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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潘金莲”已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物，从最早的《水浒传》到《金瓶梅》，再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其间历经几百年的沧桑，无论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潘金莲”这一形象却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她聪明、美丽却与人通奸、杀夫，背负着“千古第一淫妇”的恶名，是“女人是祸水”的“祸水”原型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李碧华又一次以“潘金莲”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这部小说与她大部分小说一样“将历史和文学经典‘旧曲翻新’(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一家’的观念本来就相当深固)，敷衍成篇”[1]。她大胆质疑盖棺定论之说，将潘金莲进行故事新编，把其激活，化身为现代的单玉莲，再次演绎了一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我们将《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与传统的“潘金莲”故事相对照，不难发现它在情节上大致遵循了旧文本———家喻户晓的《水浒传》、《金瓶梅》的结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前世惨死，还要背负“千古第一淫妇”之罪名。无奈，转世投胎后，又重蹈覆辙，经历了四个男人，陷入了又一轮与命运角逐的悲剧，一生都挣扎在前世孽缘的阴影中。不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在承袭潘金莲的悲剧命运的同时，结尾却一改潘金莲被武松杀死的老路，而因单玉莲记忆的丧失对传统的结尾进行了颠覆。这似乎是李碧华对再一次塑造“潘金莲”这一悲剧人物的弥补。 一 在传统的“潘金莲”文本中，有三个连带关系的情节链不可或缺。《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单玉莲依然沿袭了这一链条中的三种关系。 首先，单玉莲是潘金莲的后世。她聪明、美丽、知情识趣，现实生活逻辑规定她必然如此，否则，她就不会被章志彬和SIMON所垂涎。如果她没有美貌作资本，只是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子，这个题材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受众群。其次，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美女却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先是通奸，后是杀夫。如果她妇德甚修，那么对她美貌的描述就成了另一叙事结构上的成分。题材的吸引力来自一个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单玉莲和潘金莲都属于“美如蛇蝎”的女人，这就引出了这一题材的另一条情节链，即第三个情节成分———是什么原因使单玉莲变“坏”呢？她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在世人的冷眼下嫁给了真心待她的现代“武大郎”———武汝大。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从外貌到精神都有些猥琐的“侏儒”，而是武龙或SIMON，那还是“男财(才)女貌”了，可是这样一来，单玉莲的境遇和情感基调就要发生改变，整个故事也将变得平淡无奇、黯淡无光了。人们在看待问题尤其是看待婚姻问题的出发点要求的是“合理”，是“平衡”。“人世生活里有许多超出人的理智判断能力之外的情感秩序原则。符合这样的秩序原则，人们的情感就会温顺、宁馨、相安无事；违背这样的秩序原则，人们的情感便会感到一种缺失，形成一种对‘合理’的召唤”[2]。单玉莲与武汝大的婚姻显然违背了这样的原则。虽然武汝大是施展了金钱的魅力才迎娶到单玉莲的，可是对于已经习惯了传统“潘金莲”形象的叙事形式、叙事内容的人们，单玉莲与武汝大的婚姻已经破坏了人们自己心里所认可的生存秩序原则。就是这种“不平衡”、“不合理”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满足了人们的心理吁求和“观赏”的欲望。在这里，单玉莲再次成了“被观赏”的对象。 其实，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神话传说等，会发现在那些精彩纷呈的作品里有许多美艳绝伦的漂亮女人，往往都是“臭名昭著”的。夏、商、周三代亡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有末喜、妲己、褒姒三个美女“祸乱君心”。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或者成为“名”、“节”的牺牲品，或者从事“贱业”，更多的则是“祸水”，如杨贵妃、陈圆圆……。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坏”女人常常与“美”发生联系？难道美人天生就是“坏人”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喜欢听，喜欢杜撰和传播这类故事，一个美女人的“坏”似乎比一个丑女人的“坏”更有意思，更有吸引力。一方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自然本性追求更接近于“美”；另一方面，“美”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对人们精雕细刻建立起来的理性大厦，又有冲击和摧毁的破坏力。 中国的圣贤先哲，似乎早就看到这一点：“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刘向：《列女传·晋羊叔女臣》)。