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台湾)与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话语转型与和谐文化建设”暨第四届海峡两岸华文文学研讨会于2009年3月28-30日在武汉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召开。会议围绕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大陆现当代文学、汉语批评、文论研究的本土化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讨。海峡两岸120余位学者与会，会议收录了印多篇论文。 本次研讨会分为五个专题，第一个专题是港台文学研究。与大陆对文学类型划分不同的是，金荣华将现代文学分为作家文学、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三个类别，进而介绍了由汉族作家、原住民作家组成的台湾作家群体的存在生态，并且重点分析了由汉族故事、原住民故事与族群故事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台湾民间文学主题。李宜涯探讨了在台湾创刊的《真理周刊》其文艺作品所承续的文学形式，以及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利用文艺表达爱国思想的情况。廖卓成认为当代华文儿童文学作家未能深切体会第一人称叙事的丰富内容，由于以偏概全而错失了好的叙事设计，以致作品出现叙事破绽，欠缺说服力。刘秀美认为杜修兰的《默》通过一位无知女性的生命史连结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台湾政治记忆，探讨了书写与悲情历史的遇合样态以及伤痕如何借由书写而得以愈合。 第二个专题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程光炜分析了寓居美国的台湾学者夏济安、李欧梵和王德威是如何在异质环境中重建大学的“教育空间”和“文化场域”，通过重审“晚清”与“五四”，最后使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挪借”成为了可能。钟怡雯副教授认为“马华文学”与“华马文学”两者指涉范畴不同，各有优缺，因此可以并置而非取代。刘惠文认为华文文学批评除了“本土化持守”的应有之义以外，还应该审时度势直面新时期的文学新趋势，及时作出“全球化应对”。张振兴提出在争取世界话语权的努力中，应该把华语和华语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使之和谐统一。谭元亨指出韩素音长篇小说《瑰宝》具有中国情调及西方的韵律与哲理深度，这部小说作为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文学的见证展示了广泛的人性与深层心理，也浸透了文化之根的意识。蒋金运论述了《喜福会》的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问题。 第三个专题是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刘保昌认为在郭沫若的思想空间里老庄的“道”、歌德的“神”和斯宾诺莎的“实体”三者本质上都蕴涵着时空的无限感，这种“相似性”构成了现代泛神论的形成基础。曾阳晴深人分析了叶灵凤《拿撒勒人》中的弥赛亚与超人情结。郑颖以沈从文、汪曾棋、王世襄、张错、董桥的作品为例论述了“文玩书写”的现代意涵。陈大为以《沉沦的圣殿》和《持灯的使者》为对象分析了“文革”地下诗歌的史料建构与编织问题。古远清认为，新时期徐迟呼唤现代派的出现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涉及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该不该容纳现代主义以及可不可能产生现代派等一系列重要的前沿理论问题。魏美玲指出“文革”结束后汪曾棋的《受戒》肯定了人的价值与人性的解放。宋如珊探讨了宗璞对《红豆》的江玫、齐虹、萧素三位大学生形象的塑造，以及这三个人物之间互动关系的设计。 第四个专题是汉语批评研究。李建中认为文体自由在现代批评中遭遇“丢弃”、“守望”两种命运:导了批评文的格，后成了批评文体的现代经典。柳倩月认为倡导汉语批评应该关注各民族共同发展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艺学的历史和现状。张卫东认为汉语诗学的基本工作就是对汉语文学进行抽象的、内部的研究，只有立足于那些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事实，厘清汉语诗性等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汉语诗学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冯黎明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反映了学术的现代性焦虑。高文强认为“中国文论”的建构应该包括以传统文论精神为核心，以现代文论形态为标准两个方面。祁志祥认为由于《周易》在儒家经典中的领袖地位，其微言大义经常被后世美学当作论据加以铺衍，这就使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万志海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发扬光大传统文论人品批评话语。胡家祥指出“气韵”“风格”都是从人物品藻引人文艺理论的范畴，二者最初可以互换使用。昊艳认为重新认识梁启超、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话语转型的复杂性，有利于矫正我们对西方的异质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及其思维模式的认识，建构“复杂性思想”模式。 第五个专题是文论研究的本土化。张荣翼指出，文学想象通过作者个人来实施和完成，但是文学想象其实在深层次上是社会意识和社会无意识的表达。李松从接受情境、路径选择、研究焦点三方面对海峡两岸的文化研究进行了对比考察。章辉教授认为中国后殖民批评误读了后殖民理论，误解了西方人，也抹杀了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既惧且傲的矛盾复杂心理。阎嘉在介绍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理论的生命力在哪里?”的问题。刘绍瑾介绍了王文生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阐释了王文生的《中国美学史》的主要价值。龚举善认为数字媒介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书写的一个宽广平台或技术背影，一旦经受住数字技术与艺术创造之间磨合期的考验，文艺谱系必将迎来交叉融合中的文体新生。 原载：《中国文学年鉴》 原载：《中国文学年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