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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民间”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礼遇。在传统社会里远离庙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民被政治和学术精英们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现代理念，长期为历史所尘封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妇成为学者倾诉自己情怀的对象；历来为传统的士大夫们所鄙弃的民间知识，现代时期的学者却为之迷醉，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与穷乡僻壤，为梳理民间的历史穷经皓首，连篇累牍地描述民间生活，将民间的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的现代学科体系，宣讲于现代高等学府的讲堂，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的引进，无疑地，更加证明了学者研究民间知识的合法性。与传统时期的士大夫认为民间知识“鄙陋”、“不登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他们却认为民间的知识“刚健”、“清新”；历代统治者将民间视为一种与自身统治相对立的颠覆性力量，而在现代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却对民间力量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动员，建立了一个以传统的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翻开了“五四”以来的文献，传统时期为厚重的历史所湮没的弱小者、边缘者的声音，被社会的精英们挖掘出来、加以放大，一度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长期以来为国家正统权威所恐惧和压制的民间力量被塑造成为建构新型民族—国家的主体力量。在他们看来，相对于精英分子的矫情、虚饰与压抑，民间似乎更为放达、率真与不受约束，更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然而，政治与学术精英对民间又具有极其深刻的矛盾态度。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在其开始的时候，是在“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学术运动，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话语而出现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派生范畴。同时，各种民间符号———如节日、社会风俗等———被政治和学术精英用以建构民族的共同体。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等两种不同话语的支配。现代性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和解放、历史和精神之辩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性等元叙事。……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够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1]。而且，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西方引进的民俗学与人类学理论，由于其浓厚的进化论和殖民主义色彩，其关于历史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世俗社会文化演进的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这是19世纪的人类学与民俗学发展的依据，它事实上是被空间化了的时间观，其所表述的，实为那些距离文明中心最遥远的社会，如何能被认为是属于比较原始或比较早期的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的阶段[2]。这种理论自身对民间怀抱着一种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原始/进化、乡民/工人、乡村/都市、前文字/文字等二元对立的分析策略，以此来衡定社会文化。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论背景，不可避免地将民间文化的研究赋予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浪漫情调。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早期，现代的民族主义已经确立，民族已经作为历史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个人都已经为民族—国家所塑造。民族主义的历史基本上采取线性叙事模式，通过在自身范围内对这些声音的盗用和否定，生产了所有的知识。这一线性叙事模式将边缘的、少数的、他者的声音包括进普遍历史的时间，以及置于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假如说这种总体的线性历史叙事是一个存在的模式，那么，正是这种叙事模式使现代性成为可能的条件，民族-国家在其中作为动力。因此，在学术与政治精英的眼里，民间固有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同时又与现代性叙事相抵牾，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具有其自身不可避免、难以超越的落后、低劣与愚昧。政治精英在将政治理念民间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将民众从愚昧、迷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一次次进行移风易俗运动，试图改造民众的思维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其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轨道；学术精英则在吸取民间文化滋养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对民众的愚昧、落后等劣根性进行批判。然则，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对传统史学方法提出了挑战，挖掘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间的、边缘的、少数者的声音，关注民间的、边缘的、少数者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为腐朽、没落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新鲜、具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参照系，再现了文化之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一面，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从其开始就具有的文化批评与人文关怀传统。 那么，在政治与学术精英的现代性诉求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民间的历史创造与记忆又是作为一种怎样的图景存在？我们应该根据现代性的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全民过程。其实，对于民众而言，记忆所保存的与它所遗忘的一样多，记忆的制约作用和改进作用同样巨大。民间在认同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总体诉求的同时，同样也具有分叉和消解的作用。民间以及地方性的历史叙事与记忆主要体现在口头叙事、地方性仪式以及民间的各种地方性文献之中。在民族—国家处于政治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民间以及地方性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受到了制约和压抑，民间的记忆与历史基本上处于尘封的状态，无论是地方性的社会组织还是地方性的叙事声音都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设秩序，整个国家处于高度一统之中。当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各种地方性社会组织和地方性叙事声音则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由于各种地方性的利益与需求，民族—国家以及现代性的诉求在民间化的过程中，民间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予以解构，根据地方性的需求加以重组。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民间仪式表演之间的相互利用。许多地方的民间仪式表演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共谋。民间的诸多庙会与节庆已经基本上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幌子下年复一年堂而皇之地叙述着民间的历史记忆与创造。而此时的民间仪式远非昔日的面貌，在政府行为与地方精英的默契配合下，民间与政府之间相互利用，政府利用的是民间的文化资源以达到政府的经济目的，所谓“招商引资”，而民间则运用政府的行为达到民族—国家对地方文化的认同，至少是默认。无论民间采取何种方式，许多民间仪式仍然以传统仪式为表演中心，很难使人们不怀疑庙会具有“封建迷信”的种种因素。但是，民间运用多种方式使庙会为地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增加科技与现代文化的宣传内容，将接受的捐款转献给地方学校，邀请各路学者论证庙会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以此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试图不断地控制民间意识形态，试图以一种主流的方式内化为民众的思维，以达到支配民众行为方式的目的。但是，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民间的自我认同与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转型，表现为一种地方化与整体化(或者全球化)的辩证关系。换言之，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民族—国家将传统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地方性力量的增长需要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之间寻找相应的生存空间，因此，地方性力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叙述策略，以适应民族—国家的生存环境。 在地方性(民间)力量在认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的过程中，民间既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以地方性(民间)的视野叙述着历史事件。因此，在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的范围内，民间作为他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总体性的叙事，而是不断地以抵抗的、否定的姿态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在民间口头与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的相互作用中，在文化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后的决定因素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聚集起来的趣味和判断。这些以一个民族对当代历史的创造性记忆里表达出来的各种叙事，总是无数的关注文化变迁的学者与不善言辞的民众合作的产物，总是学者们关于民间的知识与民众结合的成果。当下流传的各种民谣与民间故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背后支配的是民间意识形态。在关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民间的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受到民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的支配，对主流意识形态或认同、或消解。民间的各种叙事实际上表达了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形成之间形成共谋的线性历史的颠覆。在这一共谋所达成的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当我们关注民间叙事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封闭性的历史叙事策略被打破，民间的声音被挖掘出来，让人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后，听到了各种被压制的声音。其实，历史的真实并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表述所遮蔽，历史并没有像杜赞奇(PrasenjitDuara)所说的出现了分叉[3]，分叉的只是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叙事，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叙事的企图在民间被消解了。 历史叙述主体生存的不同背景，他们所表述的对历史的理解也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处于文化上层的各种历史叙述主体的声音，而那些更多的沉积在历史底层、一向视为沉默的人们的声音却从来没有被重视。 关注民间的或地方性记忆与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是希望在主流的声音之外能够听到民间的、地方性、边缘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表述方式，有些表述可能只是以一种主流的姿态出现，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解释，另外一些则可能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而存在。从事文化批评，则需要学者尽可能地揭示多元性的存在，通过将某一特定文化对象(比如地方性文化或者民间文化)与其他的文化现象(如主流文化)的并置，就两者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性研究来隐含作者的文化批评态度，在当下的文化批评中就有可能达成一种文化自觉精神。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1999，《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16页。 [2]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第138页。 [3]Prasenjyt Duara，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N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作者通讯地址：暨南大学中文系 邮编：510632)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0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