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写章志彬见到单玉莲“双目愣愣的……整个人干得想冒烟”，武汝大“多看她一眼，整个人便晕浪了”，而跃进鞋厂干活的男人们，在她身后东搬西移，就为趁势偷窥一下。文中虽然对单玉莲的美不着一字，我们依然感觉到单玉莲美得“咄咄逼人”。然而，太婆第一眼见到单玉莲就说她是“狐狸精”，姑奶奶们则纷纷说她会“谋财害命”，甚至在单玉莲被章志彬强暴以后，章妻不但不去责打自己的丈夫，反而咬牙切齿地推打被害者，狠狠地骂其“淫妇”。这时，人的情感诉求与伦理道德意识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象征性地显现。“美”是人的自然情感的自然诉求，“坏”是道德伦理意识的伸张，两种对立的情感因素，曾在潘金莲身上融合，后世又在单玉莲的身上得以延续，只是人们依然无法解决这对矛盾。我想，这应该是“潘金莲”这一形象能够一直被人青睐的重要原因吧。 二 李碧华小说的叙述在结构上通常有两个或多个层面穿插对应。新旧故事、前世今生、原型与变形人物旧词曲与现代语言等构成多重隐喻关系，使叙述带有一定空间上的深度。“她的大部分小说，都让人感到有着诡异的风格，神秘气息很重”[3]。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有生死轮回的介入。《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生死轮回已成为其特有的情节构架，甚至故事中穿插了许多《水浒传》、《金瓶梅》中的原文片断，包括单玉莲哼的一些小曲儿，将相隔久远的前世的潘金莲与今世的单玉莲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开头一节中，写的是潘金莲。当武松找到王婆，谎称要娶她时，她心下寻思：“这段姻缘，到底还是搭在他手里!”“他仍是要自己的。”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潘金莲的“爱”和“痴情”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却已溢于言表。以往写“潘金莲”的文本中，都一贯遵循了潘金莲对武松的一见钟情的模式，几百年后的单玉莲依然如此。武龙的俊朗强健、高大威猛吸引了单玉莲，即使在“阶级战友无性别之分”的特定年代，单玉莲第一眼就爱上了他。前世为他吃尽了苦头，几百年后，爱情依然在轮回，“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夙世重逢……它带来的震荡，竟历久不散”。为了表达这份爱，她鼓起勇气，将一双白球鞋送给了武龙。仿佛注定这是一场孽缘，前世的恩怨爱恨，今世又在继续。文革中的一场运动，将他们生生拆散，本是受害者的她，竟成了“阶级敌人”，而他———“前世的英雄”，却丝毫没有一点侠气，只是无奈地看着她受苦直至远离。这种爱，透露了阵阵心酸和无奈。在“现实”面前，“爱”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潘金莲是个“淫妇”？还是一个为性爱、情爱熬煎着的普通女性？即使在基本情节不变的今世，由于审视这一对象的主体的态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从普通人性和潘金莲的立场来看，她对武松是爱，虽然有些出格，不符合“惯例”与“标准”；从世俗观念和大大小小企图占有她而不能的张大户之类的立场来看，她不安分守己，是个不守妇道的下流女子。在“好女不事二夫”的文化氛围里，改嫁都是大逆不道，更何况不嫁而私通？“爱”在这种情况下已变得不重要了。其实，潘金莲的行为及变态情欲，无不是在中国传统妇女地位与家庭制度的映照下才显得合情合理。夏志清教授多年前讨论传统小说中社会与自我的冲突时就曾提过：晚明小说对妇女失节的动机与心态，显有较前深刻的诠释。作者在取舍“个人欲望的伸张”和“道德规范的遵循”这两难间，往往采取了一个暧昧的立场，以致使他们的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圆熟世故[4]。 到了单玉莲所处的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已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且潘金莲的泼辣放肆、争风吃醋、搬弄是非在单玉莲的身上通通不见了。照理说，单玉莲的行为、遭遇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可事实并非如此，受到强暴后的她不但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淫妇”、“坏女人”、“不干不净的东西”、“妖婆”、“狐狸精”等污水一般的朝她泼来。她的被迫，也成了主动地勾引，是与领导的鬼混。单玉莲的悲剧早在她的前世就开始了，人们对她已经定义了，以后无论她怎么企图摆脱“淫荡”的阴影都无能为力。 她不爱武汝大，为了改变生活，她嫁给了他；她不爱SIMON，却又与他私通；她不赞同武龙的正人理趣，却执着地爱着他。对于她这样一位女子，这些矛盾是她无力解决的，只能让她更痛苦，一切都已注定，“真的是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5]。在这部小说里，“女性依旧用青春和生命不断地演绎着前世今生的惨烈悲剧，陷入情天恨海而不可挣脱”[6]。让我们觉得女性无论对命运指派的身份如何抗拒、反叛，最终都是失败。 潘金莲的“冤屈”，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在那些为传统道德扬威立传的作品中，也下意识地有所流露，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将它表述出来。长久的压抑，并不意味着就此消亡，潘金莲的灵魂并不安定，而是时刻寻求、盼望着新的腾跃。她渴望“新生”，渴望有人帮她诉出心中的冤屈，于是，她借了李碧华的笔把自己心中的冤屈说了出来，渴望我们读者能够为其伸冤。 三 “潘金莲”已成为了一种生命形态，在历史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虽然《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借用了传统的潘金莲形象中的有关人物关系，但在李碧华的笔下，背负“千古第一淫妇”的“潘金莲”只是一个被男权社会合力谋杀的不幸女子。宿命无可避免，但人物却要挣扎。李碧华对女性命运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甚至带有宿命论的色彩，让人以为女性无论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命运之网加在她们身上的束缚。 