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爱玲1949年出生于新加坡，她的祖籍是广东省惠阳县，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获中文系学士学位，后来以论文《论归侨作家小说》获得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又以论文《红楼梦对话研究》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孙爱玲1976年开始创作小说，她沉默内向但极有个性，有主见。她的沉默中，包蕴着激情的火焰、虔诚的信念与敦和的爱心。她的文学作品充满温馨与诗意。她不但创作小说，还书写寓言、小品和童话等。近年来已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孙爱玲文集》；小品集《水晶集》；寓言集《孙爱玲的寓言》等。孙爱玲的小说除了特有的技巧、不同风格跟表现手法，在写作上亦认真严谨。写《斑布曲》这篇小说时，她对于峇迪跟蜡染，都用心搜集资料，详尽观察而了解蜡染及峇迪的制作过程。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提出文学创作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的理论，即一般所说的“三动因”公式。其中“环境”指整个社会文化氛围，这是文学艺术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孙爱玲曾是社会工作者、幼稚园校长、杂志助理编辑、中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目前，孙爱玲执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艺社会化过程包括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而作家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性，对文艺生产都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可说文教界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氛围大大丰富了孙爱玲写作的条件。 作家是社会的一员，在话语系统中处理自己从社会生活的丰富现象所获得的种种体验，旨在向众多读者传达体验，寻求彼此的沟通。某些生活题材既在作家心中酝酿良久，那种强烈的感受便驱使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目的只纯粹是发泄内心激荡的感受，想将自己所经历、所体会的感情传达于他人，好让读者也为之受感染而体验同样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出现激发作家创作动机的人物和事件。孙爱玲非常坦诚地表明她为什么写小说的缘由： 有时候遇到一些人，也不一定认识，对他的言语、行为、心仪良久，不把这个自己喜欢的人物写出来，实在可惜，于是就布局，给他一个故事，开始写他；当他跃然纸上的时候，心里就十分满足。 有时候是听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她心中的恨，或心中的怨，故事本身就十分感人；有时听到的是上一代的故事，说的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大时代活过，他们有太多的故事，且说来娓娓动听，于是就综合几件事，套在一个人身上，因故事而塑造人物，写呀写的，就好像真的发生在她身上。 有时候是看了某样东西，如一个雕花手镯、一个玉扣、一罐茶叶，心里爱煞，不为这些东西想一个主人，说一个故事，心中不快！ 有时看见引人入胜的景致：杨柳风、湖畔草、阡陌间、蝉鸣晓；在这意境下，应该有事、应该有恨、应该有情、因此就写了。 为什么写？因为想写，所以就写了！ 作家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会连通种种刺激信息的来源，必然因此随时取得可转化为有益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实用材料。文艺作品的生产过程中，先是文艺作家在生活中获得适宜艺术创造的审美感受，再凝集内在经验而升华为审美意象，而后通过某些特定的物质媒介或材料形象而传达出来。首先作家累积而储存素材，从初始的艺术积聚，逐步进入艺术构思，再将生活素材提炼、孕育为完整的艺术形象，确定题材，深掘主题，塑造人物形象，提炼情节，设计作品的整体结构，最后便有了艺术表现，藉着文学语言把构思成熟的内涵形象物化，加以固定。这便是作家的文艺创作过程，亦即社会现实与生活体验在在丰富了孙爱玲的创作灵感。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了文艺与血缘、种族、地缘等复杂关系。