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三毛是台湾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那么香港的黄碧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做过记者、电视编剧、议员助理、行政人员、作家；她从26岁开始流浪法国、南美洲，远走柬埔寨、越南、南斯拉夫与科索沃……但与三毛不同，黄碧云始终不是畅销书作者：她自1980年代先后出版了《其后》、《温柔与暴烈》、《媚行者》、《烈女图》等小说集，但是“由我第一本书开始，卖二千本，到第六本书，还是二千本”。原因恐怕就是她的先锋性和后现代性。颜纯钩说：“一些作家玩后现代只是他们试图成为像样一点的作家的一种尝试，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像后现代’的程度。而黄碧云则让人觉得是很自然地走到后现代的。”颜纯钩：《怎一个“生”字了得——初读黄碧云(下)》，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7年第3期，第22页。黄碧云创造了一种残酷的黑色写作，反映了香港“幻灭的一代”的“世纪病”，因此值得研究界深入关注。 零度情感与残酷美学 研究者常将黄碧云的《失城》当做一个寓言，即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香港民众对于回归大陆的恐惧。参看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2166页。但如果对作品进行更深入的细读，就会发现《失城》包含着作者对“生之焦虑与幻灭”这一主题的书写，表达了人类在失去精神家园后的恐惧和不安。而这正是后现代社会中的群体性症候。 建筑师陈路远与护士赵眉由于担心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先后移民加拿大和美国，但是那些国家的高福利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相反他们因为失去母语环境而陷入失语状态，赵眉则出现了精神分裂的迹象：她因抑郁症而险些杀死大女儿；她逼孩子吃生肉、生的动物内脏以避邪；她给所有窗户蒙上黑布窗帘；甚至拿刀威胁陈路远。陈路远一个人途经欧洲逃回香港，赵眉不久也带着四个孩子回到香港。但重回故乡和破镜重圆并未减轻他们的物质与精神压力，他们发现虽然离开香港仅仅几年时间，却已成为过时的人物——年青一代开始喊陈路远“大叔”！在强大的精神与物质压力下，陈路明用铁枝将妻子与四个孩子杀死，然后平静地找来做警察的邻居伊云斯做证人……小说让人难以承受的不是最后那血腥的现场，而是黄碧云小说的残酷美学：陈路远和赵眉移民国外，他们本以为走向天堂，实际上却是走向了没有光的所在，直到最后他们才明白所谓理想和成就只不过是幻影而已，只有死亡才是对这种无意义的人生的解脱。黄碧云以零度情感冷冷写来，与余华早年的先锋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人类是会思考的动物，人总要追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启蒙主义与人文主义一度坚信理性会使人“认识自己”，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实际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关于宇宙和人本身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终极答案，所有关于永恒的理念或永恒的观点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安慰自己的幻象。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开始思考那些古老问题并开始寻找答案时，他的精神与肉体就开始有一种流浪“在路上”的感觉。《失城》中，陈路远与赵眉的不安就源于失去了精神家园，离开了可以安葬躯体的故土，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亲人，灵魂也没有了归属。这种“失乐园”的感觉渐渐变成恐惧，甚至爱情亲情和死亡都不足以战胜这种恐惧。——寻找、恐惧、绝望、黑暗、死亡，《失城》蕴藏着黄碧云残酷美学的重要元素，是一把打开黄碧云小说美学的钥匙。 黄碧云漂泊在路上一定是十分孤独的。她将这种孤独所累积成的焦虑与恐惧投射到小说主人公身上。比如《一个流浪在巴黎的中国女子》写一个寻找与绝望的故事，其中叶细细死后，警察处理她尸体的细节让人心惊：“此时几个穿制服的黑人男子匆匆进来，随手扯着细细的发，另一个迅速将她拖进一个大黑袋之中。然后着力一索，便拉着出去了。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细细的头，碰碰地撞着每一级楼梯。”这种黑色写作对读者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凌迟，考验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其后》中患癌症的平岗回老家看望大哥，原想得到精神安慰，没想到大嫂自杀、妹妹被谋杀，哥哥则为自己和平岗挖好了墓穴，好像在催促他赶快走向这一注定的归宿。