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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我曾说过，“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生长点，它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并正逐步形成了一支新生的主力军。它所创造的欣欣向荣的文学新景观，必将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走进新世纪的新成就的新标志。”[1]令人振奋的是，新世纪十年，新移民小说以其丰硕突出的成果，充分印证了这句话。今日，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新移民文学已经成了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无可争议的主力军。 且不说老移民程抱一2002年被选为法兰西唯一亚裔院士，他的小说《天一言》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小移民闫妮获2001年“龚古尔”奖，更毋庸说高行健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哈金的1999年度全美图书奖及两届（2000年、2005年）“福克纳”小说奖。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只要在中国小说学会近十年全国优秀小说排行榜的名单中，就可见一斑。在这里，我愿意开出从1999-2008年度进入排行榜的新移民小说的全名单： 严歌苓长篇《小姨多鹤》、中篇《谁家有女初长成》； 张翎中篇《羊》、《雁过藻溪》、《余震》； 陈平中篇《七宝楼台》； 苏炜中篇《米调》； 王瑞芸中篇《姑父》； 陈谦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 秋风短篇《洛城戏瘾》； 沙石短篇《玻璃房子》； 施雨短篇《你不合我的口味》。 9年排行榜，海外作家（全是新移民作家）共9人12篇作品入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项到全项，从末位到榜首（严歌苓《小姨多鹤》获09年排行榜首），“说明海外华语文学写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何镇邦更说，“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是繁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海外华文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坛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3]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尽列出这些入榜名单，因为我以为，这些作家和作品完全可以代表当下新移民文学以至世界华文文学的状况和水平，也完全可以和同期的国内当代优秀的作家、作品媲美。对他们（当然还有未入榜的优秀作家作品，和09、10年某些代表作品）的诠释和剖析，能看到新移民文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新景象和新特质，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确认新移民文学在文化中国中的身份、地位和价值了。 一 新移民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明显地体现在它对历史文化的掘进和开拓。小说视野的广阔，题材的延展，已不是一般的平面意义上的开拓，它更关注的是立体意义上的历史深层的掘进，使之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史诗的厚重度。 上世纪末，新移民小说的书写大体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所谓“输出的伤痕文学”，写尽当年在国内的那些苦难岁月；一是表达初到异国他乡的见闻感受、惊讶失落、愤懑悲观以至奋起拼搏的种种经历和情感。这些作品，应该客观地承认，无论在题材范围还是艺术水平上，还未能超越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留学生文学”。上世纪那些以白先勇、於梨华为代表的留学生华文小说，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恒久的里程碑的意义。当然，“留学生文学”也仍存在着视野狭窄，题材单一，基调过于悲观的弊病。新世纪十年，以大陆出去的新移民作家为主的新移民小说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已经完全改观，焕然一新了。尽管往事记忆，大陆回眸，仍占大量篇幅，但因视角转换，视野高远，题材出新，特别是加大了历史的蕴藏量，使这方面的新移民小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引领当代小说，与国内的那些优秀小说共同傲居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巅峰。 