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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目前处于调整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处于膨胀的时期。它的背景，一是学科本身的历史不长，而研究的队伍十分庞大，使圈内人觉得这个学科十分拥挤，迫切需要拓展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处女地”；二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世俗化思潮，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比较宽松的思想环境又使这种改变不至于受到压制，所以一些学者行动起来，以不同的理由，用不同的方法，通过不同的途径，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调整献计献策。之所以说是学科膨胀，是因为迄今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大多是要求扩大学科的领域，或者增加学科的内容的，比如说要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向前追溯到晚清甚至晚明，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甚至文言作品纳入到现代文学史中来等，以此扩大现代文学的范围和容量。在这些竭力创新的文学史观中，有一种观点较有代表性，它主张把世界华文文学也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甚至认为凡是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哪怕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海外，都应该算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应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观点的提出，看起来有一个世界文学的参照系，显示了我们的世界性眼光和包容万有的气魄，好像写出这样一部包含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使命，一旦完成，将标志着这个学科的重大发展。情况果真如此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写出一部包含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会遭遇什么困难，或者引发什么问题？从技术层面看，这好像只涉及知识的储备。也就是说，编撰一部包含了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需要相应的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充分了解，这对于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这要求他们去关注新的领域，增加知识的积累，扩充知识的谱系。当然，这并非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并不缺少拓展知识领域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困难正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求之不得的：我们正在急于扩大学术的领地，要去了解新的研究对象，不是仅仅多花些时间的事吗？虽然这要付出许多精力，可回报也是诱人的。到头来总会有一些学者熟悉新的研究领域，所以写出一部包含了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似乎并不是办不到的难事。 但问题在于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谱系扩充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的问题。毫无疑问，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很密切的关系。海外华文作家基本上都是20世纪移民到海外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大多集中在东南亚一带，并在当地形成了影响力很大的华人社群。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影响也不小。20世纪末移居海外的华人，则主要集中在北美。海外华人社区，依中国人的传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出版华文书报，发表华文作品，其影响往往超出了华人的圈子，对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些华文作品，反映的虽是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但其中的中国印记也是一目了然的。尤其是上个世纪末移民海外的华裔，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居住国怀着一种文化乡愁抒写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们中的有些人经常来往于中国和居住国，其作品又常常在中国发表，并且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把华人文学作品，尤其是把经常来往于中国和海外、其作品主要发表在中国的这部分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作品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毫无困难，而且顺理成章。这或许正是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要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而且更为重要，即这些华裔作家已经加入了外国的国籍，他们是华人，但已经是外国公民，我们有理由把他们的创作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吗？这不是华裔作家本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会引起争议的国际政治问题。它提醒我们要注意，如果片面地从我们自己的中国立场思考问题，或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一个良好的愿望到头来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历史经验可供参照的。比如新加坡的华人占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三，华语曾是通行的语言。可是新加坡从马来亚独立后，为了强化国家意识，在语言上推行以英语为国家语言的政策。2003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华裔学生的母语成绩不再计入大学入学成绩。此后，华语教育陷入低谷，华文小学出现了几乎零招生的情况。在这一国家主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华人作家经历了从移民文学到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转化。这期间，他们曾经陷入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一部分人的心理危机还较为严重。即使是一般人，也产生过文化认同方面的困惑。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在《众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困境意象》一文中，曾说今天新加坡人几乎人人都发现自己像一只鱼尾狮，夹在东西方之间的“三明治”社会里，成了怪异的动物，也即他们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受英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可是经历了这么一种危机，新加坡华人逐渐认识到了新加坡就是自己的家园，他们必须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获得国家的认同。这反映在文化方面，即是提出了“多元文化中心”和“双重传统”的思想，在承认文化上与中国有联系的同时，确认新加坡华人有自己的国家文化传统，他们以此建构起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创作实践中，新加坡华人作家则开始描写他们在新加坡作为一个公民的人生感受，表达了他们落地生根的观念。这与上个世纪因抗日战争而“路过”新加坡的中国作家，如郁达夫、巴人等人的创作，完全不同，也与早期移民到南洋的华侨文学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作家的作品已不再是华侨文学，而是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把这样的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仅新加坡政府不会赞同，即使新加坡华人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与他们的国家认同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感受相去太远，甚至在情感和观念上是相互冲突的。把它们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会置新加坡华文作家于新的文化认同危机和现实生活的困境之中。 与此类似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二次大战后，马来亚走上了独立建国的道路，华人也开始了从华侨到华裔马来亚籍人的转化过程。由于华人与中国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他们开始时不愿放弃中国国籍，所以在英国殖民当局推行马来亚联邦计划的过程中丧失了与马来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挫折，使马来亚华人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家认同的观念，融入到马来亚社会中去。他们提出，只要落地生根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家园。他们要在马来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寻找立足的基础，所以马华文学也开始淡化与中国文学的联系，转而强调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本土特色。