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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文学重新定位的学术正当性 众所周知，香港文化（文学）的根和源早已梳理清楚，无需赘述。香港文化（文学）和中国文化（文学）的同质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香港文化（文学）和中国文化（文学）的异质性。因为，“香港文学虽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又是最特殊的别具特色的一部分”。 1949年以后，政权的更迭和国际间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导致香港和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被迫进入了与大陆文学的“分流”时期。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里，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由港的地理优势，无可比拟的文化生态的优越性和奇迹般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形成了香港文学在整个华文世界中，其他地区不可取代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香港文学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大陆文学的独特性。 香港文学被迫与大陆文学分流的特殊时空，也正是世界与香港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与此同时，香港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学观念也日益“混杂”化。其实，“混杂”化过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启动。英国殖民者在强占香港的同一天，宣告香港为自由港。一百多年来，香港已从只有五千人口的渔村海岛，发展为有七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与美国旧金山、巴西里约热内卢并列为世界三大自由港。近年来，“在全球华人社会中，没有一个城市具备香港这样独特的地位。它的人均所得逾二万多美元，傲视亚洲……香港已成为全球华人社会的首都。”生活在自由港的香港作家，在借鉴古今中外文学遗产和当今前卫文艺潮流方面，占尽天时地利的优势。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成为发展文学的重要资产，并已对香港文学产生正面的影响，这是香港文学取得现在这样成就的基本要素。对整个华文世界，特别是中国文学起到了强劲的示范效应。 正是自由港为文学提供了最佳的文化生态环境，没有这个文学的自由港，也就没有香港文学的辉煌。 面对“九七”主权回归，曾经享有过“世界上最多的自由”的港人受到激烈的心理冲击。“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这是政治层面的国家承诺，自然包含文学“自由港”的命运。在“回归”的语境中，香港文学追寻“身份”，关注自己在未来的文学空间中的位置，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主体与附庸”等等，这是文学史对49年以前的香港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诠释，也是两者历史联系的遥远的记忆。时过境迁，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文学也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政治层面的主权“回归”并不意味着文学层面上香港文学也应随之还原到分流前的原来的位置上。中国有句俗话，“旧瓶装新酒”，但就这个问题而言，1949年以前的旧瓶，未必装得下“九七”以后的新酒。因为，历史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规律前进的，后一时期不可能是对前一时期简单的重复，因为历史从来都无法倒退，而政治上的游戏规则，更是不能随意移植于文学。 作为一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与中国其他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社会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社会文化主流价值观，在通过自由港的民间渠道自由输入的同时，还借助于管治当局，利用建制内行政资源所建构的官方渠道，有效推行。“九七”以后，彭定康带走的是象征殖民符号的英国米字旗，但却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普世观念留给了香港及其文学自由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文学的突出成就和超强影响，越来越凸现出香港文学自由港的生态环境的优越性，香港也以此为荣。因此在这新的形势下，探讨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确切地说，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定位，而绝不是还原于遥远的历史记忆。“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主体与附庸”、“中国新文学的延伸”、“不论40年代的‘左’、50年代的‘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多是从中国内地转移来此的，关心中国政治文化，多于关注本港，如果说有文艺思潮，多不外是大陆或台湾的回声与摹本……”在上述“历史记忆”中，香港文学始终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被动角色，这些历史记忆无法合理地落实现实中的香港文学的位置，与香港文学在世界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空间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存在很大的偏差。这就是必须为香港文学重新定位的学术正当性。 二、在全球大文化的语境中挑战“中心” 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大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重语境中，以全球宏观的文化视野，来探索香港文学在世界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国文学这多重格局中的重新定位问题，就必须首先要超越意识形态或权威话语的狭窄视野。 如果说，以进入WTO为标志，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序，那么从文化视角走进统一的世界史的现代性历程，在理论层面上，有着逻辑的必然性。所以，在探讨香港文学重新定位时必须拓展视野，要从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锁定聚焦对象。 作为WTO的成员，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重构国际社会新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在新一轮全球化的世界文化重建中，在文化层面，中国将承担什么角色？