严歌苓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新移民小说家。新世纪以来，她从美国飞到了非洲，两年后，她又从非洲飞到了台北，09年，她又搬家去了欧洲德国柏林。她自称“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尽管她也以为“迁移、寄居是人类悲惨生存现象之一”，可她仍表示“我从小就喜欢做外乡人，因为做一个外乡人你就会以冷静的、侧目而视的视角来观察本地人的生活，不参与，不时时刻刻介入其中。”做为作家，她说，“我是以一个海外人身份来看大陆。这种角度永远是好的，是一份新鲜的灵感，一双孩子样的眼睛，从外到内，现在又从内到外。”她就是用这样一种眼光角度，在新世纪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使她进入了她自己的一个新的创作旺盛期，攀登上了文学的又一个新高峰。这些作品大都是回归到国内大陆的题材，可已经远非所谓的“输出的伤痕文学”所能比拟的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都是从抗日战争结尾写起，经历了解放、土改、大跃进、三年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政治变换，使小寡妇王葡萄、小日本多鹤遭受到空前的打击和长时期的磨难，可由于“认死理”“一根筋”的坚定信念，和宽大无比、真诚善良的大爱胸怀，她们终获人们的同情、理解、信任和尊重。这就是一个人的史诗。严歌苓说，“有的东西能够通过个人的经历投射出一段史诗”，她的小说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这在《一个女人的史诗》的情感史中，《金陵十三钗》的风尘女子的悲惨遭遇中，以及《寄居者》的帮助犹太人的逃逸中，都可以显现出来。我曾说过，她的“小说高超之处，所谓‘具有史诗价值’的，就在于小故事见大历史，小家庭见大社会，小人物见大时代。尽在不言中，尽在自然而然地无意流露中。这里没有政治说教，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黄钟大吕，没有激扬文字，有的只是小人物，小事件，小风波，小吵小闹，可它依然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现代启示录，叫我们掩卷之后，陷入深深的沉思。” 张翎是又一位杰出的新移民小说家，尽管她俩的文学生涯、创作道路完全不同，可她们的艺术风格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她们都充满了对普世人类的爱心和对社会底层普通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的终极的人文关怀。她们的创作大都展现出了一种苍凉凄美的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生画卷。严歌苓的慧眼，善于在儿女情事中见到世纪风云的涌动，而张翎却勇于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历史十字架。她俩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在文学语言上极下工夫的一对作家。她们相互欣赏，相互敬重，在当代文坛文人相轻的世道里，他俩洁身自好，比翼双飞，成为了文坛佳话。 09年8月11日，在北京，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张翎长篇小说《金山》研讨会，“认为《金山》跨越重洋，在当代文坛横空出世，注定会成为2009年乃至近几年中国文学一个重大事件。”[4]《金山》的成功，“在于它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它的灵魂渴望天高地广，渴望无所顾忌，渴望包容勇敢的精神”[5]可说是一部浩瀚的从清朝同治年间1872年直到2004年的横跨三个世纪一百三十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史,也可说是中国海外劳工的百年血泪史。它实际上是一部两地书，一地在中国的广东开平，一地在加拿大卑诗省的温哥华。作品通过方氏家族五代人在海内外两地为生存而拼搏创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一个方面展现出了一张巨大的中国移民历史的长幅画卷。它包括了从清代开始，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又经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直到今日改革开放的那个漫长的中华民族兴衰史。同时，也包括了在北美加拿大，中国移民们经历的十九世纪的种族歧视的《人头税》，直到二十世纪的排华法案的种种苦难遭遇。他们如“猪仔”豢养在异国他乡，修铁路，做劳工，当佣人，开洗衣坊，烧腊店，照相馆，餐馆打工，做着“拼命攒钱，亲人团圆”的“金山梦”。可排华法案终将把他们阻隔在大洋彼岸，梦想归于破灭。小说其规模，其气势，其壮观，其厚重，其深沉，真叫人震惊！令人震撼！