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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常见的手工制作还有什么？ 最大宗的应该是各式各样的“火油炉子”，每家几乎都有“上山下乡”的，农村生火做饭不容易，有它就方便多了。这炉子其实就是油灯概念，有一个调节灯芯长短的旋钮装置，其他部分就是用大大小小铁皮改造，能装煤油和灯芯就行，方的圆的饼干桶糖果盒都可以改。上海居民用这种炉子有100年历史，占地小，分量轻，随用随点，古董级的旧样品，就是进口搪瓷质地，荷兰货，粉红、蓝色、灰色搪瓷外表，结构复杂得多，分量也重。到我们那年代，就是自做了，或去 “中央商场”淘各类古怪铁皮罐子也行。以前我见过几个都是用饼干桶改的，30年代西洋图案，或国货“泰康”“沙利文”饼干字样。如果有人收藏，洋洋大观。 
当时的手工制品，一定是和工厂，工人有关系？ 应该完全有关系，比如做“放大机”，这词现在已彻底死亡了，当年是热门名词，放大照片的一种设备，暗房技术，显影定影，照片着色，现还有多少人懂？当时很普及，各式各样，标准的、恶型恶状的“放大机”都有，技术含量参差不一，核心是找到一对合适的凸透镜，豪华级是动用车床甚至刨床、电镀、烤漆，看个人各厂的设备条件如何。所谓商品最丰富的上海，当年其实很匮乏，形成人人动手的时代。延安时期领袖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1960-1980 年份的上海同样生机盎然，洋房花园里种菜，养鸡养鸭子，装矿石机、“收听敌台”各种收音机，尔后就是“放大机”，自装脚踏车，再是自做“喇叭箱”，也就是音响，很常见。再后来阶段做电视机，这比较小众了，样子也妖，最初的显像管是圆的，人怎么看？总的来说，不管缺货的、禁止的、凭票的，还是可以买到的，世风是处在人人自做时代，所以这一辈子的上海男女，是聪明能干的一代，可怜的一代，等于原始社会心灵手巧，消耗体力精力，自满自虐的一代人。 
那年头上海男人还会做什么？ 也有像“大力水手”夸张型的，比如上海棚户区青年，盛行运来一堆煤屑，自家造“煤饼”，北方人叫“蜂窝煤”，完整的上海词就是“敲煤饼”。走近 1970年代上海“下只角”，是叮叮当当画面，当街光膀子敲打一套铁制模具，私人劳动，排场声响印象深刻，产品是捧出一个个黑亮新鲜的煤饼，马路边，家门口，立了一位流汗上海青年，哪里有认定了的上海小白脸文弱相貌？ 到1980年代中期，“敲煤饼”手工活动已经式微，不知为什么，这词演变成了“嫖妓”的代名词，“敲”即嫖，“煤饼”指妓，属于上海底层最俗恶的流行语，表明单调体力劳动的某种转移。去年王家卫导演建议台北的张大春，香港是哪位先生忘记了，还有我，三人写三城市十个已经不用的俗语，我举了这词。短暂流行数年，忽然间这词就死了，没人再称妓女“煤饼”或更早上海流行的“赖三”，也许是因为广式词汇来了，坐台或小姐、妈咪、洗头、敲背……我还记得这叮叮当当 “生活”同期，也流行造一种单柄铁锅——北方管它叫“大勺”，当年的上海工人，业余做它出售，地址也是在上海“下只脚”当街，家门口，摆一个铁锅状的凹圆铁砧，一铁锤，一副厚手套，单人单干，反复敲打一片圆铁，白天晚上，反反复复敲打不休，一直敲到它四面有弧度，越来越薄，越来越均匀，敲成一口熟铁锅为止。 
