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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会更加频繁，各民族文化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对此，诗歌将如何迎接挑战呢？ 第一，困境与机遇并存。 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正处于由社会经济变革的转型期。人们的物质观念、精神观念、文化消费观念都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已不满足于对其审美、认知、教育的功能，而对消遣娱乐功能的需求则与日俱增。电影、电视等音像、影像作品的进一步普及，缩小了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销售渠道和生存空间，加之，有些出版商、书商和一些报刊片面追求金钱，以致一些低级的、庸俗的、甚至黄色的作品大量泛滥，进而更加缩小了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处于文学金字塔尖的诗歌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困境与挑战。对此，一部分人持悲观的论调，他们比较多地看见市场经济对诗坛的负面影响，说昔日光彩照人的诗神如今已黯然失色，正被世俗的财神所排挤，所亵渎，不久的将来有被财神所玷污、所扼杀的危险；另一部分人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作自由的宽松景象，民间诗社林立，诗刊诗报遍布全国，各种诗会此伏彼起，许多人纷纷自费出版诗集的情景，对新诗的发展前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比较多地看见市场经济对诗坛的正面影响，说：“中国新诗正喧腾于一片辉煌的空间”，“世纪之交新诗非但不会死亡，反而会为伟大的作品诞生提供了契机”。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商品大潮席卷全国，诗歌从原来的中心地带，进入了现在的边缘地带， (其实整个文学都进入了边缘地带，何况诗歌呢？)现在喜爱诗歌的人相对地少了，除了因出版商只讲经济效益，造成低俗的作品大量泛滥，堵塞了诗歌的消费渠道和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诗歌是高雅艺术，不像小说那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不像武侠影视片那样惊险富有刺激性，诗歌是精神产品中的“酒”，得慢慢品味，慢慢领悟。 那么，诗歌是否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衰落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诗歌的创作和阅读仍呈现出一种较为繁盛的景象。如美国的大学和城市里面，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在英国伦敦的地铁站里有许多著名的短诗，很受人们欢迎，后来印成诗集，名为《伦敦地铁诗抄》而成了畅销书；在法国，药店里也卖诗，说诗可以治忧郁症，治失恋症等等。俄罗斯尽管目前经济不太景气，但因它过去曾有过辉煌，该民族的文化素质一直较高，他们对高雅的音乐和诗歌的热情一直长盛不衰。再如，台湾地区的诗社诗刊之多也是令人惊奇的，并且经常举行诗展， 1998年7月由大海洋诗刊社在高雄市主办的为时一周的海洋诗画展，高雄市市长与各界要员主持剪彩，观众如云。可见，诗歌虽然相对地进入了边缘，但绝对不会消亡。因此，我认为，当前诗坛的确缺乏震撼人心，动人心魄的大作、力作、精品；呈现一种无主调、无主将、无主潮的状态，其现状是：多元格局、无序竞争、沉寂与热闹同在，困境与机遇并存。因此，诗人无须悲观，诗坛不会寂寞。 第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 前一个时期，有些诗歌理论强调淡化时代、淡化生活，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一些过分超脱现实、远离时代、逃避生活的诗作，表现了太多的对现实世界陌生的心理。一些图解概念、莫名孤独、无病呻吟、玩弄形式的“作品”和一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无逻辑、无语法、无思想的“咒语诗”、“谜语诗”相对的多了。比如有一首诗，一共10行，每行写10个“氢弹”，不知诗人用这百枚氢弹象征什么？还有一首诗《荒山之上》，写诗人到一座光秃秃的荒山，无树无人，诗人觉得“兴致全无”、“垂头丧气”，正要“下山”时，突然眼睛一亮，在“背阳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只被丢弃的避孕套”，于是诗人顿觉“心中”充满了“狂喜”，推想着某年某月某日曾有一双野合男女在这儿“造爱”，立即感到“世界有了点意思”，于是“在太阳下山之前”一直在这儿“干着考古学家的行当”。还有《第一次爬香山》：“香山不香也不臭/尽是老林钻不透/林子里学老猫叫/吓得女生只撒尿”；还有《开档裤》：“小孩如何开档裤/为让大人打屁股/女孩不光胆子小/蹲下还有一个少”。应该说这些诗是低俗的，没有什么意思。相反，直面现实，紧扣时代，关注人民疾苦、祖国命运的作品，像李瑛写贫困山区极端贫困的《我的另一个祖国》这类作品却相对地少了，而涵盖面大、振动率强的作品更是少见。目前，诗歌园地既开放着鲜花，也滋蔓着杂草，诗歌在新的世纪正面临着新的选择和挑战。 诗人艾青曾说：“只有诗歌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开展街头诗运动》)我认为在更新诗歌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诗人要面向大众，关心大众，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兴衰荣辱。