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本地华人大致有三代：从中国移民到此谋生的老一代；由侨居而归化入籍的中生代；以及现有的新生代。这三种人对“中华文化”的根柢深浅不等，然而中华文化的血统是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或说华侨文化意识始终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文艺现象即社会现象，一折射到孙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就有了《碧螺十里香》的汤二祖母关凤慈。这个人物的家庭成员包括了新移居谋生的老一代，由侨居而归化入籍的中生代，以及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她作品中“汤家茶庄”所经营的生意是从中国惠州移入香港，再辗转迁至新加坡《羽丁香》中的人物，有从香港新加坡两地迁移的传统华人金庄珠宝设计师父羽文觉，还有他女儿羽丁香。《白香祖与孔雀图》的故事也有从广州当“过埠新娘”嫁到南洋来、手艺精湛的绣工白香祖。这些华人移民的人物故事，变成了孙爱玲小说的创作题材。如同法国艺术家丹纳的文艺理论所强调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密不可分，创作主体的生活时代背景会反映在创作客体之中。身为华裔的孙爱玲，本身曾研究华侨题材小说，因此对早期华人社会的认识颇为深刻，遂加强了小说作品中人物社会背景的真实性，同时她的书写也充分反映了文艺作品与地缘、种族、血缘大有关系，这是出自她作品的一种印证。 过去在新加坡，观赏戏曲演出是华人市民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早期的华族移民，不但将原居地的信仰、风俗带过来，还将他们爱好的娱乐活动搬到新加坡来。因此，许多不同的戏剧剧种都能在此地一一找到，包括潮剧、闽剧、琼剧、粤剧、京剧、汉剧等。当时戏曲演出，可分为街戏及剧场演出的两大形式，不过比较优秀的戏班大多在剧场演出。华人移民南迁，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宗教节庆、诸神诞辰的祭拜活动中，通常必邀戏班酬神，若是在街上、空地的野台演出，总是由庙宇出资邀请戏班来公演酬神戏。早期新加坡，地方戏曲无疑是华人移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文娱活动。这不仅因戏曲表演是移民随身携来的附加产物，也因为戏曲表演非常大众化，广受欢迎。想想，南来的移民，工余还能做些什么呢？若到街边听人说书讲故事，即使点一炷香的时间，还是得付一分钱，但是到街边看戏曲则当然是免费，正因如此，30年代新加坡的戏曲表演蓬勃发展，抵达一个黄金时期。 正值新加坡的“游艺场”（当时有三大游艺场：“大世界游艺场”、“新世界游艺场”以及“快乐世界游艺场”）大流行之际，戏曲演出地点除了在街上或在剧场里之外，也在“游艺场”内。“游艺场”业主十分知晓，戏曲也是一项备受欢迎的娱乐节目，所以他们便懂得特地在“游艺场”内不同角落同时搭建一些戏台，方便每天供不同的地方戏演出。有时，“游艺场”还在报上刊登广告说，本日“游艺场”共有八个台，每个台演什么剧种，戏目全部列明。当时，来看戏的观众真是人山人海。当时连粤剧也进入茶馆茶楼，男女老少一边喝茶，一边点戏曲，耳听清唱。总之，中国传统地方戏曲当年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中，算是一种极为普遍的休闲消遣的文化，而“游艺场”也是华人社会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娱乐场所。这些社会现象，在孙爱玲的小说作品中也出现过，比如在《碧螺十里香》中有段情节写道： 以后的生活，平淡而富裕，汤赫明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去世，儿女们也先后成家立业，两个大的儿子也由香港到了新加坡。汤家第三代出世，每个孙儿都由汤二祖母命名，然后都住在大房子内，由她带着一群佣人照顾着。……她教孙儿们三字经、千字文，还教戏；然后每隔两年回香港一趟，主要是看粤剧，并且鼓励剧团南来表演，南来的粤剧团多数在大世界戏台表演，她常接待女伶们到家里吃饭，并吩咐柳姐煲汤水，送到她们戏台后，每次演出，少不了给他们预备花篮、金牌首饰的，同时也给她们一些意见。有一次她看戏后，对戏服很不满意，她对花旦小乔说:“乐调、唱词固然重要，那戏服更不可马虎；天子龙袍上的龙纹，绣得不够灵活，珠片太少了，还有龙身旁应该绣云彩，怎么绣上浪花？还有，那糊涂官的帽子应该戴一顶小一点的，怎么可以戴一顶合身的帽子？……”那当家花旦听后，诺诺称是，对二祖母一脸恭敬…… 日治时期市场不景气，新加坡的戏曲表演开始惨淡经营，结果许多戏班纷纷倒闭。50年代，新加坡的戏曲表演虽进入全盛时期，不过，电影却打进了娱乐市场，成为新的时代潮流，让观众多一样选择，这下子戏曲这种现场演出的娱乐开始遭受打击，剧场业主大多选择把场地租给人放映电影。“游艺场”内也不例外地设有多家电影院，慢慢地戏曲演出的场地就减少了。