据说当时人结婚都自己做家具？ 1974-1985部分上海男人，确实自做整套结婚家具，做沙发，会点手艺就自己做。当年《上海文学》美编韩先生办婚事，全套家具“三十六只脚”自己也这么来，况且木料限量供应，很难搞到——现想想可真是天方夜谭，做人做到了无法想象的大难题，现在做电视真人秀，让大家来看，看这批男人怎么才能完成这桩大事情，怎么经受这种捉襟见肘的人生大尴尬、大考验、大折磨，邀几位90后00后“小鲜肉”“小白领”试试看，哭或者不哭我不知道，而在当年，真的算自然的劳动，很幸福很忙碌的过程，普通平常，燕子衔泥那么来来去去，也就慢慢慢慢做成了，结婚了，入了洞房。这样的过程，等于我讲的“蜂窝煤”—— 更大规模的手工我漏了当时另一种大工程，也是沪东沪西的棚户区青年，借几件长方形铁器模子，运几堆煤渣和“电石糊”到家门口，当场制造建筑材料——“煤渣砖”，一种灰色手制大砖，搅拌原料，放入砖模，像过去我在东北做的红砖：脱坯、晾干、装窑、烧成、出窑。上海“煤渣砖”省略了后几道工序，脱坯之后让它们自然晾干就成，然后就是纠集一伙青年人，在自家旧房子上搭造“违章建筑”，附带引起邻里纠纷打架斗殴头破血流……这种热闹场面，上溯到1910、1920 年代也差不多，其时苏北流民抵达沪西沪东野地，就建立贫民窟、“滚地龙”，曾也是在这样的自发自主状态下自然形成，只是，当时的苏北先人采用更环保简陋的芦席竹木等自然材质而已……我现在讲了这些已想不清楚，这一类活动，究竟是属于正常人的手工爱好、生活情趣、DIY，还是生活所迫？西方人是好这一口，自家动手，周末修理乡下别墅老房子屋顶，种菜剪树，也许一样，也许完全不一样，或应该说，人处在艰难时世，再如何聪明能干，你这劳动就是一种退步，退回了貌似的平常，就像进入我们可以点赞的朴素风景里，其实是一种很原始的不堪——我不怀念不赞扬这种遥远的劳动精神。 这种平常，对现在年轻人来讲，真难以想象。 当时是常态，普通的工人、平常的年轻人里面，还有不少业余大厨，“业余”在那个时代很重要，是一种实惠的业余，比如朋友办喜事，请同事帮忙炒十几桌菜，稀松平常，也没什么厨师证件，自带家什——菜刀、砧板、铁锅，干干净净，认认真真，北方人讲的“红案”“白案”那种井井有条的负责，或是“挣外快 “。到第二天，安然回厂上中班上夜班——《舌尖上的中国》拍了上海菜，重点介绍了某个上海妇女做本帮菜怎么有特色，其实这样认真烧菜的普通男女，在上海毫不稀奇，能干的居民女子很常见，更多是织毛衣，“阿尔巴尼亚花样”“铰链棒花样”，拆下劳动白纱手套，钩制种种花样桌布床罩，利用一切时间，埋头去做。异端女人是自做牛仔裤、喇叭裤等等“奇装异服”……那个时代，上海基层女子哪里懂得穿旗袍摆PS，没这经历或根本就不懂还有什么所谓的传统。我跟一伙男女迁到黑龙江某前劳改农场，那边刑满留场人员不少，其中有个“老流氓”，旧中国时期在上海老北站“撑市面”，绰号“红绿灯”，另一个“北京流氓”混名“一跤震朝阳”，先后都在我面前议论，上海的女青年怎么这样难看，统一绿色大棉裤大棉袄，大笑大哭，还挑水还打毛衣，身材水桶一样还大饼脸，那是因为时代，因为吃土豆吃棒子面吃的，因此那时期女子心灵手巧其实是一种窘迫。我一直记得有个夸张例子，是1980年了，市面已好很多，是上海还没出现洗衣机的时期，见识了一个奇女子，后来去了北欧，不知是在哪本外国画报里头一回看到了洗衣机，就请人在自家水池旁砌一小圆池子，内贴瓷砖，水龙头接过来，留进出水口，她是学机械的，池子底部装一小马达，上置一塑料滚盘，她就用这个手造的机器洗衣服，连续用了两三年，真不敢想象。 
说到农场，您画了钉马掌、补碗补缸、打油、做粉条、做豆腐的图画，这究竟是喜欢，还是说明了种种当年的工作？ 是我的工作，画图是爱好。我们那边经常盖房子，制砖、装窑、出窑，掏井、砌火炕、砌墙盖瓦等等，是我做过的事，已说不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能说我熟悉。另外比如怎么做白酒，怎么鞣制牛皮，造镰刀怎么打铁，怎么夹钢，怎么肢解一头牛，怎么做一把吉他，是我的旁观。这些过程很入画，细节特别，但我也担心，一旦画多了读者会烦——有时想想，读者完全可以厌倦，但这一堆乱事，除了旁观的，很多工作先后都是安在我一人头上，一件件一年年这么轮着做过来，居然可以接受和忍受，这么一件一件做，我是一种可怜——感觉当年的我很陌生，属于早期文明里的人了，孤岛鲁滨逊那种。 
