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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同时，传媒要素的增加,还将使我们对文学活动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存在态势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说，传媒作为文学的“第五要素”的观点已经打破了自艾布拉姆斯以来的围绕文学四要素而进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借助传媒视野重新思考有关文学的种种问题已经势在必行。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受到文学研究中传媒研究热度的影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传媒转向，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与论著。然而，多数传媒研究仍停留在史料整理和传媒文本研究的实证阶段，对有关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命题仍未形成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述。本文试图借助传媒作为第五要素的理论视野对此作出初步探索，以促进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有关传媒的定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传播文学信息的媒介，狭义的传媒则指的是报刊、杂志、网络等承载与传播文学作品的场域与手段。在本文的论述中，主要侧重从狭义传媒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海外华文文学的出现与形成，与华人移民、华文教育与华文报刊关系密切。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是苦力和商人居多，自难以出现自觉意识的华文创作，铭刻在天使岛木屋中的华文诗歌不过是困境中的先民不自觉的控诉和宣泄。华文文学的真正发生还是要等待19世纪中期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以及华文教育与华文报刊的蓬勃发展。近现代以来，在数量不断增生的海外华人移民群体中，正是华文报刊的存在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之形成。一些人通过华文报刊发表见解、关注现实、宣泄情感；另一部分人则通过华文报刊获取信息、解决问题和慰藉思乡之情，对华文报刊的持续阅读促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的形成与稳固。因此，华文报刊不但提供了作品的发表园地，也培育和稳定了读者群体。从1881年薛有礼创办的《叻报》到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宣扬政治理念、宏扬民族精神为根基，在世界各地办起的一大批以海外华人为受众的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奠定了海外华文文学发生的社会氛围与受众基础。从早期的文言报到“五四”之后的白话报，附设文学副刊的海外华文报纸逐日兴盛，以报纸文学副刊为中心的海外华文文学生产机制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赖报纸副刊便成为了海外华文文学基本的生存语境，副刊运作模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发生期的语言选择、题材体裁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与限定。 海外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地区最早形成气候，也较具有代表性。在方修所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以及《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滥觞时期马华新文学的整体面貌不但是通过整理副刊为主的报刊资料呈现出来的，同时，马华新文学的特色也是受制于副刊情境而被模塑出来的。早期的副刊运作制度正在形成之中，作为人事因素的编辑往往成为影响其运作的关键所在。在方修的文学史著述中，便着重描摹出副刊的编辑构成与编辑方式对早期马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的确，进入文学生产活动流程中的现代媒体不仅是文学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文学价值的二度创造者，而这一创造过程首先表现为编辑等“把关人”对文学作品的把关选择与内容加工，从而使得文学创作的特点与编辑个人的审美爱好、思想倾向等紧密地连接起来。早期的新马副刊编辑大多是中国南下新马的作家、编辑和文化人，他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与思路带入新马地区，使新马地区的早期华文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紧跟中国内地的风气。根据李志对南洋地区最早的新文学杂志《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的研究，以该刊主编张叔耐为代表的南洋华文新文学倡导者们,积极倡导以白话文创作替代文言创作，刊载作品不但注重以“剪稿”名义发表的大量中国国内著名作家的小说及译作，而且凸显了反封建、平民情怀、社会改良等与内地新思潮相呼应的主题与思潮。不过，作为南洋本土的文学副刊，要面向的主要受众是南洋华人，因而这些南下的副刊编辑们，也入乡随俗以适应当地特殊的语境。从张叔耐、许杰、马宁到郁达夫，这些南下的著名编辑不但自觉发现和培养不少当地的文学新人、也多少注意到了文学中的南洋色彩问题，如当地方言土语的渗透、风土人情的描摹以及当地特殊经验与事件的文学再现等都可以在萌芽期的南洋新文学创作中找到大量例证。可以说，本土色彩与中国经验的交织并存也成为南洋新文学的总体特色。 其实，除了通过编辑环节对海外华文创作作出指引与规范外，副刊的出版特点和版面局限，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体裁、创作手法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们所能看到的早期海外华文创作多以短小篇制为主，这并非当时的作者没有创作长稿，而是因为副刊容量有限，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刊载这些长稿。在这种副刊运作模式中，短小篇制的作品被肯定、刊载与流播，进而促成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致力于短篇创作，最终使之成为存留在文学历史中的主体样式。此外，作为报纸副刊的文学园地，受出版周期和主刊思路影响很大，同时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因而所刊载的作品不免与现实问题形成或明或暗的呼应关系，甚至在表现手法和主题意旨方面接近于新闻，这样便促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手法的繁盛。现在看来，早期新马文坛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虽有多方面的成因，但也与其随副刊生成的特殊境遇是分不开的。 在东南亚以外的其他海外华人聚集地，当时在北美的夏威夷、旧金山,大洋洲的墨尔本、悉尼,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神户、横滨等地,当华文文学萌芽时其主要的园地与载体都是当地的华文报刊。根据现有的研究，如陈贤茂等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描述，它们基本上也呈现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相似的面貌，在整体风格、题材体裁、创作手法、语言表述上的总体特性都与副刊运作水乳交融。 