也使人感到沉重、痛心，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曲百年沉重的移民悲歌！这样的鸿篇巨制，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以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吧。张翎在新世纪的创作极丰，她是唯一的一位连续三次进入中国优秀中篇小说排行榜（《羊》《雁过藻溪》《余震》）的海外作家，而且这些作品都是颇具历史穿透力的厚重小说。 还有一位不应该遗漏的女作家，她曾被称为是“最受争议的”女作家，又是“粉脂阵里的英雄”，她的五部长篇被译成二十五种语言在欧美、以色列、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出版。这就是虹影。她蜚声海内外的《饥饿的女儿》虽是在上世纪九七年第一次出版，可最后的“修订版”出版是在2008年，它应该是属于新世纪的。《饥饿的女儿》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描述历史。上世纪几十年的中国社会史，在作者坦率的、不瞒不骗而又平静淡然的倾诉之中，呈现出来，不仅使人深感切肤之痛，而且更有对那苦难时代深沉的哲理思考。它可说是当代最真诚的一部重要作品。说到新移民小说对历史的掘进，我们不能忘记耶鲁的学者，诗人、散文家苏炜的小说，他的《米调》是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品。通过米调此人“文革”三十年来奇特无比、惊心动魄、叱诧风云而又情意缠绵的传奇故事，也就是红卫兵由盛而衰的可歌可泣的悲情史，不仅充分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批判，而且，还更广泛地进行了哲学的、史学的、社会学的、宗教学以及人性学等等的深刻思考，特别是还有对伊斯兰教、佛教的发展和教义的理性阐释以及从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的角度对西夏古国的宏观考察和对“西夏之谜”的纵向深度解读。小说竟能把理论阐释和生动故事巧妙结合，写得如此豪迈大气、悲伤壮观、令人摧心裂肺，沉思不已，实在难能可贵。无独有偶，英国陈平的《七宝楼台》，也可算是一部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佳作。它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一直写到新世纪纽约的“9.11”大爆炸。主人公乔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目睹了这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她又是一个古陶瓷的鉴赏家，从国际拍卖活动中又亲身经历了中国传统古陶瓷珍宝从走失到复归的全过程。作品将中国古陶瓷的变迁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交织在一起，小小晶莹的古陶瓷透视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苦难和曲折，演绎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揭示出了作为中国人的人性变异史、忏悔录。 新世纪新移民小说在题材开拓方面，还必须提到余曦的《安大略湖畔》和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这两部长篇，可称之为《姐妹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终于走出了“输出的伤痕文学”的窠臼，把视线转向了北美的主流社会，写北美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的逆境中拼搏奋斗的故事。两部小说一个是写在豪华公寓之中与白人物业管理人员的斗争，一个则是写在医院里与死亡病人的家属——市长大人抗争的故事，而且，两部小说都关系到法律诉讼案件，要依照他国的法律来进行抗争。异国他乡的华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天赋人权，与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还学会了运用法律，团结一切正直的人，无论白人、黑人各色人种，终于取得了胜利。这种反映境外他国捍卫华人尊严、正义、公理斗争的作品，在今日的开放时代，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里还有两位别具一格的作家值得提出，那就是历史长篇小说《刀口上的家族》的作者沈宁，《沙捞越的战事》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的作者陈河。沈宁这部小说，是纪念他的外公和母亲的传记小说，是湖北黄岗陶氏家族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悲壮缩影。一个家族悲怆的血泪故事，演绎出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作者立意深远，下笔沉重，历史的沧桑，世事的险恶，冥冥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来。