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毛主席”的称呼诞生了
    
    编者按：日本制造了 “九一八”事变，4个月占领东三省。苏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认为这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被苏联指派回国的王明等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进攻路线”受到高度肯定，反对冒险行动的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指示，取消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另行成立中革军委，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但鉴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影响，临时中央提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主席为毛泽东摸索治国理政的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的称呼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叫出来的。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从此，“主席”的称号伴随他的终身。
    (一）临时中央的考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成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动议，早在1930年2月就提出来了，并于5月间在上海成立筹备委员会。
    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应设在武汉，所以随着他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计划的失败，这件事也就被延搁下来。
    打破蒋介石3次大“围剿”后，不仅赣南、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根据地也有了相当规模，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成熟。
    但此时，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4个月占领东三省。苏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认为这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被苏联指派回国的王明等人，提出了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进攻路线”受到高度肯定，反对冒险行动的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根据临时中央指示，取消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另行成立中革军委，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但鉴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影响，临时中央提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召开，有来自全国十几块根据地、红军部队、全国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参加大会。
    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做《政治问题报告》，制定并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
    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确定政权性质为工农民主专政，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根据中央执委的提名，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在王明等人看来，这个苏维埃政府主席，无疑是个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在蒋介石政府看来，它无疑是红色政权的首脑。
    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主席为毛泽东摸索治国理政的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的称呼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叫出来的。
    (二）改造起义部队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在中央政府成立不到1个月的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军在宁都宣布起义。
    
    第26军原为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这支西北军主力之一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并调到江西对红军作战。出于对蒋介石打击压制的不满，也出于对“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义愤，在该军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第1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带领下，发动了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接见了起义领导人，并负责指导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
    起义部队有1.7万人，并带过来2万多件武器。他们被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原第74旅第1团团长）为第15军军长。
    毛泽东驾轻就熟地对起义部队做灌输进步思想的工作。他找就任军团政委的萧劲光谈话，明确指示，按古田会议决议建章立制，实施改造。并派了有改造旧军队经验的留过学的干部到那里任职、做政治工作，其中有刘伯坚、宋任穷、何长工、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红军的著名将领。
    (三）周恩来进入苏区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影，右2为毛泽东
    

宁都起义的第2天，即1931年1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闽西，并于12月底到了瑞金。
    周恩来到任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打不打中心城市。他就此事征求毛泽东意见。
    毛泽东就国民党军重兵固守和红军技术装备不具备等情况，向周说明中心城市不可打。
    周同意毛的分析，致电上海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无把握。
    这时王明已同妻子孟庆树去莫斯科就任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指定博古为临时中央的总负责。
    博古复电周恩来，攻打中心城市不能动摇，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打下一两个中等城市。1932年1月9日，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做出决议，称：过去不正确的不占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必须对中央的决议做出答复，没有余地。于是，他召开中央局会议，对抚州、吉安、赣州几个城市的情况做了分析。
    抚州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有陈诚部8个师；比较而言，赣州守军较少，只能打赣州。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认为，赣州为赣南的战略要地，三面环水，城墙坚固，城中守军虽少，但南北都屯有国民党重兵，若打，很可能攻而无果。但多数同志主张打，会上通过了打的决议。
    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赴前方督战。途中，有人说：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
    自己的意见没被接受，毛泽东请病假去了东华山古庙休养。
    但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攻城战斗于1932年2月3日打响，久攻不克，使红军伤亡巨大。
    3月上旬，项英冒雨赶到东华山看毛泽东，告诉他赣州战事失利，红军已腹背受敌，请毛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毛泽东急电前线，大胆起用刚起义过来的红5军团，以解红3军团之围。
    然后昼夜兼程，抱病赶往江口前线指挥部，与朱德一起指挥红3军团撤出险境。
    正当赣州激战的时候，国民党上海的特务机关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1932年的2月16日至22日的上海《申报》等报发表，称脱党者有243人，具名是“伍豪”，即周恩来的化名。但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就已到达中央苏区，此事显然是国民党企图瓦解中共的一个阴谋。
    上海的临时中央立即予以辟谣，毛泽东也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文告，郑重宣布：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更不会发表那个荒谬的启事！
    尽管如此，这件事为周恩来日后的政治生涯带来无尽的烦恼，直至去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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