当孟婆让潘金莲喝下茶汤以忘却前生爱恨情仇时，遭到了潘金莲的拒绝，她打翻了茶汤，不肯忘却前尘：“我要报仇。”她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坑害过她的男人，一个个揪出来。几经轮回，今世的她———单玉莲，依旧用青春和生命不断地演绎着前世今生的惨烈悲剧，陷入情天恨海而不可挣脱，与前世命运惊人地相似。在此，作者巧妙地将历史与时代融为一体，从历史与文化的层面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使其作品既有穿越历史隧道的厚实凝重，又不乏时代的气息。“作者清醒地指出，父权制的巨型话语与历史的因袭重负不仅湮没了女性历史的声音，也制造着女性现实的艰难处境”[7]。这不由得让人对当今女性的命运抱有深深的忧虑，在这一点上，李碧华把握得十分真切和稳健。 其实，现代“潘金莲”形象的视角还有更为宽广幽深的领域等待人们去拓展、耕耘。而我认为，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这部小说中，“潘金莲”形象的新发展和圆熟，来自对武松形象重新理解与评价以及整部作品结尾各人的命运对传统潘金莲人物命运的巨大颠覆。毕竟现代潘金莲形象的新生，本身就包含着对武松的重新理解，没有一个与传统潘金莲相协调的武松形象出现，潘金莲终免不了有些“孤独”。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武龙是武松在今世的变形人物。武龙在第一次见到单玉莲时，就替她将重甸甸的纸皮箱给托起搬走。我想除了武龙的乐于助人，单玉莲的美貌也是吸引武龙帮助她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面对一个光彩照人的美女，武龙应该有不自觉的性意识流露。当单玉莲将一双白球鞋送给他时，他迟疑了一下，终究敌不过这种诱惑，将鞋子接过。与周围的人不同，在他的内心里，单玉莲是一位温柔、体贴、柔情似水的女子。可是命运捉弄人，一场运动将他俩刚刚萌发的感情之芽掐断了，脆弱无辜的单玉莲被发配到珠江三角洲卖黄皮。当他们再一次相遇时，单玉莲已是武龙表哥的妻子了，依然是世俗的“叔嫂恋”。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把酒杯递予武龙，娇声软语：‘叔叔，你真英雄，我很敬佩你呢，你饮过这杯吧，……我见到一个我很喜欢的男人。’”在单玉莲的诱惑、进攻面前，武龙极力地严守人伦之大防，想“止乎礼仪”，可是他做不到，他有过冲动，“握着她的手，……用力吻她”。无所谓制度和主义、伦理和道德，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是在意单玉莲的，甚至是爱她的，可是他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真爱，不敢说出来。 以往作品中的武松大都写得较有神采，现代新生后的武松却大大地褪色了。这里所说的褪色，不是指反映在武松身上承载的道德伦理意识的“失落”，而是指其人格魅力的丧失。传统作品中的武松受人欢迎，不仅仅因为他高张了正义，在他身上还凝聚了“力”和“美”。可是《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武龙缺少了这些东西。如上文所分析的当单玉莲受批判时，他没有“拔刀相助”，还将鞋拎出，自动投诚：“我当初也没有热情接受……我对她，不过是阶级感情，……她没动摇过我的心。”这些窝囊的表态比那些批斗更深地伤了单玉莲的心。原来汇聚在武龙身上的那股率真和稚拙之气不见了，多么残酷与悲哀，而他也因此缺少了生命的活力。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形象的发展与圆熟除了表现在武松的形象发生改变以外，作品的结局一改老路，对传统的潘金莲故事进行了颠覆。单玉莲企图摆脱前世的阴影，将拦截在车前的武龙活活地压死。临死前，武龙终于“前所未有地爱着她，断续地用尽全身每一分力量，勇敢地向她说出来：‘我是真心地———喜欢你!如果———可以从头———’。”单玉莲几世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虽然已经迟了，极度痛苦的她因车子轰然一撞，被抛出了车外，前世的恩怨情仇统统地忘却了。喝下“七喜”和国宝———活力M的武汝大，也苏醒过来，体能变得强劲，也因为单玉莲记忆的丧失而真正拥有了她。至于SIMON从楼下坠落也没有死，只是半身不遂，再也享受不到性爱的乐趣了。在李碧华的笔下，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逆转。 “潘金莲”形象中的相关因素，使得人们每一次重新审视它时，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感震动。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这部小说里，李碧华用自己最独特的理解对“潘金莲”进行了重新地诠释，对人们惯有的思维进行了挑战。我想，这也是这部小说吸引人们的魅力所在吧。 注释： [1]刘瑛：《李碧华的小说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68页。 [2]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52页。 [3]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499页。 [4]王德威：C.T.Hsia，The Classic Novel (N.Y.：Columbia UP，1968)，299-321页，转引自《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59页。 [5]李碧华：《都是命》，选自《绿腰》，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7月。 [6]贾颖妮：《新女性主义的高扬-论李碧华言情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66页。 [7]贾颖妮：《魂归何处-论李碧华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探讨》，《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第104页。 作者简介： 胡庆雄，女；吕彧，男；同济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