陈河的小说更是奇特无比。如果说，沈宁写的是切肤之痛，字句血泪，那么，陈河写的却是与己无关的海外奇闻。可是，难就难在这事不关己的人和事。《沙捞越的战事》，久远的抗日战争，遥远的沙捞越森林，竟能写得如此的真切、生动，扣人心弦，激动人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在马来亚丛林中的一支英国军队抗日的苦难历程，而其主要书写的是一位华裔情报侦察员周天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出神入化的故事。其中还交织有红色游击队、当地地方武装以及土著依班人的砍头党与日军的错综复杂的而又颇具浪漫情趣的斗争事迹。这是另一类对抗日战争史的精彩诠释，也可以说是为抗日的海外华人树立的一座历史的纪念碑。《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更把视线引向到了遥远的欧洲一个小国阿尔巴尼亚。作者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这个曾经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友好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解构成历史黑白片《宁死不屈》的英雄与今日非法集资，私藏枪支的拘捕犯，黑与白，今与昔，是与非，英雄与犯人，全叠印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可以从多重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解读这一作品的深层蕴涵以及讥讽寓意。 最后，还要提到的就是新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破茧》。作者是一对科技专家黄宗之、朱雪梅。他们在新世纪才迈入文坛，可一气就写下了三个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未遂的疯狂》、《破茧》）。《破茧》是一部极具普遍现实教育意义的以中小学教育为题材的好小说。作者通过两个新移民家庭在美国环境下教育培养子女的艰难曲折的故事，真切生动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矛盾冲突，探讨着当前海内外最广泛关注的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作品深刻之处就在于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不同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是对子女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应如何尊重他的人权，他的尊严，他的自由自主和自信力。只有尊重他，信任他，才能正面引导他帮助他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起来。从这点来看，国内外、中西方都是相通相融的。这就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的作品就是要反映这种人性，这种人性反映得越深刻越广泛，越细致入微，它就越有普世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二 如果说，对历史文化的开拓和掘进，代表着新移民小说在新世纪在客观时空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那么，对人类人性更广泛深入的探幽析微，就是新移民小说在主观上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层挖掘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常说，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这话没错，可并不是人的生物学、生理学、医药学以及心理学等，说透彻一些，应该是人的人性学。科学是探讨客观大自然的奥秘，文学则是探讨人类主观人性的奥秘。小说的功能，小说的职责，小说的优势，就是对人性的揭示和张扬。当然，人性的形成，有其先天基因的根源，但更重要的还有后天的家庭、社会、历史的影响。人性的开掘，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某种生物性、生理性甚至动物性的开掘，应该说，只有将人的生物性、生理性、心理性因素和家庭、社会、历史的影响紧密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才可能将人性开掘的深入透彻，细致入微，使人摒弃兽性的丑恶，张扬人性的光辉，升华人的精神，净化人的灵魂。值得高兴的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还是要从严歌苓的小说说起。她的小说，既有深邃的历史感，又有对底层人民无限深情的关注和热爱。《小姨多鹤》中那小日本多鹤，在特定的环境下，按斤两卖给人家做生育工具，是生母却只能做小姨。