诗，必须贴近人民。中外古今诗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光耀日月的伟大诗人，总是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诗人。诗人们绝不能只是在一斗书室或烟雾腾腾的沙龙或豪华的卡拉OK的娱乐厅中寻求意境，不能只是沉溺于描写“个人隐私”，而应该深入到民众中去，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而不是深而不入或入而不深的蜻蜓点水或走马观花。诗人作为“精神的劳役者”，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人民的生活，“以人民的希翼为自己的重负，向理想的彼岸远行”(艾青：《诗论》)。诗人要到人民大众中去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而绝不能仅仅只在某几个或中或西或新或古的理论家那里去领悟，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主流，才可能使我们从事的创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南京《扬子江》诗刊的针砭时弊、反腐倡廉的“盛世民谣”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就是这个道理。我很赞赏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说法：“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新诗要走出困境，再造辉煌的关键在于提高新诗自身的质量，而提高新诗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诗人的品位和学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历史如何发展，“真诗”是永恒的，是不朽的。而要写出“真诗”的关键在于诗人胸怀的宽广与学识的渊博，要领悟人生的大境界。 第三，开放与吸纳的品格。 中国新诗是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时代潮流中产生的，开放性与吸纳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品格。我国现代新诗的开拓者、奠基者、著名诗人大都博学中西，精通古今。他们或留学西欧、北美、或取法日本、苏俄。他们都极善于用当时最先进，最前沿的文化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丰富自己。因而他们的作品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同步，与他们所置身的世界潮流合辙。闻一多之所以满腔热情地赞美郭沫若的《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是因为《女神》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是因为它“最为明显”地“映射”出了20世纪“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向往“自由”、“革命”与“世界之大同”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则是20世纪“近代文明”的标志；《女神》之所以被誉为“开启一代诗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还因为郭沫若以吸纳新潮的勇气，把外域的歌德、拜伦、雪莱、海涅、惠特曼、泰戈尔的神韵同本土的屈原、李白的诗魂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伟大诗篇。诗人绿原曾说， 19世纪4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一个成熟期，“诗人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新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高峰，其深度与广度是20年代所无法企及的高峰……”(《〈白色花〉序》)。艾青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始终关注现实，贴近人民之外，与他“转益多师”、博采众家是分不开的。法国的兰波、波特莱尔、阿波里内尔，英国的拜伦、雪莱，前苏联的叶赛宁、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比利时的凡尔哈仑，美国的惠特曼等诗人的作品，以及俄国的普希金、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我国的《诗经》、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诗作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是他的“良师”，他融汇中外诗歌之长，以开放的、民族的、闪耀着融合东西方诗艺之美的现代新诗，唱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人民大众的心中之歌与胸中之情，他的诗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诗在世界的地位，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诗歌艺术之林。可见，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是新诗坚挺不衰的品格。海峡两岸华人中的一些优秀诗人和诗作，就具有这种广泛吸纳与科学扬弃的特质，因而为人们所热爱，因为“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的强烈表情。”