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为解决住房问题，政府积极兴建房屋，同时注重城市改造与规划，因此建筑业大大发展起来。一度是戏曲演出地的“大世界游艺场”便面临拆除的命运。“大世界游艺场”建立于1931年，1940年转手给邵氏公司，1981年拆除，前后矗立共50年。40至50年代的“大世界游艺场”，曾是男女青年相亲见面的理想地点，许多美好的良缘都在“大世界游艺场”内的咖啡店里撮合而成。50年代初期，“大世界游艺场”的一个角落设有露天篮球场，可容纳四五百个观众。1951年，“大世界游艺场”还安置了三家歌台。当年的歌台，除了唱歌之外，时兴上演话剧，而话剧剧本大多出自当时的电影或著名的舞台剧本，如吴祖光的《捉鬼传》、鲁迅的《祥林嫂》、曹禺的《雷雨》等，大受欢迎，不时也有来自中国上海的歌舞团演出。此外在“大世界游艺场”这个娱乐场所内，还设有惊险刺激的娱乐设施，比如“摩天轮”、“过山车”、“鬼车”等。 当年妇孺皆晓的“大世界游艺场”，占地面积是五万一千平方公尺，这块土地后来被大马糖王郭鹤年收购，一时盛传他要耗资二亿元，兴建商业与住宅。如今，耸立在这块土地上的是“世界城百货大楼与商业办公楼”。时代变迁，新旧交替，“大世界游艺场”被铲平了，这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指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幢幢美仑美奂而富丽堂皇的新大厦、巨型超级市场都建立起来，新时代新思潮会把许多旧事物，包括传统美德和古老艺术，无情地冲刷掉。“大世界游艺场”的拆除，戏曲文化的没落，政府的征收土地，都转化到孙爱玲小说《碧螺十里香》中，汤家房宅也要被拆。房子一拆，家也就分了。旧时大家庭的成员，不得不随着社会变迁，各自出去建立小家庭。小说《碧螺十里香》近结尾处写道： 当各房带着孩子们搬走后，汤家大房子少了欢笑。有一天，对面大世界空地上，出现了几辆拆屋的机车，不久传来一阵阵轰隆响声，汤二祖母由柳姐扶住，在篱外观看，她的头发全变雪白，穿着一身素色绸子衫裤，见那几十年来带给人民欢乐消遣的大世界游艺场，一下子铲成平地，汤二祖母回家后，从此也一卧不起，不久就传出汤二祖母去世…… 小说中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大世界游戏场”被拆，连带汤家房宅也受波及，面临拆除的命运……但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艺现象正是一种社会现象。外在事件在作品情节中出现，显明的是文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直接影响其创作动机和书写过程。文艺现象反映社会现实，文艺社会学直接将文艺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于是作品的性质特点全都与社会的性质特点紧密相连。 新加坡1965年独立，自此国家建设、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前进的步伐既快速又有效，岛国诸多陈旧面貌逐渐在人们记忆中淡化模糊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翠绿、整洁、安宁的现代化社会里出生长大，对国家的过去和先辈们的生活境况，却知悉极少。孙爱玲小说中的移民故事，染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折射了社会生活。对于老一辈读者而言，孙爱玲的小说尤其让他们读来倍感亲切，让他们缅怀过去的生活点滴。对于年轻人，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些教人难以断离的华族社群的部分历史以及过去的社会风貌。 文艺社会所构成的关系，有一个层次是在于文艺与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问题。文学艺术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必然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整个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比如从风俗习惯到宗教信仰，从伦理观念到哲学思想，既是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是文化与审美文化，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的关系。孙爱玲的短篇小说《碧螺十里香》的人物关凤慈，是一个戏伶，于是作品中便有不少与戏曲相关的描述。戏曲的故事内容，一般都离不了道德教诲，当时很多劳动阶层的人们都靠着戏曲来吸取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因此戏曲在过去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除了是消闲娱乐，也扮演了教育民间的重要角色。