临别时，哥哥在火车下喊：“平岗！要戒烟、早睡、好好地死！”读者在这里很难读出向死而生的激励，而是自嘲与无奈，活着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煎熬与惩罚。读者不能不痛苦地感受到：某些类似叔本华存在主义的消极观念，在黄碧云的小说里时时探头出来向人们露出诡谲的笑靥。 于是黄碧云的小说中处处皆是千疮百孔的病态人生和生之幻灭，连人生最美好的爱与理想也变成了镜花水月。黄碧云的小说叙事总让人联想起黑色电影以及病态心理学中的幽暗意识。这些意识一定与童年的某些不能为外人道的深层记忆有关，它必须经过催眠或巫师法术才能从潜意识中召唤释放出来。《呕吐》就通过精神病医生詹克明与叶细细之间的故事，讲述了幽暗意识被逐步唤醒的过程。 她(詹克明的母亲)的一个金兰姐妹叫叶英，跟了一个黑人导演，到了美国，后来黑人扔了她，她带着一个混血的女儿，再回香港觅食，偶然在电视肥皂剧里当闲角，又到夜总会里唱歌，一夜被人奸杀。她的女儿当时在场，受了很大的惊吓，忽然患了一个病，便是不断地呕吐。叶英死后，母亲暂时照顾她的女儿，把她带回家来，是个肮脏瘦弱的小女孩，皮肤微黑，头发是黑人那种蓬松，双眼非常大，如此静静地看着世界，充满了惊惶与好奇。她看见我，也不言也不语，忽然轻轻地碰一下我的手，拿着我的掌，合着，便在其中呕吐起来。我双手盛着又黄又绿的呕吐物，酸臭的气味一阵一阵地袭过来，我也不期然地作呕。 那个九岁的女孩带着不能与外人道的“性与死”的幽暗联想来到詹克明面前，而早熟的她偏偏在朦胧的潜意识中需要詹克明的安慰，晚上要他哄她睡觉，并建立起对他的初步信任。后来，叶细细在十三岁时第一次向詹克明展露身体，但是詹克明作为精神科医生，职业伦理使他拒绝了早熟的叶细细的要求。后来，叶细细赴美留学，直到克明母亲去世时，才又一次回来，此时的她已怀有身孕。克明陪她去医院做了手术后，她暂时住在詹家。叶细细表露她一直深爱着詹克明，但又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于是她试图通过“破坏友谊”的方式终止对詹克明的爱，他们终于打破了原来的关系。数年后，詹克明接待了一位病人即叶细细的男友，得知叶细细与他是性伴侣却不同居，而且她总是在与男友发生关系时叫着“詹克明”的名字并呕吐不止……詹克明曾一度质疑自己是否真与叶细细发生过性关系——这在病态心理学中叫作“选择性遗忘”，目的在于逃避痛苦的记忆以及现实责任。这次问诊唤醒了詹克明的幽暗意识：实际上叶细细从最初就对他构成了致命诱惑，只是职业伦理在压抑着他的冲动，一旦做出了有违职业伦理的言行，便选择遗忘与逃避；呕吐是一种感情特别强烈却无法表达时才会发生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细细是病人，而詹克明作为心理医生又何尝不是一个重症病人；原罪般的宿命是无法“选择性遗忘”或逃避的，即使时间、伦理、理性等规范也无法驾驭和压制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它将会在某一时刻像呕吐反射一样喷薄而出。 病态人生通常是与悖谬、荒诞、错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呕吐》所写的还仅仅是职业伦理的错乱，那么《无爱纪》则深入到家庭伦理的错乱：林游忧去世前给女儿林楚楚留下了一箱信件，那是一个叫王绛绿的大陆女性在19641965年间写给林游忧的信，后来王绛绿觉得这份爱情是无望的就与他断绝了关系，于是林游忧就报复王绛绿，匿名给王绛绿的单位写信说她里通外国，王绛绿因之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但林楚楚宽容了父亲的所作所为，因为她深爱着父亲。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及恋父情结显然对黄碧云产生了重大影响。小说写道：林楚楚小学五年级时有次考试成绩极差，但林游忧却并未批评楚楚： 楚楚想，爸爸真是好，愈抱着不肯放了，小嘴在她父亲耳边说：爸爸我长大了我仍要在你身边，你一样要抱着我。游忧笑，这怎可以，你大个女我就不可以抱你了。为甚么不，楚楚愈发缠着，整个身体和她父亲的扭着，小小的刚微胀的乳贴着她父亲的胸膛。好了好了，游忧涨红着脸微微推开她，说都是我纵惯了你。 楚楚忽然想父亲可能那时候会想起王绛绿……王绛绿的乳会不会像她的一样，贴着游忧的胸膛。 似乎因为对父亲的爱恋使林楚楚有了某种精神寄托吧，她反而对婚姻的平庸以及对丈夫米记的出轨都持无所谓态度，以至于“楚楚想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如果让她明白了甚么，竟然就是可有可无”。当女儿劝她干脆离婚时，楚楚却认为自己又不是女强人，离婚反而无益。因此，当丈夫米记的情人打来电话跟他大吵到午夜两点时，楚楚隔岸观火般无动于衷，唯一要求是让米记问问对方：“能不能明天再说，这样大家也可以睡个好觉。”而且她回到卧室里立即酣然入眠了。黄碧云在这里不仅消解了婚姻的甜美和诗意，甚至消解了家庭的合法性，婚姻早已变成了两个人生命的浪费，家庭则是更多人的不幸与煎熬。 在黄碧云看来，大多数人的婚姻不仅有性无爱，而且由于无节制地生育而造成了后代的痛苦。