您对当年的印象太深，说上海是“上海”，东北农场就是“我们那边”。 那边是上海的反面，城市反面，沿用一套苏联模式的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农村，有苏联方式的卫生所、大礼堂、小卖部、磨坊、酒坊、油坊、奶牛房、鸡舍、蜂房、果园、菜园、机配厂、发电厂，自给自足“土豆加牛肉”的设计，据说现已经夷为平地了。当年很多事我做过或还没有做，是看别人做，阉割公马惨烈，打鱼则非常自在，沉在科勒河里的柳条鱼篓直径达两米，可以爬进去三个人，像水里一辆坦克。另比如“硝皮”房，上海没见过，这行业据说摩洛哥最有名，我那边是粗制，整张牛皮扒下来，一般先扔到房顶上去，黑白花的，棕色的，黑的黄的，屋里臭气熏天，基本是做简单皮制品，一挂马车所有配件，牛马笼头、鞍子、挽绳、大小鞭子，都用生牛皮做的，同时粗做狗皮褥子、狐狸皮大衣、皮领子、皮帽、老羊皮大衣，干部穿的好羊皮袄，叫“麦穗子毛”。皮帽子和皮大衣脏了怎么弄？不是放在水里洗，喷白酒用小米面去揉。当年的女青年，上海、北京、哈尔滨十六七岁女青年，说不准就是“劁猪”好手——肉猪在幼年都要阉割，不论公母，姑娘家抓起猪崽子，夹肢窝里一夹，手起刀落，一个接一个这样做，而现在我们给小猫去势，是送宠物店里花几百块做手术。 怎么想起画1960年代上海人的“领带扎拖把”？ 偶然想到少年时的事，随手记在《外国文艺》目录页上，这次出书，撕下来凑趣。在“破四旧”前的1960年代上半期，其实上海人已在自觉自愿 “破”了，“资产阶级”、洋派旧职员，清理出自家领带都用来扎拖把，又勤劳又节约。当时的新中国，领带确实是没什么用，统一中山装、人民装，城市男人，尤其上海男人就要“变废为宝”，风景就是这样。我家曾住的租界路段，也有新一番的滋味，旧名是“亚尔培路”，过去都由白俄开店，牛奶店、美发店、花店——尤其花店是西式的概念，在1960年代中国城市基本没有，而短短这一路段却开有两家，大玻璃橱窗摆满盆花，郁金香、月季、荷包花。1960年到1962年供应困难，影院放映《罗马假日》，这个街区仍然游荡西洋气味，其实也加入符合新时代的“卢湾区第某某粮店”，“徐汇区第某某粮店”——这里两区交界，秋天梧桐树影下，居民们按各家人口的供应量，买回一堆堆植物块茎，就是山芋，北方人叫红薯。这样的马路风景，完全是杂糅的。 1978年“知青大返城”前您病退回沪，就开始当工人？ 在上海里弄加工组做工，隔壁是钻石手表厂(第四手表厂)，发觉学手艺很难，其实在东北盖房子就发现了，小说里也这样写——徒弟问师傅，等到了四十岁，他能不能做出师傅那种好“生活”？就是好手艺。师傅不响，意思就是不表态，让徒弟自己悟。学手艺需要悟性，一开始你什么样，一上手，基本就定型了， “干净”的一辈子“干净”，出手邋遢、毛躁，一辈子这习惯改不掉，比如泥瓦工砌一堵墙，砖缝整齐划一，漂亮，没龌龊相，这是天生的禀赋。钳工也是，手势，精度，步骤你都得干净利落，工具再多是没用的，钳工的工具非常之多，开初我总想什么工具都有，各种锉刀、锤子，林林总总一大堆，其实只是工具，做的东西不干不净，很难改掉，我不属于那种一上来悟性就特好的。 但读您的文字，对金属加工非常在行，细节步骤怎么记得这样细？ 文字和动手效果，其实是两回事。我很早就发现，任何领域任何环境，都有高手。我又得说“我那个地方”，那地方的刑满遗留人员，都是男的，男犯通常都聪明能干，比如中秋前召开劳改大会，领导问大家，谁会做月饼？底下就有三两个男人起立说，报告政府，过去我在广州，或在上海专做月饼，开饼店。谁会做香肠？报告，我会做。