戏曲艺术有其必然的社会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戏曲这种娱乐形式也渐渐没落了。传统古装戏曲的辉煌史慢慢地只能留待回忆。小说中关凤慈教孙子们唱广东戏曲《白兔会》李三娘磨坊产子，却换来汤家儿子汤伯荣的不满，于是识大体的关凤慈，马上悟到新旧时代的更替，小孩子应该上幼稚园学习新知识，毕竟新时代的教育方法已经不同了。 除了“环境”与“时代”因素外，丹纳的“三动因”公式还包括了文学创作与“种族”因素。孙爱玲是华裔作家，其种族的文化自然由她在创作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浓郁的东方色彩还表现在孙爱玲小说世界中那散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及文物古迹的扑鼻芬芳。对中国文物、中国文史艺术的描绘可说是作家最用心，也最花心血的地方。孙爱玲的小说作品，触及许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古董玉器的描述，例如清朝茶壶、传统名茗、古代珠宝首饰、景泰蓝、雕花手镯、古玉扣、广绣“孔雀图”、戏曲服装、手绘蜡染斑布等等，真是琳琅满目！此外，还有盆栽花卉园艺、茶艺跟曲艺等方面的描述。这些绝对与作者本身对华族传统文化的爱好与修养有关。孙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们身边或手上，或多或少往往与这些传统文化发生了联系。小说《碧螺十里香》中，一罐传统名茶碧螺春象征一位崇高女性形象。《白香祖与孔雀图》中，一幅广绣“孔雀图”紧系着一个女性人物的人生命运。《玉魂扣》中，一个古玉扣带出一名女戏子的动人故事。《斑布曲》中，一套中国传统手绘蜡染艺术，伴随着小说人物穿插在他全部的生活中。 孙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物的极大兴趣与状绘它们的艺术腕力，不但令人佩服，也让人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在《白香祖与孔雀图》中有对广绣的描述： 原来粤绣分广绣和潮绣两派，而潮绣当时手艺精的，倒都是男子，称为“绣花状元”，在当时的潮州，形成一股刚气……当时广绣分三种：绒绣，线绣和金银线绣，由于线料有异。绣法不同，针法一定……不但做到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的工夫，而且虚实交织，浓淡相宜，托出轮廓，使那孔雀形象鲜明……广绣有千多年历史……除却广绣，还有其他湘绣、苏绣和蜀绣；除了广绣行手艺，民间妇女农闲的绣艺，海南岛黎族的刺绣，都包括在粤绣的领域之内。 在《玉魂扣》中有对古玉扣的描写： 它宽两厘米，长一厘米，呈展翅状，整个蝴蝶的形状凹凸分明，有触角，有尾巴，一对翅膀上还刻了双鲤，一边一条鱼纹……把这小块古玉，照于光处，通透晶莹，也不是整块玉都翠绿，而是有两道又深又活的闲色条纹，一条在中央，一道在右侧，像两条活小龙，并排游泳。 在《斑布曲》中，孙爱玲写蜡染斑布的植物染料： ……地上是一缸缸的染料，有蓝靛、橘红、郁金黄、藏青、墨黑等颜色……蜡染有从化学原料制成，有从植物提炼，很奇怪的，用化学染料，布很容易退色，而用植物染料，颜色愈洗愈漂亮，蓝的愈蓝，白的愈白……什么植物提炼什么颜色？……蓝靛由蓝草提炼，黄色是用郁金或栀子的果实提炼，红色用红花，黑色用五倍子，紫色用紫草……那五倍子不是植物，是寄生虫，寄生在盐肤木的。 在《斑布曲》中，孙爱玲还通过小说主人公马正宇父亲的笔记做出她对南洋斑布蜡染艺术源自中国的考证，也反映了华裔作家追本溯源的民族情结： 这一天早上，我拉开了父亲的抽屉，拿出他生前写下的一本笔记，只见开头写道： “蜡染艺术是由中国云南传到南洋一带。十二世纪中国已经用罗盘针来航海，远渡重洋，有许多商船到东洋（即日本），也下西洋（即印度各岛、半岛）。这是记载在《萍洲可谈》这一本书内，那时是在宋徽宗年间。 蜡染艺术始于唐朝，宋朝文献也记载蜡染是苗族擅长的产品，称为‘斑布’，在宋代同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了染斑布的详细方法，这些方法和南洋一带的‘斑布’蜡染是一样的。 蜡染到了明朝洪武年间，丰盛一时，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十五年，明军克复云南，云南丰盛的民俗自然流入中原，到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中国商船已往来印度洋水域，蜡染艺术品也大量流传到南洋一带，郑和本身是云南昆阳县人，更喜见家乡的艺术远传四海。 南洋一带不但盛产香料，也出产染料，这也形成蜡染斑布在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马来亚半岛十分盛行的原因；何况这里有许多是苗族后裔，他们很多是在隋唐时代就漂泊流离到南洋，也可能在当时，蜡染艺术已带到南洋。 依马来文献，南洋最初的斑布花斑似桃花、鹿胎斑，还有麒麟、龙，这些花纹内容都不是本地色彩，倒是云南、贵阳苗族的民俗风采。 郑和下西洋时‘峇都毛’地方，留下一个郑和脚印，脚印很大，在一块大岩石上，实在难以叫人相信，然而附近有间庙，香火不熄，民间传说，应有其可信之处。 