《桃花红》借一次全家聚会向人们展示了一家七个姐妹在感情与生活中遇到的不堪与尴尬：大姐细青与父亲关系暧昧；二姐细容出嫁后备受丈夫凌辱虐待，愤而杀夫，反而由此成为妇女反虐待组织的核心成员；老三细玉是游泳运动员，同性恋者；四姐细月是姊妹中唯一成才的，从美国攻读完硕士学位后便忙于工作，直到36岁才谈恋爱——这次全家聚会就是因为她要带男友回家；老五细青搞推销，有时为了生意不惜以身体做投资；老六细细从初中起就因为母亲去世姐姐离家而负责照顾卧病不起的父亲；老七细眉是一个具有预言能力却小便失禁的女子，她从15岁生病至今已有15年，身体拒绝长大——这一形象让人联想起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同样身体拒绝长大而智商相当于普通人三倍，而“七仙女”以及她们的生活状态让我们联想到方方的新写实小说《风景》，都是书写七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兄弟姐妹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市民的灰色人生，没有任何美好可言。 其实，黄碧云的小说与其说表达了对婚姻家庭的失望，不如说是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盛世恋》就勾勒出一个女子从恋爱到婚姻，从懵懂、错愕、猛醒到失望与悲伤的过程。因此这部作品值得细细品味。 程书静的导师朱先生得了肺病，于是将她转到方国楚门下。方国楚是香港20世纪70年代活跃的社会分子，对左翼理论与实践颇有基础。方国楚初见书静，“见到她双目，真伶俐，一黑一白，不染红尘”。从此书静定期交读书报告并兼做助教，方国楚上课时，她则旁听。直到有一天，方国楚请书静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并夸赞她的衣饰：“你的白绒裙，真好看。”二人的关系在圣诞假期发生了质变：假期里书静几次到国楚办公室，却没有见到国楚。其实方国楚一直在对面的阅报室里，她的一举一动也全看在眼里。他邀书静到家中喝下午茶，一起看国楚的旧照片。方国楚去倒茶时，书静看到地毯上有一双簇新的鹅黄色绣大朵粉红郁金香的睡拖，便脱下鞋子穿上了睡拖，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然而书静却从此不再与国楚见面，这让方国楚十分着急，终于忍不住跑到学生宿舍去找书静，并带书静回家，路上又目睹了一起车祸，司机的手伤得白骨森森，书静不禁顿悟：“白骨之前，何事不烟消云散，岂容你娇贵。”而方国楚此时为了给书静解闷，正说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谎言：“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并突然说：“你和我结婚，好吗？”书静在错愕中答应：“好。”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你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翻版，但黄碧云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她能接着张爱玲往下说，并将人生的苍凉推到极致。书静与国楚的婚礼只请了方国楚当年的几个“战友”—— 他们一起搅中文运动、保钓，一个念过中文博士叫小高，在教小学，肚腩涨得三个小学生也围不住；一个搅色情杂志，叫李大，一样肠满肚肥，一双眼水淫淫；还有方国楚提及那个拍电影的小超也来了，发极蓬，恤衫太窄，书静见到他肚脐上的毛；一个开书店，西服都过时，恤衫领还有点破；还有一个当了压力集团的领袖，声音最大。扰攘一番，他们打show hand，大李是赢家，小超不禁要操他娘，小高热，实行将肚腩解放，重见天日……书静离他们远远，靠着屏风，一身素白；她忽然觉得做丧与做喜原来差不多，都是一门绝望的热闹。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书静将方国楚等人所从事的左翼运动称为“搅”。粤语中的“搅”绝不是褒义词，而是暗含着“搅浑水”或“捣乱”之类贬义。这就奠定了她随后对这几个人的形象描写的基调充满了讽刺与揶揄。你不妨说这是黄碧云对于“理想的幻灭”的象征性书写。其二，书静“忽然觉得做丧与做喜原来差不多，都是一门绝望的热闹”。这正是她对爱情与婚姻的判词，正如小说后半部似乎都在诠释那句古老的断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方国楚新婚之夜烂醉如泥，做爱则三两下发泄完毕，弄得“书静手脚都极疼痛：她恨不得断绝自己的身子，此时微露曙光，窗外有鸟。书静苦笑说：‘马克思说婚姻是制度化卖淫，原来他是对的。’”然后起身去了客房，新婚夜竟变成了二人分居的开始，而方国楚则觉得是“和一个麻烦得一丝不苟的女人结了婚”。 每个走入婚姻围城的人都遇到过冷战，因为人不可能时刻处于高峰体验中。然而程书静与方国楚的冷战未免来得早了一些，也持续得太久了一些，以至于好像一下子就进入了更年期。方国楚天天喝啤酒变得越来越胖，书静坚持吃避孕药越吃越瘦。书静把自己与年轻人相比觉得落伍，但想起方国楚时又觉得“她嫁给一个老人了”。书静病了然后又蔫蔫地又好了不声不响地上班了，家中死气沉沉悄无人声，弄得“方国楚但觉这是凶宅，这女人飘来飘去，无迹可寻。他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打开所有的门窗，可恨这是个晚春的阴天，屋子还是一副阴魂不散的样子”。