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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本名谢才俊，1958年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读书人。著有《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I)、《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书。译作则以推理小说为主。 朱天心，山东临朐人，1958年生于高雄风山。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著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我记得缮》、《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学飞的盟盟》、《古都》、《漫游者》、《二十二岁之前》《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 “台湾很小，想要过得自在的话，就要保护自己的生活，所以演讲、座谈之类我们一般都不出席。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最终还是得自己面对纸、笔。”在以“我们生活的台湾”为题的台湾作家夫妇唐诺、朱天心京沪巡回活动第一场交流会上，作家朱天心开篇短短几句就把他们的写作状态呈现了出来，而此次到北京、上海，与大陆读者面对面，却对他们是“非常大的鼓舞”。丈夫唐诺说，这些年台湾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大陆读者的回应，让我们感觉自己的书写还是有意义的。一些眼神，一些语言，一些表情，让我们觉得原来还有人在等待，还有人希望看到，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 面对喜爱他们的读者，他们谈人生、谈感情、谈文学、谈写作、谈孩子教育，无一不让人感到其内心的真诚，而写作真的成了一件特别纯粹的事情，就像生活，原来也可以那么简单…… 关于《学飞的盟盟》 朱天心:对我来说，我希望给孩子很大的自由空间，希望我的孩子是不守规矩的，她的野性和天性是我最希望保持的。趁着她天真未泯部分还在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记录者，像田野调查一样，用这样的心情和角度记录下来，也尽可能把做母亲的私心和感情抽离，呈现出这样一本书。 在台湾，整个工业社会下养育孩子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很多人会不生小孩或者少生，并把所有资源都投在他(她)身上，在我看来这样的教育是非常背离他们的初衷的。我也会跟一些差不多年龄的家庭交流，目睹一个个有趣的小孩最后变成一个样子。当然，别的父母也会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拿孩子的成长去赌？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可是我的心情是，你怎么知道老天爷给自己的是一颗什么种子呢？在她还来不及成长的时候，你就把她剪成跟别人一模一样的树，万一她是兰花呢？或者是一棵小草？其实我做得并不太多，就是忍住不去伸手，不去随意干预、插手她的成长。 对于孩子的成长，你要承担很多让她野生野长的后果。这些都要一再调试。不能说当她的表现很如人意，比如说考试很顺利的时候，就说这是自由开放的结果；当她的选择，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成功的时候，你再来想如何管教。我觉得不能这样，不能只选一套流程走到底。其实，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教人怎么教小孩。我不觉得我们比别的父母更认真，花了更多的精力。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并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和自信告诉你该怎么教育小孩。 唐诺:我无意鼓励任何人，也不认为盟盟是个成功的样本。她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在教育这件事上，我会犹豫一点，但在生命其他各方面来说，我很早就相信没有所谓的“零风险”，风险和自由是相互捆绑的，当我们把风险都去除的时候，虽然会让危险消失，但大概也就没了任何成功的可能。自由最大的核心之一就是，你相信然后承受风险，因为它不保证你会成功。生命就是这样。在台湾，一本书的基本销量就是2000册左右，当一个作家用三五年的时间写一本书，事实上成本非常大。在一个相对比较难写的环境里，某些受挫的经验可能更有意思，尤其台湾的城市化的过程比大陆早，故事的消失和经验的破碎比大陆早，书写者的风险相对大，被逼着寻找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况大陆作家之前不太碰到，现在，故事的消失、文化的断裂感也在大陆作家的写作中出现了。 关于生活方式 朱天心:离开学校到现在，我没有过一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曾经有几年我们自己做出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各种工作都没有兴趣，只有面对纸笔的时候，才能全神贯注，整个人都会被动员起来。有时在一些场合碰到朋友，对方羡慕我不用朝九晚五，我却羡慕对方每个月都有薪水可以拿。写作并不像其他事，有时把自己与所有外界、社交场合孤立开来，纯粹写作时，三五年都不一定写得出比较好的东西。我的生活状态就是拿钱来换自由。 前不久一个大陆的媒体打电话访问，他就问我:“知道您在做动物保护，你们家有多少猫狗？”我说现在狗少了，就5只，可是猫有18只。他说:“哇，那么你们一定是住豪宅才可能养这么多。”我觉得生活是自己选择的，很不习惯去跟别人讲说:“你说我过得很富裕，其实我正好相反。”因为这是自己价值选择的结果，你并不是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办法，或是没有其它选择机会的。 唐诺:我习惯于365天泡咖啡馆，把它作为工作的场所。在生活观念和价值观上，很多人会过度忧虑和不放心，随着年纪变大，却渐渐觉得很多顾虑都是不必要的。在台湾大家活得一身伤痕，很少人真正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有时候你必须去诚实面对他。但我也不否认，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可能性存在。 关于感情 读者:相遇时觉得对方最吸引自己的是什么？现在还在吗？ 朱天心:谢谢你帮我问这个问题，我也正好想问他，每次问他，他都不说。 前不久出版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认为写的是我们的处境，写的时候我没想得很清楚。写完之后被朋友反复问，我就反复想怎么把它简化地说清楚。其实可以说是在写一个“虽然爱还在，可是不喜欢了”的故事。