槟城蜡染斑布和印尼泗水地方的斑布，方法相近，尤其是蜡版的制造方法和蜡刀的形状，大致相同。印尼群岛上的蜡染工厂主人，好多是同化了的华族后裔，家中保留着许多明朝的文物。” 我看到这里，惊叹文史艺术的流传。 放下笔记，想起父亲的遗言，他要我写一部南洋蜡染艺术史，其实他本身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我这才领会到他之所以有这等抱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决定开始着笔。 …… 身为南洋华族，孙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浓烈热爱，其广博知识与深厚感情全都投射在她的文艺创作中，这正说明了文艺与种族血缘的密切关系。 此外，优良的华族传统美德也是孙爱玲小说人物具有的特质。虽然《碧螺十里香》中的汤二祖母关凤慈，十多岁就由汤赫明元配蕴玉亲自做媒，把她从戏班中的当红花旦变成汤家小妾，但她“谦让、贤慧、坚毅、刻苦、体贴、温柔、沉稳和牺牲”的精神与美德，是应受到赞扬的。大祖母蕴玉去世后，她不弃不离地照顾六个非亲生的儿女，从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落脚新加坡，其中所历尽的重重波折与艰苦她都坚忍地、任劳任怨地承受下来。汤家第三代出生后，她亲自教他们《三字经》、《千字文》及戏曲，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中国人”。孙辈们的名字不是尧（坤）、舜（祖），就是禹（宗）。这种念祖念旧的东方美德已很难在如今美国土生土长的女性身上找到，因为她们多半追求的是“人权”、“解放”、“享受第一”，关凤慈这种重情义、富爱心、兼具智慧与善良的女性，只在东方社会才能找到。《碧螺十里香》的结尾是这样的： 死前她对几个大的孙女儿说出以下的话： “你大祖母若是铁观音，我应该是碧螺春。 从来隽物有嘉名，物以名传愈见珍； 梅盛每称香雪海，茶尖争说碧螺春。” 她们几个都已亭亭玉立，虽然穿的是赶着缝出来的直腰郁蓝色麻布旗袍，却是无比端庄，脸上虽没有施脂粉，但气质沁人，在灵侧一点头，一鞠躬，绝不马虎，那两个大的男孩尧坤、舜祖，一身对襟蓝色麻布裤，抿着嘴，毕恭毕敬，站在灵前回礼。大家体会到汤二祖母的心血，没有白费，看他们这家子举丧，倒以为自己身在20年代的广州，就越发想起那二祖母的丰采神韵。 不知是谁传了话来说： “汤二祖母还有张香港英籍公民的身份证，她生于一八九九年，洋名关玛丽，真名关凤慈。” 而在那八个大的孙儿女心里，她是碧螺春，十里外都闻得其香，她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的；他们所喝的茶也是一致的，他们只喝极品碧螺春，因为那是绿茶中的好茶！ 名茗碧螺春就是用来比喻关凤慈的形象，清淡中不断散发出幽幽清香，即使远在十里之外，其悠远的馨香也能飘然而至，浮凝于鼻心。 王列耀：《一方是圣土，一方起波澜———孙爱玲创作论》，黄孟文主编：《孙爱玲文集———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鹭江出版社1995年版。 骆明：《春风又绿江南岸———写在孙爱玲获第四届“新华文艺奖”前》，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华文学奖之四：“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新加坡文艺协会2001年版。 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孙爱玲：《为什么写？》，《碧螺十里香》，胜友书局/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88年联合出版。 孙爱玲小说《碧螺十里香》中的“汤家茶庄”原本是在惠州西湖畔，汤赫明是第一个把碧螺春带到广州的。 孙爱玲：《论归侨作家小说》，云南雅舍出版社1996年版。 杨萱主编：《新加坡历史篇———新月山河》，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1998年联合出版。 王振春：《根的系列》，胜友书局1988年版。 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苏菲：《孙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世界》，见孙爱玲《玉魂扣》附录，草根书室1990年版。 杨升桥：《传统美德和艺术的芬芳———评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黄孟文主编《孙爱玲文集———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鹭江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华文文学》2007/03 原载：《华文文学》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