1965年，新马分治，马来西亚确立了自己的建国原则：一是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二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体；三是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四是推行民主政治，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这样的建国原则指导下，马来人用马来语创作的作品构成了国家文学的主体，非马来人（包括华人、印度人、英国人）用马来语写的作品也被称为马来西亚文学，华裔、印度裔、英裔的马来西亚人用自己的母语写的作品则叫移民文学。不同族裔的文学的地位差异，迫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努力从“侨民文学”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转向独立发展的马华文学。虽然期间也经历了重大挫折，但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华文学的影响力提升，又获得了整个华人社会的关注。当然，这时的马华文学已经与中国当代文学完全不同了。年轻的马华作家一出生就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里生活，与中国大陆的社会完全隔绝，他们表现的不是对于中国的想象，而是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马来西亚的感受，就像傅承得在《我的梦》中所写的：“我的梦，就是您/马来西亚。”很显然，这样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同样不能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果纳入进来，难免在世界上给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印象，引起政治上的争议，也可能伤害马来西亚华人的独立性和自尊心。 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影响较大的还有泰华文学、印尼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其中北美华文文学稍为特殊，因为新近移民北美的华人，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移民出去的，有不少人现在都是往来于居住国与中国大陆之间。他们长年游走于海内外文化边缘，写出了漂泊的心绪，也反映了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的生活状态。这其中当然包含了错综复杂的中国文化因素，甚至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生活背景，连他们的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就在中国大陆发表或者出版，但我们同样不能把这些作品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把它们纳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不至于引起把东南亚和泰国、印尼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能引起的那种政治问题，但也未必能被当事者接受。因为这些人毕竟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的国家认同与中国人已经不同，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与父母兄弟姐妹的亲情联系，这种联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这种淡化趋向，其实已经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他们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生存面临问题时所产生的感受和思考。他们对中国的怀恋主要是一种文化乡愁，而其追求的方向则是想融入他们现在所移居的国家，建立起与居住地相联系的文化认同。他们内心也有矛盾，但只是在争取建立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矛盾，这与林语堂等上一代中国人移居美国却不加入美国籍，最终还是要回归中国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现在仍有一部分移居海外的华侨，包括台湾的中国人，没有加入外国国籍，来往于中国与移居地的国家，他们的作品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就像郁达夫在南洋写的许多作品，都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一样。） 我质疑不加区分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说我反对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问题是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来研究它们？这个平台，我认为就是“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可以研究它，但不能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包涵它，因为它无论是国家主体认同和具体的思想情感，都超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范围。 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保持了内在的联系而又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那种独特身份，在于它能以这种独特身份可以为我们提供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如何与外国文化融合，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和经验，在于这些华人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精神，这些构成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为今天的中国人所吸收和借鉴。换言之，了解华文文学的特点和上述价值，有助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当下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位置，认识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及其文化，认识我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也就有助于拓展今天中国作家的世界视野，有助于今天中国文学的发展。这其实是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出发，把它看作是连接中国和世界、连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座桥梁。通过它，我们可以走向世界而又能反观自身，获得了仅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中所不能获得的经验。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要特别注意研究者的立场和身份问题。上述对华文文学及其价值的认定，其实只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大陆学者的想法。我们指望在华文文学中获取华人在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经验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借鉴，这体现了大陆学者的研究目的性，如果换成海外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华裔学者，他也许最强烈地感受到双重身份的焦虑，他对居住国的当下生存经验的关注和思考，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等等，所以他未必会认同上述的研究目的，他的想法甚至可能会与此完全两样。所以华文文学研究中注定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不是在统一的国家认同的思想框架内对华文文学的某一部具体作品或某种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上的分歧，而是基于研究者主体的价值取向不同、动机差异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归根到底这是由不同的身份认同和研究理念造成的。面对这种差异，我们只能采取和而不同的原则，即承认我们的研究只是从我们的主体立场出发的，而任何主体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世界又是由不同的主体构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理念作为标准强加给世界各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认为我们可以承包华文文学研究，可以替世界各地的华人写出他们的华文文学史。世界各地的华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华文文学史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学理念，表达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反映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思考他们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通过对话，可以达到相互的理解。这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正常关系。确立起这样的关系，世界各地不同国籍的中国人，方才可以从中受益无穷。 【陈国恩 武汉大学文学院邮编430072】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10年第1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