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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现实关系之论述 曾几何时，军旅小说与“军营现实题材小说”之间，其实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其他的小说传统。一般来说，中国作家擅长写实，喜欢记录，多半情况下，仅只是仰仗生活本身的丰厚赐予，他们就可以展开自己的工作了，而且往往卓有成效——在接受方面没有任何异议。若说中国文学有一种天然的“现实主义”特征(《西游记》这样的小说算是罕见的例外)，大概不会有错。军队作家们的写作当然也是如此。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天然的、也就是不自觉的“现实主义”倾向，既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严格规范的结果，也非作家们的理性追求或明确审美立场，而是和中国的文化思维有关，和中国式的观照世界的生命态度有关。简单地说，我们“载道”、“致用”的精神制度本身，就在规定着文学的世俗化性质，同时也制约了想象、虚构和寓言层面的“离经叛道”，即使是古今那些被称为浪漫主义者的诗人，亦概莫能外。 这里所谓的世俗化，并不包含什么贬义，而是一种描述性的语态，旨在说明文学创作一类本属精神活动的参与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种对峙力量、一个客体世界的存在，也就是在没有完善其主观性的情况下，处理着自由与必然关系时的盲目状况：诗文、小说，一切内省意识、内在情感的表达，均不幸被理解为伺服于现世目的、眼前利益的工具，文学写作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写作者个人欲望、情志的曲折流露或外化。此即中国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恼人的开端：既要确立高度的自信(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个体生命的平等自由)，建构主体性，又需要某种以怀疑和反思为特征的省察机制，及至脆弱的民族性常常经受不了一种否定精神的砥砺而陷入焦虑。 在我国，关于文学对社会生活现实的表现问题，似乎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才是个热闹的话题。那时，从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人们醉心于文学如何承载社会内容、艺术是否可以“干预”生活等议题，讨论不休。后来，这个问题不再引起注意了，一方面和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学自甘退出“历史”(中国也曾经有过模仿来的“历史终结”的论调)的状况有关。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比如，当年《高山下的花环》家喻户晓，就是由于文学中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读者的思想共鸣，触动了当时人们的敏感神经。今天，类似的社会问题可以不必再曲折地诉诸于小说，而是可以在大众媒体上专门讨论，因为社会已经更加宽容，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然而，这并非文学逃避表现现实生活的理由。因为如果不正视一个时代的现实，是不可能真正产生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学总是需要通过对现实的充分表现，通过对真实的生存世界里意义和价值的辨认来确立自身的意义。 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可以不是“承载”、“揭露”、“批判”或“歌颂”等简陋的方式，但文学无法离开现实。文学也可以不必借社会现实问题来突显自己的重要，但对发育和催生了人性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是文学表现“人”的必需土壤，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 “文学与现实关系”之现实 今天的军旅文学写作，与当下军营现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论很简单：存在着某种严重的疏离。从创作主体也就是作家方面来看，甚至存在着有意无意的回避。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奇怪：世俗化特征鲜明的文学写作，却要与现实保持距离，长于摹写生活、照搬“现实”的军队作家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简单地梳理一下，我们会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生活”、“干预生活”，到90年代的军营“新写实”，军旅文学基本上都是应和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在同步前行。对这个时期文学价值的判断，重要的参照系仍然来自现实社会生活本身，如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困惑的深刻与否，或者是拆解文学自身的假、大、空和伪崇高等概念化现象。尽管这一时期作品同样是着眼于“用”的，这个阶段的作家们仍然在遵循的，也是所谓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但大部分作品尚可被视为某种与特定社会历史内容相关的文本。 如果说，“表现生活”、“干预生活”的写作，因多少带有主题先行的遗风，致使艺术创造的主体精神多有贬损，而稍后的“军营新写实”的写作又太过于照相式的逼近，造成了就事论事和机械反映的话，新世纪的军旅文学理应在此基础上收获教训，有所超越。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市场”这个新的现实很快引起了作家们的浓厚兴趣——不是基于市场观念在本质上对人、对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积极或异化作用感兴趣，而是对如何才能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感兴趣。许多人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畅销书商、影视剧生产商的雇佣劳动者。这意味着，原本具有思想主动性的精神活动(写作)，进一步世俗化，降格为一种向订制人提供商品的 “量体裁衣”行为了。就市场条件下的劳动交换而言，这也许无可指责。然而，若从精神事务的层面看，就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价值的否弃。此种变化所引发的悖谬和矛盾，看上去格外地难以调和：作家们服从或者迎合读者、观众的趣味，而自然人性所要求的诸如猎奇心理、对刺激的满足，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化享受(消费)，最终塑造出的大众“美学”需求，往往平庸而低俗，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非理性的和反智的。如此的话，一个时代的文化图像就有可能是畸变的、怪诞的，还可能是下流粗鄙的，最终，这种文化当然会反作用于道德、法律和政治等上层建筑领域。