她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低三下四，逆来顺受，茹苦含辛几十年，无怨无悔地整日只知去劳动干活，弯腰鞠躬，低头擦地板。 她没有说过几句话，可用那不间断地肢体语言，表露出了她那善良、宽容、宽恕的博大胸怀。朱小环，这位小姨多鹤的主人，张家的大管家，三个孩子的名义生母，一个底层社会可怜的家庭主妇，因日军侵略战乱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而小日本多鹤的到来，更使她本能地视之为仇敌，甚至情敌。然而，她那“几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美德”（严歌苓语），使她又同情着多鹤的悲惨遭遇，再见其刻苦勤奋的劳动，真诚善良的心底，大气的她，毅然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与多鹤成了相濡以沫的亲姐妹。她勇于承担了抚养、呵护三个孩子的责任，还处处关照多鹤，甚至为她担待罪责，避祸消灾。最后，她让多鹤把丈夫接到日本去治病，又让她接走了丫头和大儿子，家中只剩下她一人孤守空房，与年迈眼瞎的家狗黑子相依为命。她还对黑子笑笑说，张家的情意“咱心领了”。这口无遮拦、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的小环，心地是多麽宽广善良啊！它映照出了伟大的人性光辉。 张翎的小说更是具有一种宗教式的博爱和宽容。宽容、宽恕，在博爱的人性之中，是属于高层次的，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它有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心底无私的度量，是人性中最难得最可贵的情操美德。小说《余震》与其说是大地震后的余震，给人世间带来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还不如说，是这场灾难之后，一个背负有惨痛精神创伤的女人的自我救赎的故事。小灯经历了一场心灵深处的大震荡，也可说是一种心底里地震冲击波所形成的深层的人性的余震，她终于理解、谅解、宽容、宽恕了自己的母亲，捐弃了前嫌怨恨，不辞千里来寻找生养自己的母亲。她宽恕了别人，也就救赎了自己。人性中大爱的奇妙也正就在于兹。《雁过藻溪》三代女性悲怆的咏叹调，充满了低沉、幽怨、伤感的气氛，揭示了历史的错误，人性的扭曲和世道的不公。然而，生活的前景仍然是光明有希望的，因为作者寄予了她们深切的同情、宽容和关爱。人性的烛照，会指引她们勇敢向前。这也就是张翎比悲观无望的张爱玲思想境界高远、深刻之处了。 谈到对人性的深层开掘，我们必须要提到近日出版了《玻璃房子》小说集的沙石。他可说是一位个性风格独特的“另类”作家。他不属于那种硬质刚性的大气磅礴，纵横捭阖，黄钟大吕，宏大叙事，也不属于那种轻型软性的琴瑟丝竹幽远之声，纤细优美温婉之语，他独辟蹊径，走的是一条人性探微的心理分析之路。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梦幻的阐释，性心理的解析，作品中甚至有“性欲狂、裸露者、双性人、变性人，还有人兽恋者”。同时，他又传承着中国传统小说的手法，笔下有曹雪芹的遗风，《红楼梦》的技法。就如他的短篇《牌局》，秋生、小青、陈博士、陈太太，四人一桌牌。桌上谈笑风生，什么发明立体扫描仪，什么展示或真或假钻石戒指；桌下也不得平静，搭脚、搓脚，恣意调情。使人联想到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他那牌桌上，唱的是一曲末代贵族的挽歌，而这旧金山的牌局，却是演绎着一幕浪迹天涯的游子百无聊赖、醉生梦死的肥皂剧。白先勇被认为深得曹雪芹的真传，他的《游园惊梦》可称之为《红楼梦》的仿真版，那《牌局》便可说是沙石的现代升级版了。《枣树上落下一只白鹤》可算是沙石集中笔力探寻人性深层奥秘的一部中篇。他那心理分析的手术刀，直接切入到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大海和三婶飞燕）的思想深处。少年大海，情窦初开，“恋母情结”“性爱情结”，抽丝剥茧，有条不紊地慢慢析出，令人叹为观止。而飞燕的心理奥秘，就隐秘得更深。作者是通过有心人大海的侧面的细心敏锐观察，偷觑到飞燕内心深处的“恋弟情结”奥秘。最终，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啊”歌声，才把这奥秘泄露无遗。 在探索人类人性隐藏最深的奥秘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掩饰。其中有被名之曰“个人隐私”的。这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弱点。一个真诚的作家，要超越自己，敢于攀登艺术新的制高点，就必须克服这种弱点，袒露自己的心扉，与读者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里坦诚交流，敢于暴露自己的隐私，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向人民交心，向人民忏悔。这种自省意识，忏悔意识，是作家超越一般低俗作者的弥足珍贵的品德。新世纪以来。新移民作家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欧洲新移民华文作家林湄，她04年出版的洋洋五十万字的《天望》可说是“一曲天人相望的心灵的歌”。