他只好打电话叫朋友来打牌，而书静见此不免暗讽：“这八只手，高举过理想的旗帜，现今只在麻将桌上摸来摸去。”一切都走入了无可挽回的恶性循环。 冷战一直持续到书静约国楚到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在这里读者见到了以下情景—— “买了新裙子了？”书静略略低头，说：“不，是家常旧衣。”方国楚问：“怎么没见过？你只有白色衣服，好像没有米黄色的。”书静轻轻掩着半边脸，说：“原本是白色的，搁旧了，看着便有点米黄……国楚，很多事情，都在不知不觉间搁旧了。” 读者会记得，这是国楚第一次请书静吃饭的那家餐馆，书静穿的也是当初那件“白绒裙”。但是所谓爱情就这么快被他遗忘在身后，搁旧发黄，一如那件失宠的裙衫。他们最终选择了离婚，书静来不及痛哭一场就幡然醒悟：“原来如此，太平盛世，个人经历最大的兵荒马乱不外是幻灭。……天气极热，方才还是汹涌的眼泪，才一阵子便已干了，书静但觉脸上有点痒痒的。除此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这城市何等急速，连一滴泪留在脸上的时间也没有。……太平盛世，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也只能如此。” 至此，再将《盛世恋》与《倾城之恋》对比，就发现了黄碧云与张爱玲的差异：就小说美学而言，张爱玲的小说美学在于“苍凉”，黄碧云的小说则是“残酷”；在人生观上，张爱玲看透了人生的底子是“失望”，黄碧云则直接承认是幻灭或绝望；张爱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不忍”，还有温情在，黄碧云是“决绝”，是彻底的悲剧，是把一切美好都撕碎给人看；就题材而言，张爱玲是“在闺中”，黄碧云则是“在路上”，所以黄碧云的小说格局要比张爱玲阔大许多……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同，但她们在叙事上却有共同点，那就是节制，从而使小说成为一种欲言又止的艺术。正如黄碧云自己所说：“小说是‘卡在喉咙里的一只金戒指’的艺术。在写作文体里面，我以为小说的包容性最大，最静默亦最软弱。它的动人往往在于欲言又止——舞蹈与行军的差异，可能只在于这一点欲言又止，就是一只金戒指卡在喉咙里那一刻，如此静穆，如此艰辛，充满难言的张力，不得不写了，便成了小说。”黄碧云：《一只金戒指的静默》，载香港《星晚周刊》第889期，第22页。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技巧 女性主义是多义的。研究者将之略分成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参见［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黄碧云的小说首先表现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征。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背景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因此既有着存在主义的虚无感，又有着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元素。这种复合性在黄碧云的小说里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关键词： “异化”。它既包括政治异化(《盛世恋》)、经济异化(《失城》)、精神异化(《呕吐》)，又含有伦理悖乱(《无爱纪》《桃花红》)。在作者笔下，人生处处充满黑暗与荒谬，她将人置于原罪与宿命的圈套里，如蚂蚁一般挣扎、劳碌、偷生，终生背负着十字架，却走入无望的所在。读者会在黄碧云的小说里随处看到以下畸形变态的情形：《丰盛与悲哀》中的赵眉吃了自己的孩子；《双城月》中的曹七巧吞了自己流产的胎儿……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本质主义在黄碧云的女性主义眼中也是异化的。《烈女图》从女性的生命体验出发演绎了“新历史小说”的偶然性美学：“你婆婆”一代在人命最不值钱、食物比生命还贵重的战乱时期和苦难时代，只有暴烈的性；“你母”一代则在经济起飞，香港回归中度过了惨烈的有性无爱的一生；“我”虽生于太平盛世，但少女时代就目睹同学米雪儿陈尸厕格，这注定“我”的一生将背负幽暗阴影……历史本质主义者坚信“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黄碧云却质疑：谁之历史？历史的正方向在哪里？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与女性何干？与平民何干？！女性主义带领黄碧云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她以无情的质问揭示出历史、革命、政治等宏大叙事的真正无情。正如研究者所说：“黄碧云的生命观，就是这样极端——最彻底的绝情、绝望，连灰色的中间地带都没有。当然，真正无情的不是黄碧云，而是这个世界。”蔡益怀：《想象香港的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17页。 非理性。