那么，一个不断要求进步和发展的健全的社会，一种欲求启蒙、解放和化育每一个体的社会理想，将如何来应对可能是源于自身的这种精神灾害？ 如此的话，今天的中国文学，包括军旅文学的大部分现实，就必得透过其“再世俗化”的命运而获得了解，然后寻求超越之路。今天所谓的“再世俗化”，实际上首先体现在创作者那里，而不是在作品中——作品永远是第二位的。因为作家们对时代、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处在停滞状态，没有思考的勇气，没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也没有对现实世界里群体的生活观念、价值体系的质疑和诘问，更没有慎终追远的哲学意识，作品中思想和艺术力量的匮乏自不待言。今天作家们所膺服的，是由市场决定的艺术生产和接受机制，而非对现实社会理想情怀的表达，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文学与现实建立深刻关系的可能。不仅作品本身回避社会现实，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疏离，还表现在写作者们对“社会历史内容”缺乏真诚的搬用：往往并不深究矛盾、苦难、悲剧等世相背后的心灵诉求和精神的寄寓，而是将其转换为可任由妙手剪裁捏造的“素材”便利地加以使用。就算是冠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大部分写作，也多半是在历史叙事(颂赞)之名下行商业运作之实，或者是在“去意识形态化”、“价值中立”之类遁词下完成着娱乐化、商业化使命，逃避着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认知。 可能性和一些重要的迹象 一个健全和谐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当然是一种能够对时代的社会生活做出美学反应的关系。这种美学反应，包括了对当下现实中的生存逻辑、社会伦理，乃至道德与法律的质疑、反思、检讨和批判立场，包括了对和谐人性、生命价值、荣辱观念的吁求等等。就正在努力迈向现代化之路的中国而言，可能还包括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构建，等等。这并不是讲又要回到经世致用，回到世俗化、工具化的老路，而是说，文学只有在这样的深切介入中，方可探察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并准确标示在豪迈悲壮的历史进程中，众生的自我救赎和灵魂净化之路，从而彰显出超越现实洪流的价值标高。如果这些最重要的价值标高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立场中是缺失的，那么该时代有没有文学实际上都是可以的。中国文学如此，中国军旅文学亦如此。 当这些原则清楚了以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近来在新人新作中出现的重要迹象。我认为这些迹象预示着可贵的变化，是我们时代文学，包括军旅文学，走出既实用主义地寄身现实却又谨慎地回避现实表达这一怪圈的希望所在。我乐观地看到这些诚挚率真但并不尖酸刻薄或阴郁绝望的写作者们的前景。 王凯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上的中篇小说《终将远去》，对一个小小连队里发生的许多复杂矛盾并不避讳——放大来看，就可视作某种瘟疫般无处不在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的时代症候。但作者坚持将矛盾置于人物的内心，也就是连长、指导员这样的当事者的自我立场当中。如此，作品呈现的就更多是他们伦理、道德选择的内在困境，而不是把所谓的负面现象、消极内容留给读者。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个体如何处理自己的内心矛盾，他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偏向何方？这才是小说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文学走向对人的表达的必由之路。这样表达的结果，读者感受到的就不是什么丑陋肮脏的社会现实，而是人心向善的驱力，是人的自我净化的“挣扎”，是生命境界提升的崇高需求，读者同时也会跟随进入追问、检点、判断的“程序”。所以，《终将远去》读完，你可能觉得让人遗憾，让人惆怅，让人惋叹，但不会令人义愤填膺、愤世嫉俗，小说之美就此彰显出来。 军旅女作家王凤英曾作中篇小说《黛色参天》，发表于《橄榄绿》杂志。此作固执于青年军人身上的正直、正气，固执于人格力量与军人价值之间的密切关系，笔锋犀利，爱憎分明。这样的作品着眼的，正是我们当下所谓“正常”的社会关系结构，作品在看似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中分解出愚蠢和败坏的因子，从头至尾流露出对卑琐人物和贪婪之辈的厌恶，但又不见任何的说教。 朱旻鸢的《坝上行》是另一种路数：谐谑与戏仿，轻松与幽默，甚至小小不然的滑稽变形，使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这是那种刻板地模仿军营每日生活制度的小说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朱旻鸢的小说也带来一种价值观，那就是“80后”、“90后”一代青年军人之间互相“平视”的眼光，他们服从军规，遵守纪律，但对上级或“老兵”却未必奴颜婢膝，这种健康人格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和土壤的。 王凯、王凤英和朱旻鸢的这些小说，都恰如其分地找到了抵达今天军营现实的途径，最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军营里的主体——青年官兵的精神旨趣、人格类型和价值选择，这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也说明，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怎样的社会现实、军营现实，都是可以尝试以文学去表达的，区别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认知方式和审美判断，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越是文学的方式，就越有可能表现得充沛、自然、优美。 重建文学与现实关系之必要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必须重建，这是文学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 如前所述，不回避现实，不等于简单地摹写现实，而是对现实做出美学的反应，什么是今天的现实？什么是对今天的现实而言的“美学反应”？随着经济上升而不断出现的社会分化，随着物欲扩张而渐次高涨的个人主义，还有，今天人们在追求富裕生活的劳顿交困中，需要何种信念、信仰的支撑，现代中国人、中国军人的健康人格如何建构，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现实层面的社会政治改造努力外，也有待精神文化力量的滋润与护持，有待文学的积极而恰切的参与。有尊严的写作，一定是那种能够在共同的历史中，体察社会发展的精神品质与代价，关注现实中人们的经济动机和劳动价值，抚慰并促进人性和谐，满足人们高贵精神需要的诗性冲动的结果。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