她勇于自我剖析，在《天望》中，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以及思想轨迹，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坦诚地检视了自己的婚姻、事业、自我，更严肃和深刻地探讨了女性的现代地位和主体性。最终，她以一种忏悔自省的意识，归依到宗教的“大爱”中来，化解一切苦难，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升华。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葛浩文说，“政治与国家只是一个潜文本，艰辛苦难中的人性，才是本书的核心。”作品成功之处，不在于写苦难，而在于写苦难者的心态。这种毫无隐讳的心态描摹，正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奥秘。她的近作《好儿女花》，仍承继了她一贯的坦诚、纯真、敏感的风格，凭借诗人的才情和语言的犀利，无情地揭露了男权主义者的人性丑恶，勇敢地捍卫了女性的尊严，从另一方面阐释了人性的真正价值。 北美的陈谦和秋尘，也是两位勇于自剖心理的作家。陈谦从《爱在无爱的硅谷》到《特蕾莎的流氓犯》，走的都是一条心理分析的道路。而08年的特蕾莎形象的价值，已从个体的人性自省忏悔，上升到对整个文革时代的人性压抑、摧残的一种反思，显得更为深刻了。秋尘的《春风来又走》，一个经营的二十五年的美好家庭，毁于一旦。丈夫要离异，女儿要出走。妻子几近要自杀。通篇是作为贤妻良母的紫慧的心理独白，自省叩问。终于顿悟出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宽恕。在博爱忏悔的感召下，现出了破镜重圆的曙光。 加拿大的曾晓文，是一位善于剖析人生心灵历程的学者型作家。她的长篇《梦断德克萨斯》写的是一个新移民的“美国梦”的幻灭。辛苦经营八年，正要崭露头角，可突然因“有意雇用、窝藏非法移民”之罪而锒铛入狱。作品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把这种幻灭简单归咎于种族歧视，也没有单纯地问责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主人公舒嘉雯自省自责地寻觅，在炼狱中重新认识自己，她没有失望、消沉，而是再次起步，甘愿做一个永远的寻梦人，探索者。这就是一种人性的张扬，一个不屈的人的可贵的精神。她的新作《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的新移民-蕾，与水手肖恩因共同的寂寞生活而相吸引，可又因不同的文化心理而难以沟通，最终，肖恩病逝，蕾决心去攻读心理学，去救助像肖恩所患的那种“痴迷症”的病人。这里又显现出伟大的人性的光芒。新世纪新移民小说，就是在这人性的光照下，带着沉甸甸的累累硕果，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三 新世纪十年，新移民小说在艺术手法、叙述方式和结构技巧方面日臻成熟的主要表现，就在于把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红楼梦技法和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巧妙有机的结合起来了。严歌苓似乎更偏重中国传统，红楼梦技法，底层民间俗语，可在状物写人上，她更讲究“show，don’ttell”；而张翎习惯于时空交错，海派时尚，在描写记叙之中，又不失中国传统语言的机智灵巧和幽默风趣。 余曦、施雨、陈河凭借新闻报告的深厚功底，在事件纪实，结构故事方面，可谓缜密周全，严丝合缝，环环相连，扣人心弦，颇有西方推理小说的特色，而在精细的场景描述和老辣通俗的民俗语言方面，又得中国古典小说的真传。读这种小说，会叫你爱不释手，一气读完。特别是他们大都选用国际题材，神奇人物，叫你大开眼界，增长知识。陈河尽管离开文坛多年，可一回归就出手不凡，近年来，佳作连篇。2010年初的小说《我是一个小小鸟》，将两件轰动全球的华人学生被杀案件，精巧有机地结构成了一部发人深思的留学生小说，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留学生文学的一大突破。 然而，我总感到，属于这样一类的小说，不少作品好像有些过于重视事件的铺陈，情节的精巧，结局的意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人情人性的深层挖掘。人物呈现出来的大多是平面的浮雕式的而不是立体的富有生命力的真实形象。我以为，新闻与小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你的立意，究竟是反映事件，还是刻画人物。你追求的是新闻的时效性，事件的新奇甚至神秘色彩，还是人物的历史厚重度和思想深刻度。故事情节应该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人物形象可不是故事情节中的道具，用之拿来，不用则弃之如敝屣。我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这似乎也是个通病，而新移民小说，也许是见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未及沉淀，急于表白，见闻多于思考，所以，在这方面，尤以为烈。 