二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各国文化政策的变动以及世界文化交流的深化，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一方面，随着经济力量的介入，传媒商业化趋势的加剧与功能的转向改变了其文学运作的方式，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更加直接和复杂；另一方面，封闭、单一的本土传播模式被打破，本土和本土以外的华语传媒构成了互动性的传播场，它们共同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生产之中，并使得这一流播过程成为重塑汉语文学观念的过程。此时，传媒深度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的文体嬗变、思潮与经典制造之中，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微型小说在东南亚的崛起与兴盛说明了文体嬗变与传媒功能转向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数量急剧下降，但作为维系民族文化、提供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的重要纽带，其重要性仍在保持，主要的文学园地依然是报纸副刊。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到菲律宾《世界日报》等报刊所设置的各类“文艺副刊”都为当地华文创作留出了发展空间。但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加快，传媒的功能也由意识形态宣传为主逐渐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其刊载的作品也力求大众化、趣味性。微型小说的出现与繁盛就与这一转变过程直接相关。人们认可微型小说，最直接与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篇幅短小、贴近生活，易于接受与阅读等因素。说到底，微型小说是快节奏社会里人们乐于接受的文化快餐形式，它表现的未必都是都市生活题材，却表现出都市的节奏与都市审美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商业社会中的宁馨儿。因此，微型小说逐渐成为最适合东南亚商业环境的文学体裁，率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崛起，然后蔓延至其他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主打的文学样式。 为了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传媒甚至不惜制造事件、引发轰动效应以拓展生存空间，一些文学报刊也往往会实现角色的转换，从潜伏的幕后操纵者变成前台的演员和导演。在这种情势下，一些由传媒参与制造的海外华文文学思潮就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后，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群体的文学创作日益与中国内地传媒一体化，其中具有思潮性的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热就与《小说界》、《作品与争鸣》等期刊的运作难以分离。如《小说界》在1980年代末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选择了世界性作为刊物立场，率先推出留学生文学专栏，策划了一系列的专题座谈会，组织了专门的文学评论，并通过设立海外编辑以及征文评奖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这一文学潮流的建构。从1988年到2004年间，该栏先后刊载了百余篇作品，推出和培养了不少新作者，成为了“留学生文学”成长壮大的重要园地。1990年代在以新生代为主体的马华文学现代主义风潮中，本土意识不断强化的报纸副刊《星洲文艺》和《南洋文艺》不仅是参与者，也是策划者和导演者，这些副刊主动引发“炮火”与“战事”，以带有情绪性和煽动性的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坛论争，诸如断奶论、本土中心论等论断被认定为是文学革新的基本起点，从而使得文学创作努力发掘南洋想像资源，努力建构自身主体性和独特性，推动了马华文学审美风格的现代转型。 任何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如果不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过滤和筛选，是很难形成文学‘经典’的。正是通过选择性传播、征文评奖活动等策略，大陆、台湾等地的文学传媒也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过程之中。由于大陆和台湾等汉语文学传播中心的巨大影响力，从1970年代末开始，它们逐渐成为了海外华文文学首选的出版园地，华文作家与媒体也建立了更为频繁密切的交流；文学传媒实现了从引荐平台到生长园地的功能转换，因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陆的一些权威性文学杂志如《十月》、《当代》、《收获》、《花城》、《上海文学》等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选择性传播，为某些作家作品在大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中得到认可，进而成为可能的文学经典，作出了重要贡献。白先勇、余光中、严歌苓等就逐渐被大陆文坛认可，正已或有望成为汉语文学的经典。 相比一般的选择性传播，文学评奖是一种更为权威而重要的过滤机制，它是快速而便捷的经典化工序。对于海外作家而言，参与全球性的华文文学评奖活动既是其作品经典化的第一步，也是他们由边缘走向中心，并打破边缘与中心的某些成见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那些具有民间性质和公共领域性质的传媒大奖，能够成为推动海外华文创作的巨大动力。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的一些副刊作为文学组织者，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副刊奖项注重专业性和公正性、地域视野灵活宽泛，并设有奖金非常高的各类文学奖，如1988年“联副”的征文比赛活动以“鼓舞全世界中国人，开创文学新纪元”为标杆，奖金最高曾增加到170万元。因此，很多海外作家通过参与此类文学评奖活动脱颖而出，其作品由此获取了示范性和经典意义。如严歌苓《扶桑》和《人寰》分别获得1995年“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1998年第二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极大地提升了作家及其作品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通过这些评奖活动，一部分海外华文作家作品被凸显出来，获得了知名度。 世界华语文学传媒对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共同介入，营造了交流与碰撞的良好机遇，不但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使其获得快速发展并缩减与主流汉语文学的距离；同时主流汉语文学也遭遇了一次自我反思与前进的绝好机遇，在不断容纳新鲜养分的过程中变得丰富多元。随着交流与传播的深入，单一封闭的主流汉语文学观逐渐转化为整合流动性的世界华文文学观念，边缘与中心界限森严的文学秩序和生态开始遭遇质疑。 三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传统印刷媒介衰落，文学传播向以纸质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交互的多元传播方式转变。如今并不只“读”文学,而是在一种由电视、报纸、互联网、移动网、电影、纸质书本等交织构成的泛媒介场中多方面地“体验”文学。