过年做腊肉，做豆腐，做任何什么行当，底下犯人都有答应，都有行家里手潜伏，五花八门，什么都会做。我喜欢看，喜欢去“红炉”玩，看留场师傅和城市小青年怎么打铁，大锤怎么紧跟小锤子，农场小机修厂有两位上海八级钳工师傅，在没有数码技术加工的年代，都靠心想手做，靠普通机器和锉刀慢慢弄，当年八级钳工，等于二级教授的高位，车钳刨磨铣样样精通，其中一位原是上海闸北铁工厂厂主，据说是瞒税判了重刑，这一行过去都拜过“外国铜匠”，无锡人居多，他也是无锡人，什么都会，服刑期间，据说是把劳改大队长的一支十发手枪改成了二十五响，得到“犯人试枪”的最高待遇。 那时候您自己喜欢做什么？ 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写在大冬天捡到一只死啄木鸟，把它在马厩里做成了标本，选一段白桦树枝，把标本固定起来，嘴一直啄住了树皮，很生动。但是到了夏天，它全身的羽毛都脱落下来了，因为根本不懂防腐措施……去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新开馆，让我写文字，就想起了这只鸟的过程，博物馆才叫标本，我当时的喜欢，是不懂技术。现在想想，我对怎么做沙发应该有兴趣，1983年设计一种沙发，外国画报刚刚有“组合沙发”照片，上海没有，按房间尺寸，双人加拐角加一个单人这种组合，没扶手，当时上海人没见过。还有是拆解西式软椅翻新，1980年这种旧东西不值钱，面子破旧，骨架精良，这事在十年前也做过一次，过程有趣。最近为《洗牌年代》画图，画了程序图，如此这般的细节步骤，又像做了一回。 对生活的热爱，念兹在兹，无论创造还是仿效，这习惯几乎繁衍了几代人？ 说仿效，有好多好多代了吧，我们“山寨”了多少代？真不知道了。就说家具，清末已经仿效西洋家具样子，骨子里是中国的，现还在仿比如安妮风格靠椅，这椅子的样子总有点僵，哪一根线条或说气质，总是中西混血，比如说有了进口西洋钟，就有“南京钟”，直到数年前的上海地摊，突然也摆出不少西洋怀表，都可以这样来仿的，黄铜表壳，白瓷表盘，罗马字都是新仿做旧，包括我熟悉的前钟表厂八级师傅，现想想靠的就是“念兹在兹”的仿。发达社会“以机械产生机械的方式”的仿效就难了，过去“上海牌”“红旗牌”轿车，师傅可以一锤一锤依样画葫芦敲出来，批量生产就困难，尤其在材料，设计，加工机床，就是工作母机，先得发明。当年国营手表厂进口瑞士专用机床，国营厂也不懂得什么开发投入，设计、材料、观念落后，等到改革开放自由市场，瑞士表可以随便买，计划经济年代凭票的国产表，谁还会要？我眼看国产手表一点点滞销，最后工厂拆光。记得厂里还想转型，开发新产品——研制很热门的国产洗衣机定时器，齿轮结构，最后做不过日本货。八级钳工，单靠双手去做定时器塑料外壳的注塑模具，它那种缝隙间距，外观配合度，没先进的加工手段，怎么比得过日本货？注塑形成的外观，就是看配合缝隙严丝合缝，日本这类模具都不是手做的，不靠抽屉里几百把锉刀弄的，人家洗衣机厂怎么会要这样的货？不会要。因此手工精神，只在瑞士高级手表，或者西装、皮鞋等等高级定制业可继续，其他就难了。 您曾经说过，那时代养成的动手习惯是自娱自乐，是“好的”？ 是好的，动脑有时太累，希望动手，这和我的农民、工人经历有关，有时特别希望有一幢房子给我修一修。你们杂志是“同济”办的，我对建筑，对盖房子有兴趣，“文革”时弄到一本1930年代中央大学建筑系的破书，很入迷，包括“造洋房”教程，后来我每天砌东北的清水砖墙，每天完成两千块砖的量，手指磨得不能捏热馒头，但有成就感，如今工人师傅做，我都要看，去外国也注意人家各种老墙，这里很有讲究，砖块排列各种长短交错，长长短短，北方墙有“大五花”“小五花”等等复杂定规，上海的西洋花样更多，邬达克设计“慕尔堂”墙壁，凹凹凸凸，应该是中国师傅按洋图纸来砌的，很神往这过程。