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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交流系统中，有两个普遍的规律：一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强劲地输去；二是根据本国自身意识形态之需要，有所选择地对异国文学进行文化过滤与文学选择。此乃世界文化交流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不平衡、不对等状态之原因。而且，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本来鲁迅是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影响最大的作家，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差异，尤其是前几年，在冷战思维对抗的状况下，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持敌对态度，比如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就贬抑鲁迅而褒奖张爱玲，并把张爱玲视为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第一人。 由于我正在主持研究2010年度国家社科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10BZW106)和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现代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09YJA751005)，对像孙犁这样的现当代名家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自然也就在我重点关照之列。虽然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南巴北孙”之说，虽然20世纪80年代黄子平就从文学史的角度宣布孙犁的小说是20世纪40-60年代革命文学中最具现代特征的创作；但是，人们总是偏好将孙犁的写作框定在解放区文学、抗日小说、诗意小说这样一些范畴内，而在这些文学史观念里，孙犁仿佛都不占优势，仿佛在这些方面都没法同赵树理等人相比，因此，孙犁一直处于文学史述的边缘，在国内是这样，在海外更是如此。 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是持这种观念的代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他就“褒赵贬孙”。依据他对于文学“三种习惯性标准”即“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顾彬充分肯定了赵树理写作的“现代特性”以及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重要革新”；而对于同样是超越“五四”文学传统和有转变文学写作范式——不写女性的含辛茹苦而“写出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的孙犁，由于他作品中“政治性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目了然”而被西方读者视为“只是平庸的战争制作”。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由于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如此的误读、歪曲。 其实，情况远比顾彬想象的复杂。据我所知，西方也有学者不但不认为孙犁的写作是所谓的平庸之作，反而认为“孙犁是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作家”。这里，我就要提到由巴黎的汉学家林曼叔、海枫、程海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大陆部分，1949-1965)。他们主要以《铁木前传》为例，肯定了孙犁没有像当时有的作品那样“主题先行”地、机械僵硬地图解政治政策，而是在科学观察、分析、探索的基础上，十分巧妙地写到了当年阶级分化影响所及、所甚、所巨，乃至影响到了朋友之间的和睦关系；他们完全赞同茅盾当年对孙犁写作风格的形象概括“用谈笑从容来描摹风云变幻”；肯定了孙犁写作的路子：“他不希望缔造离奇曲折的情节和过分热情的笔调刺激读者的感情”， “尽量接近生活原来的样子”。这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质言之，他们不但看重孙犁写作的“政治正确”，更看好孙犁写作的“艺术正确”。 而且，这些海外学者都没有对孙犁创作进行整体性研读，而仅仅把阅读视点放在孙犁解放前的写作，这也是他们不能对孙犁进行全面评价的原因之一。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纵观孙犁一生的创作，有“常”有“变”。所谓“常”，也就是郜元宝所总结的、贯穿孙犁一生的、那种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柔顺之美”，而不是大悲大喜。所谓“变”，就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可以依据孙犁写作从小说到散文、从审美到审丑、从美之极致到恶之极致的变化，分辨出人们常说的“老孙犁”和“新孙犁”。海外学者很少有这种全局观，因此，他们对解放后孙犁的创作知之甚少，也就是说，他们只知道有个“老孙犁”，而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孙犁”。这是他们该“补课”的地方。孙犁生前对“孙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过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人们应该拓宽孙犁研究视野和方法，不要一谈孙犁，就是《荷花淀》，就是“新牧歌”，就是农村新女性，就是诗意小说，而应该去看看他解放后的创作，尤其是“文革”后的那些写作，研究一下别人谈得少的东西，少炒剩饭，少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看来，这些话不仅对大陆学者有用，对海外孙犁研究同样有效。 有趣的是，以写抗日小说名世的孙犁，对其小说进行全方位的、动态关照和研究的，恰恰是日本汉学家。2007年，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渡边晴夫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比较》。该文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赵树理独自一人获得了很高评价，而与之相对，孙犁只不过被作为其他解放区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这种评价与当时的文艺路线、思潮有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孙犁创作的发展以及对其研究的进展有所涉及，记述也稍稍详细，但与赵树理相比，最初的姿态还没有改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孙犁和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质的方面”。渡边教授谈的是，中国大陆学者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情况。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与20世纪90年代这一前一后的两个时期，大陆学者对于孙犁写作评价来了一个大“逆转”。为什么会有这样前后很不一样的评判呢？我想，这主要与这两个时期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环境以及学人们文艺观念的调整有关，往大的方面说，从20世纪40-90年代大陆的文化思潮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前一味强调文化激进主义发展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因此，人们对被贾平凹誉为“大儒”的孙犁越来越看重，也就是说，孙犁的写作就总体而言体现了文化守成主义的流向。在前期，孙犁几乎不写高大全的抗日民族英雄，而写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女性，写她们在男人们的影响下，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投入这场伟大的战役，虽然她们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轰轰烈烈的英雄伟绩，但是她们也是全民抗日的典范，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点点滴滴的贡献；与此同时，孙犁也几乎不写正面战场，很少描写那些血腥的、惨烈的场面。顾彬说：“这场战争和后来的革命一样成为一次净化行动，为了‘美的生活’的前景，一个女子和妇女所共有的崇高民族魂，驱散了战争的恐惧”。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不喜欢汉语写作里这类“成长型小说”，仿佛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成长，完全是外在作用力所致，而不是她们主体性的自身修复与发展，因此，这类写作因缺少灵魂驳难的东西而显得比较苍白；而且，按照美国汉学家刘禾教授在其《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里所阐述的观点，这类小说里也存在着“五四”小说里明显的“性别压迫”，作家利用了他们的主人公，尤其是那些女主人公，把她们当成表达中国现代性的载体，比如，在《荷花淀》里，一开始孙犁写男人们好像有些“怕老婆”，但是，在民族解放大业面前，这些“小男人们”仿佛一下子就变成了铮铮铁骨的硬汉，说他们自己的女人是“一群落后分子”，尤其是，当水生告别水生嫂时，他嘱咐道：“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等等，仿佛男性就天生垄断了现代性似的！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在这些方面一直在做回应性文章，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正视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里曾经有过的这样或那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把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既当做我们的书本，也当做我们的镜子。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