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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底层写作”，真实记录社会变革，贴近地气，贴近民间，充盈着淋漓之气 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常常用自己的梦装饰别人的梦——何真宗金茂大厦第1876块玻璃是我安装/卢浦大桥第3216根钢筋是我绑扎/苏州河边第121个垃圾桶是我清理/希望是高楼在黄浦江中飘动的倒影——陈忠村 我要在爱中劳动中流完我的汗和血/成为真正的泥土，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白连春 我从乡村搬出腊肉，大米，四川方言到城市/我又从城市搬回时装，港币，半生不熟的白话到乡村/这是一项多么徒劳又乐此不疲的搬迁——谢湘南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郑小琼 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许强 ■据打工诗人许强统计，目前国内从事文学写作的打工者约有两三万人，可称为作家的有千人。他说，“打工诗人”有几个特点：有一定学历；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房子；跳槽三次以上；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 ■在城市的边缘，在繁华的背面，这些打工者以人道的视角亲身参与并反观“被城市化”的进程，用笔写出挣扎、彷徨，喊出心底的愿望、呼唤。他们的创作，也许略显直白稚嫩，也许语言不够“艺术”，但那都是饱蘸着汗水和泪水，发自心灵的真实声音。 这些掷地有声的诗句，来自一个有些特殊的创作群体——“打工诗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华大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打工潮，北漂、南下、沪移、西部开发……上亿人次的年轻人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在为生存奔波中，追逐梦想、求索希望。 抒情达意的文学，是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副产品。如果说随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打工文学是漂泊中的海浪卷起的浪花，那么打工诗歌就是风头浪尖上最醒目的那一朵。 在城市的边缘，在繁华的背面，这些打工者以人道的视角亲身参与并反观这“被城市化”的进程，用笔写出挣扎、彷徨，喊出心底的愿望、呼唤。他们的创作，也许略显直白稚嫩，也许语言不够“艺术”，但那都是饱蘸着汗水和泪水，发自心灵的真实声音。 据打工诗人许强统计，目前国内从事文学写作的打工者约有两三万人，可称为作家的有千人。他说，“打工诗人”有几个特点：有一定学历，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房子，跳槽三次以上，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 2001年，自己就曾是打工者的许强与诗友一起创办了《打工诗人》报，在创刊号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打工诗歌也越发获得主流文学界的关注。去年底，首届“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在深圳揭晓，有“中国第一打工妹”的打工文学写作者安子这样表示：“打工诗歌能启开打工生活中的各种奥秘，揭开打工生活的厚重帷幕，点亮黑夜之中无数双渴求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每片浪花都有一片海洋的故事可以倾诉。我们走近两位分别在东部和南方奋斗的“打工诗人”，他们不尽相同的生活轨迹，展现出漂泊生活的不同侧面。 流水线上飞出的诗篇 诗歌，在很多人看来本该是一种优雅的吟唱，但在南下的“打工妹”郑小琼这里，却更像是一种呐喊。“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这样冷峻的话语，就是出自这位“新生代农民工”诗人之口。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郑小琼是一位并不消沉的乐观女子，然而人们从她的诗歌中，常常能读到苦痛、不满和愤怒。在她的身上，我们更容易看到月亮的影子——“在城市里，她像一缕月光”，这是她诗中常见的一个意象，那是勾人思乡、让人惆怅、黯然神伤的月光。 在外打工9年的郑小琼，一直坚持业余时间写作，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星星》、《天涯》，并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荣誉。前年，在工厂失业的她因出众的写作才能，和另一位农民工作家王十月一起，被广东省作协作为人才引进，落户广州，并谋到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诗歌改变了她的命运。 用诗记录心底疼痛 2001年春节刚过，20出头的郑小琼出现在东莞的火车站，她1米60的身影在肩挑行囊的人潮中有些孤单。来自川东农村的她，怀揣着卫校中专毕业证，一心想早日还清家里供她读书欠下的万元债务。她和姐妹们在月租150元的三平米的铁皮屋住下，开始沿着大街找工作。 初来的前十个月，她有被黑工厂和职介所骗钱的经历，也有过夜晚被治安队盘查暂住证的恐惧。不是因为老板拖欠工资，就是工作太辛苦，她换了十几份工作，有时每个月才拿到两三百元。回忆起这段四处碰壁的日子，她在后来的诗中写道，自己就像一块铁一样坚硬。 第二年，多亏一个五金厂的保安老乡，给了她去工厂面试的机会，才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工零件半成品，月收入能有五六百元。这在当时并不算高，而且绝不轻松。每天早上6：45，她必须得到流水线上，操作机器钻孔、冲压，“一天一个动作重复一万次”，晚上常常要加班到九、十点，只有中午半小时和傍晚一小时可以休息，厕所规定只准去两次，每次五分钟。作业机器是半自动的，需要手工操作，又没有人身保护措施，因此工伤不断，“一两个月就会遇到有人断指”，而她自己也曾被打掉指甲盖。不少工人受伤之后，没有获得一点赔偿，就从视野中黯然消失……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只休息两天，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压得人疲惫而麻木，而工友猝死的传闻从邻近工厂传来，刺激着郑小琼的神经。回到住处，她不愿随工友们一起去逛街消遣，而是待在出租房里，就着昏暗的灯光，用诗记录下心底的“疼痛感”。她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写诗，但自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地摊上看到打工杂志里的诗歌，就发现自己也能写这样的文字。