前几年北方有朋友买了别墅，我在电话里说，想为他盘一个火炕或砌一道火墙。北方特色取暖方式，我都会做，毛石垒墙也是做熟了的，不同形状石块拼成墙面，过程就是玩“七巧板”大石头游戏，现只能想想了。去年瑟伊出版社安娜联系译书的事，她周末离开巴黎，平时下班不接电话，不看电子邮件，郊区没电话、没电视，说是修自家房子，或是坐着发呆，这是人家国度的自娱自乐方式。 劳动是放空的状态？ 首先是“会”，得先有“会劳动”的经验，一般我们当代人，还是把劳动看成“劳改”。 是否可以说，是物质资料匮乏形成了DIY精神？ 精神就不好说了，是因为匮乏，“DIY”可以加引号，跟所谓的DIY 肯定不一样。当时不少人自己动手，更多人其实是在寻寻觅觅，到处兜，热衷逛旧货店，出口转内销店，当时上海的特色瓷器店有两家，南京东路国华商店，淮海路长春食品店旁的一家，难得会碰见出口转内销的咖啡杯和餐盘，都是因为匮乏。静安寺红都电影院(百乐门)旁旧货店，外国旧表或旧地毯，处理沙发、靠枕……在其他国营店是看不到的。革命年代国际饭店隔壁的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也常有特别的物品出现，西式台布、地毯，出口转内销花纹不对的处理品，3平方米的厚地毯200元，当时工资40块钱，也算贵了。匮乏的时代“DIY”与否，人心都充满了物欲，是上海人的常情。上海人的习惯就是这样，从来不喜欢两袖清风、家徒四壁的生活，可能也与城市本身强烈的生活倾向有关，一直没被毁灭，任何年代的人，都带有本土的继承特征。 您写一个沪西师傅，当年真在垃圾箱里捡到吴湖帆的字画，是真事儿吗？ 真事，师傅立刻拿走了，他怎么会交公。 《锁琳琅》里的阿强，是《繁花》的小毛吗？ 他是前期的小毛吧，这一代的他们都做工，按笔画说，“工人”两字最简明，其实有他们的复杂性，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纱厂“压锭”，倒闭，转换好多岗位，然后做保安、做门房，泥沙俱下的时代，但不妨碍他们被同等层面的女人们重视。 将小毛或阿强从工人阶级的抽象概念里剥出来，傻大黑粗“工人”形象改为更具体的“人”的表达，是怎样生活在大自鸣钟这地方的？ 有次王家卫导演问起“上海消失的街区”，也是想了解“大自鸣钟”这类地块吧，我画了一个图加以说明。 所谓“具体的人的表达”，应该是出自这种有个性的上海区域吧，自然形成的居民聚集地，以前上海有不少这种陈旧区，包括董家渡、曹家渡、杨家渡、老北站山西路、老西门等等，是各种工人、低级职员、“社会闲散人员”杂处之地，即使“文革”最轰轰烈烈时候，这些环境仍然保存了旧时代某些气场，更少程度触及所谓的灵魂，冲击或批判度要轻浅许多。比如小说里写“大妹妹”的娘，旧中国时代一度做过纱厂“拿摩温”，后改做其他，没人知道她的“反动经历”，“文革”开始，只要听到锣鼓响，革命年月到处敲锣打鼓，她就躲到床底下，经常吓得屎尿一身，但直到运动结束，这案底都没暴露。小毛和父母都是工人，或许知道她的问题，但处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不是楼上楼下都是工人家庭的工人新村，属于含有了特殊地域市民气的工人，因此就不发一言。楼上楼下的这种大城市的、三教九流的居住环境积淀，如不拆的话，按古董来讲，是有“包浆”的，所谓“三观”的五花八门，生存气质可一直联系到民初，除非它拆光，现果然全部拆光了，这些特征也就散去了。 与之相比，就是齐美尔说的话——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关系。