还是老作家在这方面显得沉稳、从容。刘荒田以纪实散文为主，可在为数不多的小说之中，他那冷峻、老到、锐利的目光，洞穿世态的炎凉，看透人世的沧桑，以大彻大悟的笔锋，写尽海外华人移民的血泪疾苦，坎坷人生。这里颇有中国传统的傲骨文风。《又见芸娘》表现得舒缓、平静。一位十七岁就嫁人，漂洋过海的贝蒂，在辛劳、困苦、屈辱、隐忍中度过一生。作者寄寓于《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于无声中更沉痛地慨叹着移民们的人性扭曲和命运凄凉。这种联想叠印的结构，又现出西方现代的手法。 比利时的章平，他不仅是位用荒诞、超现实、魔幻的手法来揭示现代人灵魂空虚的诗人，他也是位善于用黑色幽默来写长篇的现代小说家。他的近作《大雪梅克莱镇》，写养父阿肯与生父阿强争夺孩子小顺子的故事。作者这次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非常写实的手法，特别注重人物细节的描写，人情人性写得十分动人。而结局小顺子跟着阿肯消失在雪狼林，雪狼林的神秘梦幻，对雪娘的种种念想，又使小说增添了不少西方浪漫主义色彩。这又是中西融合的成功一例。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新移民小说中，女作家尤其活跃，她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中西合璧，更为生色。这似乎印证了一位女作家的话，“文学应当是我们女性的事业。男性可以去执政，从军，经商，文学与女性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因缘。”（大意）。 加拿大的李彦。她是位学者型作家，而且还是位双语作家。她的长篇《红浮萍》，首先是英语创作，并获1995年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去年在国内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文版，在国内即获得好评。这又是外婆、母亲、女儿三代女性的史诗。作者与一般女性作家的关注点不同，她并没有突出情爱的感情生活，而是切紧那个时代的特色，从政治、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揭示三代女性人生的不同遭际和人性的种种变异。母亲“雯”的“乌托邦”式地痴心追求，女儿“平”的大胆开放，勇往直前，最终告诫人们：历史必将公正，人性必将回归，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必不可辱。这里要提出的是，作品的西方现代小说的复式结构，双向性叙述，时空交错和中国古典小说章回结构，正叙倒叙，对比映照，巧妙结合，使作品更富有张力和凝重。 王瑞芸的《姑父》，是新世纪极为难得的精品小说。作者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倒叙的方式，截取三次见面的片段，大量运用白描的手法，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把一个普通人在特殊年代的无辜的不幸遭遇，写得让人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这也可说是中西结合的现代小说手法的魅力。 书写情爱的感情小说，毕竟还是新移民女性作家的一个主要题材。在这方面，新世纪涌现出来了一大批优秀女作家的佳作精品。这种涉及到海内外的历史变迁，中西文化差异，甚至地域种族习俗不同的新视角、新情爱故事，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使这种小说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值得我们很好研究。 旧金山的吕红，是位很有抱负的作家，她的《美国情人》是一部很有探索精神的另类的情爱小说。它游走于梦幻和现实、国内和海外、东方和西方、情感和哲理、放逐和回归、迷失和寻觅之中，大量运用新感觉派的意识流、蒙太奇、时空闪回穿插的手法，简约、洗练又不乏浪漫想象力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新移民生存状态的困苦艰难和人情人性的复杂变异。这里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写实手法，糅合得天衣无缝，使小说既能符合中国读者的可读性，又能增加作品的包容量和厚重度。 融融“是那种能够被雷雨点燃的女人”，她的小说“有一股火苗的魔力”（瑞琳语）。她大概可以算是写情爱小说的专业户了。从1997年的长篇《素素的美国恋情》，到2005年的长篇《夫妻笔记》，她从情爱写到了性爱。《夫妻笔记》更采用了西方日记体，把各自的日记（笔记）精巧地组合起来，交替的心理独白，深藏的内心隐私，和盘托出，大胆而坦率，直逼中国市井小说老祖宗《金瓶梅》。作者的题旨在于揭示中西文化对性爱的不同的价值观，倡导一种人性的自由。然而，我以为，人性的自由应与尊重他人人权的尊严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有所偏废，不能顾此失彼。 值得关注的是，诗人、作家施玮正在探索着这个问题。她的长篇《红墙白玉兰》，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小说通篇诗歌语言，文情并茂地内心自述，叫修平在十四年前的情人小小、前妻紫烟、妻子王瑛三人之间无所适从，困惑不安。