这就是说，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的国际空间，在文化（文学）层面，中国如何在国际游戏规则的规范下，按自己的模式实现现代化的理想。香港文学也就是在这样交叉叠合的双重语境中，落实自己的新位置。 在探研香港文学的定位时，首先应注视的倒是：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大文化的语境中，中国文化（文学）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重建中，如何确立与自己的国际身份相符合的文化身份。有了中国文化（文学）在国际空间定位的前提，作为区域文化（文学）的香港，才有可能在“五十年不变”的语境中，以独特的形态，找到自我的生存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若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相对于大陆内地，香港的确地处中国南疆的边境地区。若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几千年的文化（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都是发轫于内地传统的文化中心地带。因此，用“中心与边缘”来说明两者的历史联系，是以往文学史中常见的通例。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地理学视角的中心和边缘的地图上的坐标，不能作为在价值层面评定文学品质优劣的依据，更有别于体制层面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常识。 严家炎教授把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就，及其惊人的世界性影响，誉之为是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如果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场“文学革命”的发源地不是政治中心北京，也不是经济文化中心上海，而是地处海域边境的香港。正如李欧梵博士所说： 如果从时间转向空间来看，毋庸否认，近年来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已受到边缘的挑战，从台湾到香港到华南沿海地区，经济上的活力已经带动文化上的新形式，而边缘文化（香港反而成了它的中心）已经由大众媒介在逐渐影响中原。而这一种新兴起的文化所指涉的已不全是精英文化，而更是一种雅俗混杂的产品。 李欧梵言之有理，只要没有重大的地质变化，地理学上的中心和边缘的位置，一般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在一个由多个辐射源构成的文化与传播的流动空间里，中心与边缘、辐射源点和受体之间的位置，却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文化（文学）作为一种软实力，本身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受制于自身发展的内部运动规律，而不是权威意志所能随意摆布的。在一个流动的文学空间里，所谓中心与边缘，“源”与“流”，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说，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可变性。曾经是能量辐射点的辐射中心，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也可能被辐射力更强大的新的“源”点所取代。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不是也有过多次的“中心”转移的现象吗？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昆明、延安等城市都曾以自己强势的辐射力而一度成为凝聚中心和发射中心，独领风骚。 挑战“中心”，是香港文化向上的正面的内驱力。因为，“一种争取‘中心’的感觉包围着香港人。这种‘中心’除了是在政治上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告别‘殖民’的‘边缘’外，更是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认同。”不仅是自由港的文化养份给了挑战“中心”的勇气，而且也是“九七”以后香港社会的发展赋予了挑战的胆识。因为“十年来，香港加强了它凝聚全球华人社会的角色，成为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基地。香港不仅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首都，也默默地成为社会变革的首都。”香港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的角色，香港文学自然也不甘于“附庸”和“边缘”的地位，于是，挑战“中心”便成为香港文学对现在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待。 在文学自由港的语境中，香港作家的这种期待具有转化成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文化作为客体，更多的是在文化交往之间逐渐形成，而不是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文化中心’地带形成，所以应该以‘混杂’的观念来理解文化。” 在全球大文化语境的视野中，香港的后殖民语境是指1997年回归以后至今。在一个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自由港中，以全球大文化语境的视角，借助后殖民“文化混种”理论来阐述香港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定位，自然会与权威话语存在着文化逻辑上的差异，正是在这种差异中，香港文学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位置，扮演着挑战“中心”的新角色。 三、在多重视角交叉聚焦下重新定位 在多重视角聚焦下的香港文学，以挑战“中心”的积极态势，关注着在中国文学格局中重新定位的同时，也以文学自由港优质的文化生态环境，承担起在华文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中的新角色。 如果说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是随着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那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学术界自觉努力的结果。然而，无论在文学实践，还是学科建设方面，香港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1980年，在曾敏之等人的推动下，港台文学研究会于广州成立。1982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港台文学研讨会。1986年7月初，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学术会议在西德举行。