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就是这种“小城市”，楼上楼下是互相知根知底的各厂工人，这类居住环境，其实是预设的不自然的建筑群，整体安排，就等于森林保护者发现树木生虫，制了一批木盒子鸟窝挂到林子里，引入的鸟种也都经过选择，你希望某一种除虫鸟迁入，就做怎样的鸟窝，是不自然的生态。因此，工人新村一度就是各工厂“积极工人”入住的所在。大妹妹的娘如果住在此地，早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可否调用您的经验，谈谈你熟悉的工人类型吗？ 只能凭印象讲了，我熟悉的里弄工厂，有几个大厂来的工人师傅。一个是热血的，回忆1949年，他说“解放了我们就去游行庆祝啊”的那种，为人温和，从不谈所谓“阶级矛盾”等等名堂。另两个也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师傅，没强烈的政治观念，属于“逍遥派”那种老工人。我小说里有这些师傅的影子。80年代初一个师傅告诉我，解放前他很有钱，时髦，可以去大世界玩舞女。比如小毛的爸爸，曾是英商电车公司工人，过去到处玩，结婚了才改好了。小毛妈妈信教，对他讲：你刚生出来就是有罪的，你要好好赎罪。那时英商电车公司只招男工，售票员“揩油”票款，不给乘客票根。这就看怎么理解了，可以说他们“揩油”，是揩外国资本家的油，是革命的。他们同时又认为，这样的外国公司有保障，等于今天外资企业，家里老婆生小孩、补牙齿、生病所花的费用全报销，待遇很高，据说，老外资本家回国前还故意给他们加一回工资。解放后工资调级，学徒一月18元，八级老工人的工资高，200元，300元都有。 比如小毛妈妈，原型里有我北方务农朋友母亲的影子，原是沪西日本纱厂女工。80年代我到他家玩，她说旧社会她的收入很高，细纱车间“接纱头”必须年纪轻，眼明手快。她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到“大自鸣钟”金店买一个金戒指。她说：“小金猜猜看，我当时买了多少金戒指？”我说“猜不出来”。“有一绢头包啊。”绢头就是手帕。 在您的小说里，写解放后上海总工会向中央汇报，宏大叙事夹带很多“八卦”。正巧在看一篇《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里面提到聂云台的上海恒丰纱厂有不少湖南人，1929年同是湖南籍的刘少奇，通过这种帮口观念去接触工人。 一般都说上海是年轻小渔村，我眼里它是历史堆叠的老城，任何话题都很老旧很复杂，比如说工人，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那么简单。我写了工人拳师，他懂政治，“文革”开始吩咐徒弟不乱说乱动。拳师看得多了，回忆他师傅的工人传统，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有多少工人参加青帮，帮会最早操作各种工潮，发动罢工，那时代的工人都有帮，五花八门，各种类型同乡会。记得列宁说“工人阶级无祖国”，我的理解是，工人只凭收入、待遇、技术吃饭，尤其欧洲工人，到哪也是干，没有祖国观念。列宁是欧洲背景，中世纪欧洲民间有名的话是——“‘祖国’来了，快跑吧。”因为欧洲历史频繁地分分合合，老百姓恐惧。工人的类别，一直非常复杂，以往我们写作不提这一块，即使到了“文革”，工人之间常也互相揭发，比如某工人和过去资本家厂主“相互勾结”现象——其实不少产业工人和资方就是亲戚，不是勾结是同乡的关系，私交当然不错。意思是光依靠我们以为的阶级分析，仍然是分不明白想不清楚，高级技术工人与外国老板之间不完全是简单的剥削被剥削关系。旧时代工人工会，跟杜月笙来往、跟国民党黄色工会来往，跟资本家老板的关系，跟共产党的关系，错综复杂。