情深完全可见于《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这两部代表作中，这两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但因飞历奇在对历史故事的述说中基于现实的需要和理解进行了重构，就使得这两部小说具有着土生一族在澳门回归之际重新自我定位的意义。 两部小说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强烈的抚今追昔之感。作者在《爱情与小脚趾》的《拉开帷幕》中写道：“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土生葡人，故事情节也主要是围绕他们展开的。我竭尽全力再现那个时代，……”［1］又在《降下帷幕》中写道：“这些故事非常值得一写，它们表明葡萄牙人在远东这个小小的角落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的个性、习俗和传统的世界。”［2］两部小说中的情景与氛围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初活生生的土生葡人社会，使往昔的时光得以重现。例如飞历奇在小说中精心描绘着老澳门古朴的房屋建筑、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雪白的汽油灯、华人女性乌黑发亮的辫子、轻软的轿子、叮当作响的人力车；再例如《大辫子的诱惑》中阿玲与阿多森杜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情景描写、《爱情与小脚趾》中维克托丽娜第一次参加舞会的场面铺叙。这种具有欧洲大陆小镇风情的城市格局，以及当年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宗教、社交活动，比起今天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国际化都市、快餐式现代生活节奏来已完全不同。飞历奇如同普鲁斯特一样的怀旧，不忍记忆中的老澳门有一丝克扣，一毫抛弃。《追忆似水年华》第1卷的最后一句话可完全表达出飞历奇在这两部小说中怀旧情绪：“对某个形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而房屋、道路、大街，唉！都跟岁月一样易逝！”［3］ 当然，飞历奇对当年回忆的保留除开作为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想一浇胸中块垒，更是一种特意为之地为“土生”这个葡萄牙在东方产下的族群而写作。正如澳门诗人郑炜明所言：“在他笔下的怀旧气氛，其实象征了个人以至他的族人对澳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人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4］如在《爱情与小脚趾》中，飞历奇详细地叙述了老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儿子们在澳门早期的商业活动中与海盗的斗争，他怀着自豪感写道：“他们百发百中的蛇行长炮，使海盗魔鬼们望风而逃。一旦船只停泊，总要有一番厮杀。然后，闻名遐迩的三桅船总是能克敌制胜。”［5］飞历奇对于“打海盗历史”的追忆，正是“土生”一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也是这一族群为自己在澳门的合法性存在寻找历史依据。当然，追溯历史必然又会牵扯到“寻根”一词，亨廷顿就尖锐地说过：“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6］土生一族的情形与美国人是有些类似的，在此，“寻根”主题中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变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亨廷顿认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7］而飞历奇却显然与这位欧洲文明守护者不同，他寻根的源头定位于澳门，而未上溯到欧洲。如在《爱情与小脚趾》中，作者对弗朗西斯科家族史的追溯，只限澳门的老弗朗西斯科那里便嘎然而止，这并不是因为弗朗西斯科家族不够古老高贵，而是作者认为土生的根是在澳门，实在没有再追溯到葡国的必要。由此可见，“土生”一族对于澳门的归属感确非虚词。 再与大杂绘般的美国人相比，“土生”基本上是介于葡人与华人两个民族之间的混血儿，定位自我身份对华人那一边自是无法回避。由于长期以来，土生与华人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直到20世纪土生世界才试探性地向华人世界开放，所以《大辫子的诱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种尝试和期望。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阿多森杜的出场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叛逆英雄毕乔林，当他对“挑水妹”阿玲的感情从逢场作戏变为倾心相许后，就几乎变成为挖自己阶级墙角的俄国12月党人，即便被家族放逐，也毅然决然地拥抱爱情。他的努力非但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终于让他的家族认同和接纳了他的婚姻。这种接纳正表现了新的时代里土生世界对华人世界的开放态势。土生世界长期以来崇尚与纯种葡人通婚，以“血统”来作为保持其在澳门行使特权的现实需要，认为与华人女子结合对个人来讲是自毁前途，对家族来讲是有辱门楣。阿多森杜的叛逆与其说是20、30年代的一个故事，还不如说是反映了80、90年代新一代“土生”已经不满于这种过期的观念，因为放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1)适应即将来临的新环境而留下；(2)彻底放弃这个对于土生来说是唯一的城市而离开。当然，土生世界对阿玲的接纳是有着许多前提的，例如书中写到阿玲婚后也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参加教会活动；阿多森杜却只是从阿玲那里接受了一些家居布置、品茗、唱粤剧、占风水等小小的习俗。澳门“中国城”的一面依然只是“基督城”一面的“他者”存在，只是一个陪衬、次要的角色，成了加强这独特存在的“基督城”的特征。 我们从这两部小说中可以发现，飞历奇重新建构了一部澳门的历史，这部历史既不同于华人被殖民的耻辱史，也不同于帝国主义扩张的殖民史，而是一个特殊族群走向成熟的心灵史。《爱情与小脚趾》中表达了土生对于澳门强烈的归属感，认为自己的根在澳门，书中对于“打海盗”历史的认同和书写，反映了土生的集体记忆，也确证了他们在澳门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大辫子的诱惑》中，土生与华人社会之间的偏见与隔膜开始逐渐消除，接触和交流日渐频繁，土生与华人这两个世界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变得泾渭难分、泾渭相连。两部小说虽题旨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体现了鲜明的族群意识，即土生一族不同于葡人，也不同于华人，他是独特的两种文化对话的产物，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特有的文化个性的一个独立族群。飞历奇这种对自我定位的自觉思考来源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的变化。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尤其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华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使得土生族群身份的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葡国政权即将撤出澳门的事实，土生一族产生的政治上的失落感和文化上的无根感，再加上对于身处华人文化圈包围的本能的文化自卫，使得土生葡人更加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独立性；二是为了澳门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发展，土生一族必须和澳门华人社会互相沟通，和睦相处，而原来殖民时代采取的相互封闭与疏远的族群关系必然为开放和互动新的族群关系所替代。故此，对于族群身份的强调、文化身份的坚守，与对于华人社会的开放是土生族群身份变化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注释： ［1］、［2］、［5］飞历奇：《爱情与小脚趾》，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1卷，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页。 ［4］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学术研究，1998年第12期。 ［6］、［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