(华兹华斯：《〈抒情歌谣〉》1800年版序言) 第四，自信心与排他性。 新诗要走出困境，再造辉煌，除了诗人自身的内部条件之外，外部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要百鸟齐鸣、不要一鸟独鸣，这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不仅创作上要如此，理论上更是要如此，要鼓励探索，允许失败，历史的经验证明，坚持了这个方针，诗歌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这个方针，诗歌就受挫折，甚至百花凋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坚持了这个方针，因此，出现了诗坛的空前繁荣的景象，以艾青为主帅的“归来派”诗歌作为诗坛的主力军，形成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主潮，表现了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归来”主题，抒发了一种因失落而惆怅，因归来而奋进的复杂情感，他们以重新燃烧的心，向祖国和人民唱出了黑暗与光明交汇之际的特殊时代的真挚的而充满希冀的歌，把现实主义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以“朦胧诗”为开端的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诗坛突起的异军，以迥异于现实主义的诗艺诗美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和生存空间。这两种诗潮沿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出现了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和以现代主义为异军，以及它们彼此交融互补而派生的各种各样的诗歌流派，如新边塞诗派、新乡土诗派、新山水诗派、新军旅诗派、新爱情诗派、新浪漫主义诗派、新古典主义诗派等等。使得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和借鉴、意境和意象、具象和抽象，言志和抒情等诸方面既矛盾又联系的诗歌观念和创作现象相互竞争又交融发展。诗人的自觉的主体意识增强了，个性色彩鲜明了，整个诗坛异彩纷呈，百鸟齐鸣。这一时期的经验告诉人们：是花就要让其放，是鸟就要让其鸣，是派就要让其流；要发展自己，但不要排斥他人，要有自信心，但不要有排他性，在学术上、流派上不要搞党同伐异，非此即彼，而应该求同存异。个人的爱憎、好恶、褒贬可以不同，但历史评价要尽量公允，这是诗歌繁荣、面对新世纪挑战必须坚守的一条规律。 第五，走进青年。 青年是时代的希望，也是文学的希望、诗歌的希望。诗歌永远和青年同在。古今中外不少大诗人在他们青年时期，甚至少年时期就写出了成名之作、传世之作。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们与杰出的诗人在青年时期就写出了很有名的作品。走近青年，是诗歌走出困境、迎接挑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长期战略任务。毋庸否认，对待青年诗人，过去也存在片面性与绝对化的毛病，一说好，就绝对的好，比如，说朦胧诗是诗歌发展的主潮，发展的方向；一说不好，就绝对的不好，比如，说朦胧诗晦涩，是诗歌发展的逆流。再比如，现在对先锋派诗歌，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贬之者认为他们是“异端”，“劣质”，说这类诗“玷污了圣洁的诗歌殿堂”，是“新诗的大倒退”；褒之者则誉之为“诗的觉醒”，是“诗界革命”。这两种态度都或多或少有鲁迅所说的“捧杀”和“骂杀”的嫌疑。“五四”时期的闻一多和郭沫若分属“新月”和“创造”两个不同的文学流派，然而闻一多对郭沫若的《女神》却作了高度的评价，既充分肯定其开放性、前卫性、时代性、创造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地方色彩不足的缺点，这种同辈之间公允的客观的科学的批判品格，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对待青年诗人也要学习闻一多的批评品格，既要满腔热情肯定其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目的是要使青年人迅速地成长。对青年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既不能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更不能以九斤老太的目光指指点点，而是要满腔热情地走进他们，了解他们，要对其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现在很多青年诗人的作品就写得相当不错，比如青年诗人柯平、叶延滨、李小雨、李刚、柳云、曹宇翔、徐敬亚、高洪波、雷抒雁、简宁、尚仲敏、熊召政、刘向东等指点江山、评说古今的诗作，既充满了忧患意识，又满含着信任和希望，是民心的呐喊，是青年诗人们领悟人生大境界写出的优美诗章。另外一些青年诗人所写的《断流的黄河》、《忧伤的洞庭》等诗及时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我们中华民族与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空间失衡的严重问题。显然，这些青年诗人的诗篇所描写的既是关乎中华民族的大主题，也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主题，所领悟的既是人生的大境界，也是艺术的大境界。如果我们的诗歌都能这样，我想，我们的诗歌是一定可以面对挑战，再造辉煌的。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