上世纪国共合作，共产党被允许入国民党，然后到工人群落搞“工运”，借助帮会和同乡会头子运作呼吁，旧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拜帮会的“老头子”，在老西门关帝庙内烧香磕头，变成“杜门十二将”…… 最近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谈道：工人和无产阶级其实差别是比较大，包括不少工人的技术、想法、人脉网络都不一样。 “工人阶级”只是大归类，实际还可以分三六九等，一直到十八等，有底层的，苦的——曾经的沪剧《星星之火》对上一代人影响非常大，日本资方杀包身工的事，现在深圳富士康的跳楼自杀又怎样？群体复杂，自主能力强，有革命自觉，有惰性，盲从性，犬牙交错，非技术工人的地位一直最低，里面有多少层的分别？也更容易误导。过去码头工人没技术，因此希望由帮会控制和保护，里外有流氓。在上海，地缘派别里的广东人、宁波人技术工人多，苏北籍工人一般凭劳力吃饭，很多是农民，比如黄包车工人，1930年代的共产党都没办法发动和教育他们，他们只想来上海拉两年车，就回家种地去了，他们最苦受压迫最深，层层盘剥，挣点钱就走。但他们的成分是农民还是工人？马克思说农民阶级是不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究竟怎么弄。 我过去住的曹杨新村，邻居有不少是非技术工人，文化程度低，所谓立场就是看报看的，每天早上可以捧一本《毛选》坐在大门口看。技术工人聪明，有文化，有个人立场，少部分愿意搞运动，罢工。大部分像小毛的师傅，凭技术吃饭。另外就刚才讲的，当时上海不少的工人和农民阶级更接近，和欧洲不一样。几年前外滩美术馆“农民达芬奇”那样的，农民也像工人。 今天来看，当年最后的工人都到退休年纪，换句话说，上海承载的工人空间和特点都已经渐渐消失了？ 是第三产业发达的原因？我不知道。工人在上海的位置讲，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才正常？我记得1980年代，在沪西文化宫碰到一个日本研究生，她来上海写论文，题目是《30年代日资纱厂在沪西的分析》，沪西苏州河非常有工厂历史韵味，南岸是工厂、高级职员宿舍，北岸是以前的贫民窟、工人居住地盘。那时她常去老工人家采访，对沪西工人工厂如数家珍，她有一幅30年代日文版的《沪西苏州河流域中资日资纱厂分布图》，我很吃惊，觉得日本人的研究精神那么认真。 工人地位曾经一度提到非常高的程度，包括工会作用，因为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几个历史时代吧，民国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部分商品都由上海工人生产，凭票购买，多么高大上。其实1949年后，工厂包括工人，失去的是自由竞争背景，工厂、工人和产品进入了计划，三者在客观上都是封闭状态，等我 1970年代进厂，三者的地位已走下坡路，他们的竞争者，包括农民阶级，就是新兴的农村企业，社办厂跟你竞争，等于现在的老外滩旧金融一条街，真正的核心却移到对面陆家嘴了，两岸怎么较劲？老外滩更多是有象征性意味罢了。“工人地位”是具体说法，肯定是默默无闻了，只能代表了一种旧风景，代表旧时代的那些手表厂、纺织厂、香料厂……上海拆掉那么多的旧厂，这种旧象征就落幕了。十多年前我参观鼎鼎大名的“海鸥“照相机厂，进去一看，大厂房是空的，只存了一角，20平方米小工作室。朋友说这是一个老职工承包的，专做老牌“海鸥”镀金方镜照相机，几万平方米的厂，都做房地产了，只剩一小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