应当说，反理性、反秩序、反逻各斯中心，是女性主义的重要手法，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女性主义反思现代性的力量。《失城》中的赵眉原本是一个护士，其职业座右铭是：温柔、关爱、希望等等。但是她移民后陷入生活的焦虑，听到孩子终夜啼哭就认为是中了邪，因此买来一百米黑布做成窗帘以避邪，自己也穿上雨衣；她甚至把香蕉塞入大女儿的嘴里以使她不再哭泣以免惊扰灵异鬼神，几乎将大女儿窒息杀死；她甚至让孩子们吞下生的动物肉和肝脏以“驱魔”。当陈路远上前制止时，她竟然拿刀搁在丈夫的脖子上，终使他逃离……精神分裂不正是对于理性、秩序的反动吗？不恰好证明了理性的有限性吗？！而《盛世恋》中的程书静之所以爱上和离开方国楚并无逻辑因果，却恰恰从女性的观察体验角度发现了所谓社会精英的庸俗本性，对其崇高形象进行了颠覆。《桃花红》等小说则不讲述线性故事情节，而只是讲述某种生存状态和女性生命体验，从而撕掉伪人道主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生活本身血肉模糊的本质。黄碧云无疑是一个沉入内心感受，凭借女性直觉向生活发言，精于女性主义书写从而让众多男性评论者难以置喙的作家。 敌意。存在主义说：“他人即地狱。”这种敌意是对于社会的也是对于他人的。而在一个男性霸权的社会里，黄碧云的敌意无疑主要针对男性“他者”。她笔下的男性无一例外地有着致命的弱点，猥琐怯懦、退撄软弱、始乱终弃，不仅愧对女性的爱慕与钦敬，而且只会给女性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巨大伤害。那些黑社会人物自不必说，即使《盛世恋》中的方国楚，《失城》中的伊云斯、陈路远，《无爱纪》中的林游忧和米记，甚至《呕吐》中的詹克明等，也都不是完美的男性形象，他们逐渐远离理想和激情，变得麻木不仁、言不及义，他们都是女性的“敌人”。 当然，黄碧云的小说中也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因素，比如林楚楚(《无爱纪》》)、叶细青(《桃花红》)等人的恋父情结，曹七巧吃自己的胎儿(《双城月》)，赵眉的精神分裂(《失城》)等，都需要从弗洛伊德和荣格那里寻找解读的密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黄碧云以女性的病态心理揭示了“世纪末病症”的冰山一角。人文学者南怀瑾说：“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疾病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疾病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疾病是精神病……现在是精神病开始的时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碧云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一个发出咒语的女巫，她的书写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 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意识在黄碧云的小说中常表现为某种政治反讽意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悸惮。《失城》对香港回归以及陈路远一家的心理就具有象征意味。而更具反讽意味的无疑是那篇《红灯记》，小说只有两千字，但作者却消解了政治、革命、宗教等神圣崇高的事物：叶欢的母亲是妓女，母亲死后她被黑社会的向叔叔收养，向叔叔被捕并判死刑后她开始了妓女生涯，叶欢最终感染艾滋病，身体散发着恶臭，即将死去。但这一刻她还被迫接客。小说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就显在层面看，黄碧云描写了一个类似罗丹雕刻刀下的生命行将就木的老妓女哀米欧尔的人物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流逝，她把人生与人性的不堪勾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就隐性方面来说，她从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视角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性都永远处于最底层，但女性即使身为妓女，也依然有着天使和圣母的天性。这无疑是对男权主义最彻底的嘲讽与颠覆。而在最潜在的层面，这部小说却是一种政治反讽，是对于革命、正义和“希望”的消解。——读者可以从小说中“那时候的警察还穿着绿色的制服”等细节中，联想到故事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这种结实的细节却有着放大器的作用。 与黄碧云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相匹配的是她的后现代主义技巧。符码拼贴、所指歧义、叙事多元与零度情感等都是黄碧云最常用的小说技巧。读者会发现，她小说中有一些人名和意象会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比如李红、细细、詹克明、赵眉等名字。