这种泛媒介的传媒语境的出现，已经引发了文学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文学单一的语言文本将更多地让位于影视文本和网络文本，文学被动的线性文本将更多地转化为互动的非线性超文本。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来说，也正是影视和网络的强势力量推动着其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影视化和网络化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方向。 影视正成为力量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体现了视觉文化中美学感知方式的转变，它不但培育出了崇拜图像的新型文学消费者，也使得文学文本向数字影象文本转化，或是强化图像与文字的出版模式或是依靠影视改编来获得市场认可。海外华文文学正是借助影视而插上传播的翅膀，超越地域隔阂，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产生轰动性效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作品经过影视改编而风靡一时的现象陆续出现，从《北京人在纽约》到《一个女人的史诗》、《玉卿嫂》，从《天浴》、《少女小渔》到《唐山大地震》、《山楂树之恋》，曹桂林、严歌苓、张翎、艾米其人其文通过影视传播深入到了千家万户，屡屡成为内地文化领域的中心话题。 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影视思维的渗透，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还出现了跨媒介写作与间接写作等新型写作方式。跨媒介写作使得影视与文学两种艺术界限缩小，文学更容易改编成影视作品，这正是张翎、严歌苓等海外作家的文学作品屡屡被影视导演看好的原因之一。在以影视传媒为前台和中心的传播语境中，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海外华文写作可能逐渐演变成为隐藏在影视屏幕后的阴影，它的光芒与价值依附于影视传播的成功与否，从而可能催生一大批以屏幕为假想生存空间的文学写手，使得海外华文创作成为了一种不与读者直接对话的间接写作。 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影视、广播、报刊和互联网开始走向一体化，网络已经成为所有传媒的航空母舰。它以迅猛的传播速度，无阶梯的阅读与书写模式，强大的渗透力和穿越力量，极大地改写了传统时空观念与认知模式，重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过程和模式。同样，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网络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发展自由和广阔天地，不止是新的传播模式、作家读者结构的大洗牌，还催生了全新的语言风格、文体风格和写作模式。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后，海外的华文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北美早就在90年代初便涌现了《华夏文摘》、《新语丝》、《橄榄树》等第一批华文网站；一些传统华文报刊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菲律宾的《世界日报》等也相继进入因特网。网络的巨大容量和流量改写了传统媒介的记录，极大地丰富海外华文作家群体的数量与结构（从民间高手到自弹自唱的“街头艺人”，各形各色的作者应有尽有），造就了不受地域局限的全球性读者，海外华文文学第一次完全具有了大众化传播的模式。 依赖网络生存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语言书写、内容表述、文体风格等方面也有独特性。由于很多海外网络平台都供了匿名写作的自由,从而孕育了网络写作坦诚、自白的血统，随意而生活化的语言，浅显直白的表述“幽默诙谐”调侃风格成为了网络华文文学语言表叙的重要特质。这也正是周腓力、吴玲瑶等幽默作家在网络时代持续走红的文化背景。网络无门槛进入机制、纯粹游戏化等特质，从而带来海外华文创作在表现内容上的自由度和多样化。北美地区的华文网络作家就凸显了于文化边际之上获得的自由与深刻，在调侃中实现了对社会全方位的审视，从政府黑幕的揭露、文化忌讳对象的观照到美国新移民的黑暗里程等无所不涉，在笔调和文化精神上明显区别于传统传播体制内的作家。文体风格也受到网络自由散漫性格的影响，走向拼贴化、碎片化，很少刻意经营结构与文风。 泛媒介的传媒语境极大地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突破了本地生活的限制，走向一种全球性生存境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在这样相对开放和自由的生存空间里，地域不再成为限制文学发展的界限，传统的中心与边缘对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一种有关汉语文学的整合性观念成为了主流，海外华文文学也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的文化与交流之中。 当然，新的媒介环境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命题与问题，如依赖影视网络传媒在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又如何在竞争性环境中异军突起？随着网络时代地域感的消失，海外华文文学个性如何保持？ 传媒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塑造贯穿了海外华文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副刊、影视到网络、从幕后、前台到中心，从本土、本土以外到全球、从封闭、对话到开放，从单一、多元到整合，传媒类型、位置及其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海外华文文学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其发生、发展和转型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与问题。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目的在于引发我们对于当前处境的警觉与反思。传媒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在这样一种互相交织的动力学过程中，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们，都必须树立反思意识，重建传媒与自身的关系，以促成文学创作、传播和研究的良性发展。 对大多数作家来说，拒绝大众文化传媒带来的现实诱惑是很艰难的，借助作品研讨会、书展、获奖、讲坛等包装、推销、炒作成为常态；但是，作家如何在与传媒的合作中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将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继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对于研究者而言，改变印刷媒介时代专家批评的姿势与思维，深入理解新的媒介条件文学思维与创作模式发生的巨大变化，才能使其研究真正成为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积极力量。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及史料整理”（项目编号： GD10YZW05）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11.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1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