而1986年12月26日到2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这表明学术界已经开始形成以全球性的整体意识，来思考中国（包括台港澳）和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全球总体格局的建构流程中，1988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一年的12月5日-8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主办了“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以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一开始就以全球化的视野，高瞻远瞩，从华文世界的整体格局和全球各族的世界文学的大文化的坐标上，为香港文学重新定位，突出香港文学的独特优势。刘以鬯认为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是其他华人地区不可能取代的，它在沟通海峡两岸文学和世界各地文学的交往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提出应该在香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协会，推动文学的交流和发展。 台湾李瑞腾先生认为，随着“九七”的到来，与内地的文学交往日益增加，建立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世界华文体系的意念应该逐步形成。他指出香港文学已有自己的传统，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可以在这里进行对话，香港有条件和人力去检验各地华文文学的成就。 由此可见，在全球各地世界文学的总格局和华文世界的总格局内，香港文学在交流和传播层面的中心意义，已客观存在，为香港文学重新定位已形成一种共识，这是1949年以后香港文学的可喜收获。 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语境中，对香港华文文学的诠释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因为华文世界是一个球体结构，这个球体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在世界各地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华文文学的这个球形立体结构内，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正如余光中教授所说：“华文文学是……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核心。”葛浩文教授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学’，不是光分辨它‘用的是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Eng?鄄lish Literaure,我们立刻的反映的‘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美国文学也用英文）。” 香港和香港文学的综合优势，使“香港，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国际都会，作家置身其中，就可以轻易与西方的同行交流，吸收经验，拓宽视野……香港还有更重要的途径，给从事写作的人提供方便：接触资讯的高度自由……1949年到八九十年代，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华人社会……由于香港作家一直有自由的创作环境，所以常能吸取西方（说得准确点，是南北东西之长。）”由此可见，贸易自由港的地位造就了文学自由港的软实力，外国文化和文学，或直接输入，或凭借高度自由的资讯传播，在世界文化（文学）面前，香港已是文学自由港合格的东道主。 四、“文学史要改写吗？” ———香港的文学奇迹已经改写了文学史 其实，有关香港文学重新定位的酝酿，由来已久。1949年“分流”以后，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为标志，掀动了文学空间原有的格局，起始了重新定位的流程。随着金庸等人在文学世界的地位、影响、作用日益增长，金庸成为香港文学奇迹的符号。文学格局的变动也由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在“九七”回归引发的精神危机中，从身份追寻到重新定位都备受关注，而金庸登上领奖台，荣获香港首届文学成就奖的那一刻，则把整个重新定位的流程推向第一个高潮：文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了一次“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这场由香港文学发难的“文学革命”是挑战“中心”的出色战例：“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文体阅读的传统，长期处于被文化霸权主义污名化的阴影之下，直到八九十年代金庸作品进军大陆图书市场以后，才颠覆了“权威”们对话语权的垄断。金庸等人的作品，不仅覆盖了大陆的文化市场，而且，已越来越多地列入“20世纪文学经典”的序列，这标志着建构文学经典的传统的学术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按照新的文学观念重组。金庸则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学术殿堂，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此后又以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座坐正了学术殿堂的大位。早在此之前，1988年金庸便已荣获香港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和荣誉教授称号。 刊于《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的“文学史要改写吗？”一文，实际上是挑战了垄断文学史书写权的权威话语，时至今日，香港不仅以文学的奇迹论证了改写文学史的可操作性，并借助于“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取得了书写权，而且已经改写了文学史———金庸改写了文学史，这就是答案！ 金庸作为香港文学奇迹的一个标志，在文学空间为香港文学的重新定位建立奇功。香港作为新一轮的“文学革命”的发源地，以举世瞩目的文学实绩，论证了挑战“中心”的可能性。 “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的文学成果就是香港文学重新定位的最重要依据，正是文学革命的语境，赋予重新定位有着文学内部运动的必然性。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华文文学世界，在文学和传播的空间中，香港以其辐射力凝聚力的软实力脱颖而出，成为新的能量发射中心。新一轮的文学革命中，最耀眼的明星金庸，实际上已成为这次革命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香港奇迹的标志。可以这样说，金庸元素或者是金庸效应，在重新定位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 现在，虽已认定重新定位的正当性，并找到了这个流程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顺利到达终点。也许，对于每一个动态的流程来说，肯定会有起点，但却不一定有终点。 原载：《华文文学》2008/03 原载：《华文文学》200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