这说明黄碧云关心的绝不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性格”，她不再把人物塑造成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更不把人物性格当做作品的中心和支柱，而仅仅是一种符码，一种表现荒诞世界的和芸芸众生的手段。颜纯钩说：“她把他们当做破桌布，随手取来，用完就扔。”颜纯钩：《怎一个“生”字了得——初读黄碧云(上)》，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7年第2期，第78页。其实从这些人物的命运中读者可以得到这样的提示：无论你叫作什么名字，无论你作过怎样的挣扎，其实最终的结局都相差无几。其次，在黄碧云的小说里，你也会发现“寻找—失望”、“激情—冷漠”、“天堂—地狱”的消解模式，还有大面积的精神分裂、暴烈的性、死亡、“在路上”等意象。另外，黄碧云的小说语言具有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但她绝不泥古不化，相反由于语境的陌生化而表现出异质性和原创性。这在她的系列微型小说《十二女色》中有出色的表现，让人看到了巫师咒语般修辞与返魅式语言的震撼力和穿透性。正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黄碧云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步入真正的后现代状态的标志性人物。 黄碧云的后现代性一方面由于香港在1980年代以后的确步入后现代，另一方面也与作家的波西米亚气质有关。她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浪迹性与叛逆性，独特的经历使她很容易看透事物的实质与世界的本性，因此她无法在世俗与亲情中得到常人的满足。为了躲避这种幻灭感，她漫游天涯行踪无定：“这些年来，我时常四处流浪，与家人甚少见面，而且风尘年纪令我与家人渐渐生分。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了纽约，搬了屋，换了职业，回到香港之类。一夜我梦到了我的长兄，我跌跌撞撞，浑身是血，却碰到他。他看见我便抱着我，低低地道：‘妹妹，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你这样瘦？’我在梦中突然有被安慰的委屈，竟然号啕大哭，醒来脸上都是泪……因为对生命各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我不能够做一个快乐正常的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与欠缺，我无法表达对长兄的歉意。我的写作沉聚了这些对生活的追求，我希望这可以成为一点点无用的补偿。”黄碧云：《其后后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207页。曾有许多研究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试图了解黄碧云的家庭背景，并发现这个奇女子确实生长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里：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警员。黄碧云说：“我成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很多暴力事件发生”，有一次因为她离家出走，父亲将她打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诸如此类的暴力事件成为她成年后一直难以摆脱的噩梦，常常梦见“不知为什么事，心想死了，老爸回来了，一定打死我了”。至于她出走的原因，她说“很复杂，我家里一直很复杂”。但到底如何复杂，黄碧云没有解释，有人揣测黄碧云对长兄有比较特殊的感情，但也无确证。 总之，黄碧云的小说以零度情感的黑色写作，直达人生本质，创造了一种残酷美学风格，揭示出了香港“幻灭的一代”的世纪病；她站在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以异化、非理性、敌意等为武器，全面颠覆传统权威和男权社会；她以最前卫的观念、返魅式的叙事、女巫魔法般的原创语言，突破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限，使中国当代小说在观念、形式和语言上真正步入了后现代状态。因此，黄碧云是不可复制的，最主要的不是她的技巧不可模仿，而是她的经历与精神气质都是唯一的。但是研究者也意识到，黄碧云的深刻是片面的，因为人性不仅是颓唐的，还有善的美的向上的一面；文学艺术也应当有力量有光明有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碧云的局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生态文化学的历史观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她的深刻，也应宽容她的存在。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