与你一起生活很多年的这个人，你突然觉得很陌生，不再是你熟悉的样子。我甚至觉得，包括对上一代，这个喜欢也有理智的部分在。爱一个人，其实有很大的激情成分。即使对他无了解，也可以爱，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爱还在，但是不再喜欢这个人。我和唐诺的相处也许正好是倒过来吧，我不知道这个爱还在不在，可是我还很喜欢他。台湾变化如此剧烈，你会看到差不多年纪的人，在一些事情的考验下，一个一个倒下，或者一个一个退却，去过很舒服的生活。而我喜欢的这个人，却一直都在路上。我想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跟《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相反的状态。 我现在很想听唐先生怎么说。 唐诺:当我们结婚多年后，我开玩笑地讲过:“我好像只做过两件事情:一，我好像写过一首很烂的连续剧的歌词。二，我娶了朱天心。”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把自我看成是一个需要过度保护又过度脆弱的东西，好像多看一本书，就会接受里面的理想，对某部作品喜欢多一点，就会受到作家的影响。可是当这一切联系都断绝，你还是受影响啊，只不过是社会不知不觉渗透给你一些东西。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吗？我们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我们。事实上我们不止要跟不同年龄、性别、国籍、想法的人建立联系，甚至一块石头、一根电线杆、一个城市都会进驻到我们的生命中。 我跟天心有一点还好，就是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每天还可以有说不完的话，很不容易。一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做得还可以，一部分可能是运气。因为人生有很多的不确定。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不知道。大家可能转到左边、可能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这件事可能就改变了。就像卡尔维诺说的: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也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完全爱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这么多年，我们对待彼此都非常认真。因为你好像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做。这是这么多年来，这也是一个动力。我觉得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做得还不错，这是真的。 关于“信” 唐诺:我记得一段话:人要变形到什么程度，你才相信那是你自己。一张可亲的脸，要歪斜到什么地步，你才相信她是可亲的。现代社会要推倒一个价值很容易，而要建立一个价值非常困难。多年前在台湾黄锦树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天心跟张大春的作品，他说大春那几年的作品就是我不信，我看不到。天心是倒过来，我相信、我记得、我看到。在同样的社会，大家看到一些东西在瓦解，你是背叛它，还是捡拾它？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通常我们认为把虚伪的东西全部推倒时，最后会留下真正的好东西。可是不是如此，通常推倒之后，剩下的往往是虚无。 年轻的时候容易相信，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集体的理解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很容易相信。现在相信一个东西变得非常不容易。我把现在的世界形容为一个“碎片样”的世界，很多东西不是来得快，而是去得太快。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喜欢讲一些比较悲哀的话。你会不断感觉到你所尊敬的、喜欢的曾经的好朋友，一个一个变得你不认识，过着他们自己过去完全不相信的生活。但是你不相信他吗？我想不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把它捡拾起来，保存并拥有吧。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大家，我说的“相信不容易”也体现在这里， 我们不是说要有哪些价值、哪些信念，而是说你怎么相信它，用什么方式相信它，到怎样的地步你仍然相信它是成立的，而且对你是有意义的。 关于阅读 唐诺:看到很多人谈到对文字的怀疑。文字是我喜欢的东西。最近读到福楼拜说:文字语言就像一只有了裂痕的水壶，我们敲敲打打，希望音响铿锵，感动星宿，实际只有狗熊闻声起舞而已。 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永远要比作为一个书写者幸福。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说，好好留在读者的一边，不要越过界。也有人说，我们只能够写我们能写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读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写得出来。 我喜欢的东西，自己从来没有写出来过。我最喜欢写小说，但是我一辈子没有写小说的天分。 关于写作计划 朱天心:以前回答是没计划，其实很怕计划，一想到有什么计划，好像就要进入那种很静的工作状态，就觉得很无趣。 如果说计划，我想写写台湾这些年各种各样人物的变化，政治的，社会的等。如果不写这个，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交上人生的那张考卷，我已经尝试了有10年，也尝试过不同的体例，可是迄今没有完成。我很羡慕其他的同行，他们不管是大题材，小题材都可以写得很开心，写书好像是给自己放假，或者感觉只是下课时间偷吃零食觉得休闲，并不是真正在教室上课。 下一本书关于“我的街猫朋友”，写的是台湾整个岛的流浪街猫的一个现况。我和一些人现在在做一个社会实践，照顾街头的流浪猫，并试图说服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这是我最在意的一本书，大陆很多城市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和分享。 有时候我们可以走得很孤傲，很纯粹，不去想市场，不去想形式，不去想任何评论的人。如果这样，一开始你就得把对文学的期待降到最低。因为有时候一本书写了七八年，可能最后也就得到。坚持写作，你可能得放弃一些欲望或者享受。做不到这一点，就早早去做别的行业吧，因为有很多行业可以让你生活得随心所欲。 原载：《文学报》2010年4月22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