现实与浪漫，真实与梦幻，生存与死亡拷问着他，他终于作出了抉择，去面对现实，尊重他人的处境，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样，修平反而解脱了，自由了。 年纪轻轻的江岚，已是写小说的老手了，也可称之为“情场高手”。《爱情人生》就是她的代表作，09年的长篇新作《合欢牡丹》，更是她写情爱的感情小说的一个新高峰。《合欢牡丹》塑造的玉翎这独一无二、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单纯娴雅而又大胆泼辣，她超凡脱俗，越过了一般的道德是非判断，勇猛地直击人性深处的奥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可以说，也给华文艺术殿堂增添了一幅动人的人物风景画。江岚的现代意识很强，她把西方小说结构手法和人物描绘方式，很自如地与她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营造意境、用词炼句的修养结合起来，使作品精美华丽，多姿多彩。 邵丹的《咸淡人生》，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平淡而又平静。后面高潮突起，终又回到平静。这处理手法既现代派，又传统自然。严歌苓称之为“深水炸弹”。表面平静，而巨大的爆破在水下，直到尾声，冲击力才震撼到水面，激起冲天水柱。之后，慢慢坍塌，开锅的水面渐渐扩散波纹，最终，又回复到平静。人生的咸淡，情爱的离合，人性的异化，生命的轮回，最终还是回归于自然。 这潜在的艺术感染力，真叫人心潮起伏，深思不已。 号称才女的曾宁，她一方面在《白色之恋与红色之爱》等的一系列散文中，崭露了头角，而另一方面在《硅谷女娲》等小说里，也小试了牛刀。《硅谷女娲》可谓是帧艺术精品。画家“我”和模特儿“女娲”轮番做了“第一人称”，把作画过程和“女娲”的悲惨身世，时空切换，尽情抒发。最终，画家在“女娲”的悲情交加之中，找到了灵感，成功地完成了画作，凸显出了一个乡村女性的沧桑感和幻灭感。作者充分发挥了现代小说技巧的功能，又利用了传统小说泼墨式的写意和自然朴实的笔法，使小说意境深远，思想深沉。 回眸十年，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可谓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然而仍有不少问题，并非尽善尽美，。从发展面来看，北美迅猛，欧澳迟缓；从题材来看，还是回顾故国故乡的多，展望异国他乡的少。还有个奇怪现象，这和国内情况一样：历史小说，尽是帝王将相，现代小说，都是社会底层人物。全景式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史诗，如《战争与和平》、《九十三年》，《静静的顿河》仍未能出现。人性的深挖与拓展，还有待于时日，需加大力气。总之，还是任重道远，更需努力。 值得欣慰的是，新移民小说与大陆当代小说一样，其主流仍是继承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写实主义手法和风格，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针砭社会时弊，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感情。上文所列举的那些作家作品，无一不是如此。他们尽管身处异国他乡，正如加拿大的陈浩泉在小说《寻找伊甸园》中说，“个人身处何方并不重要，只要祖国在自己心中。”“心所安处是吾家。原来，伊甸园早在我心中！”林婷婷也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但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老诗人洛夫更说，“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这里，自然就渋及到了新移民作家的文学身份和归属问题。我曾多次表示，应有一个宽大、宽容、宽泛的认识。文学身份不等于国籍，既不是政治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语种的概念，不必太苛求，太刻板。文学是超政治、超国界、超地域、超种族的人性诉求。可以说，所有新移民作家都是愿意认祖归宗，主动投奔中国文学的门下的。应该说，同宗同源同文的兄弟入伙，只会使中国文学更为壮大，更为生色。这实乃祖国文学的一大幸事也！ 公仲南昌大学 注释： [1]《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447页。 [2]《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27日。 [3]《破茧》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4][5]《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26日。 原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原载：《小说评论》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