第一首怀乡题材的小诗在《东莞日报》上发表后，她认识了诗人周发星，给她寄来了很多书和资料，指导她诗歌写作，让她的视野开阔了很多。 当时，她每月只舍得花五六十元，生活很清贫——“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业余时间，她和不少学历不高的工友一样，暗下功夫努力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得到的一切书籍，学写诗歌。从没接触过电脑的她，每天中午吃饭时间去工厂边上电脑培训班，学会了打字、用QQ交流。 慢慢地，《黄麻岭》、《人行天桥》等诗作在网上的打工者论坛中引起不小的反响，那直白的语言，粗犷的风格，繁复的形象，都让人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个外表柔弱文静的女子之手。渐渐地，郑小琼的诗飞出了工业区，政府部门为她出版诗集，资助她参加诗会，开始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保持打工的在场感 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是“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者和推动者，他颇为赞赏郑小琼的写作：“她有意无意地把写作与时代连接起来，用文学来承担社会的担当，这是她高出其他诗歌作者的最重要的地方。”他认为，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真实记录了社会变革的历程、反映了庞大打工群体的心声，使当代文学更贴近地气、贴近民间而充盈着淋漓之气。 文艺界朋友和诗友们的帮扶，让郑小琼在诗歌道路上飞快地成长。走出“黄麻岭”来到广州，如今郑小琼的生活已经获得了改善。虽然告别了生产一线，她仍感到与身后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唇齿相依，她会永远记得她和工友们一起付出的血汗。2007年，她的人民文学奖答谢词提到的“4万根断指之痛”深深打动了评委。她拒绝了东莞作家协会的驻会邀请，放弃了可观的收入，理由是要保持打工者的身份，“想保持打工的在场感”。 这些像是在“无边的大海上漂泊”的打工者们，有着各不相同却又轨迹相似的命运。郑小琼坦言，像她这样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例子总是少数，而人们习惯用少数成功者代替沉默的底层。“很多时候，他们被报告、报道等用一个集体的‘们’字代表，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我努力地想把这个‘们’换成个体，还原每个个体的命运。” 关注女工群体境遇 2008年，郑小琼被选为东莞唯一的农民工人大代表，这个曾经不善交流的女工，在人代会上为农民工权益而和企业家代表据理力争。以前在工厂，她体会的是个体的辛酸，现在她则能从宏观的角度来反观自身。“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站在更宏大的角度去关注农民工，不仅看到写作者，还要关注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现在她每周工作日在广州上班，周末则回到东莞的工业区，继续她已进行了六七年的调查——写作一部反映女工群体的诗集。她通过老乡、朋友，和工业区的普通女工接触，甚至跟她们回家看她们相亲、结婚，以此来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和婚恋状况，至今已经采访了上百个案例。 最近认识的一个外出16年的女工，让郑小琼感到格外沉重：她来东莞时儿子8岁，丢在老家让公婆带；4年前，儿子也出来打工；2年前，逐渐变老的女工回老家带孙子去了。郑小琼觉得这仿佛是命运轮回：儿子重复着母亲的命运，打拼这么久，工资很低，更没有落户的机会，只能继续漂泊。“如此数量庞大的母子天涯，夫妻分居，想来令人心酸。我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地迁移。” “高级泥瓦匠”的诗歌梦 在陈忠村这里，我们看到了“打工诗歌”的另一种写法。 70后陈忠村有着双重身份。平时，他是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驻沪的一名技术员，是上海城市建设一线的参与者，从苏州河整治到世博场馆建设，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在文学界，近年来他颇为活跃：出版了7部个人诗集，编选了《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等20余部书刊；他的设计、书画作品在各大展览频频亮相，去年的世博会上，他的美术作品《汉画》系列在荷兰国家馆展出。 这样一位“两栖”发展、事业小有成就的“高级泥瓦匠”，现居浦东三林区的临时住所，是一处由公司租下与同事合住的普通民宅。在他15平米的居室里，摆着一张单人床，床边一整面墙都贴着他喜欢的汉隶字帖。小书架塞得满满当当，多是国内外诗歌书刊，床底下还有3个装书的纸箱，陈放着他早期自费出版的诗集。 在物质上没有太多追求的他，多年来一直执着坚持诗歌创作，被著名诗人洛夫称为“诗的圣徒”。他并不排斥这种漂泊的状态，把自己比作“城市的暂居者”，用诗说话：“上海，我是穿行你体内的外乡人。” 绝望中被李白“救”起 陈忠村出生在皖北萧县孙庄村，他的童年满是在小麦田、玉米地里劳动游戏的记忆，农村的一草一木，后来都成了他诗歌的主题——“你不能走得太远，孙庄/我的血是在你的身体上循环”。80年代的诗歌热潮里，席慕容启蒙这个农村娃的文学细胞，而初中时翻到的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诗歌选》，让他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然而，庄稼人是实在的。90年代初，家里让才上初二的他退学去徐州打工。从水泥匠、电工到油漆工、焊接工，手工活计一样样干过来，可是一个农家娃这么干活能有什么出息呢？他想上学，可是考高中要求有学籍。心灰意冷的他回家躺了两天两夜。巧的是，他在书本里翻到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沉沦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 峰回路转，一个同样被学籍刷下的同乡告诉他，可以去萧县县城学画，将来可以考外地艺校。萧县这个地图上极不显眼的小地方，却是中国国画之乡，“县城里的画廊就像上海的咖啡厅一样多”，出过朱德群、刘开渠这样的大家。他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在城里一边打工一边学画，1993年考进了蚌埠工艺美术学校的室内设计专业。 循着冥冥之中的召唤，陈忠村的人生踏上了另一条轨迹。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分外努力，一边上学一边打工，靠给厂家画广告维生，还曾去过南京等大城市卖画。在衣食无着的那段岁月，顾城那双“黑色的眼睛”、食指“相信未来”的呼唤，都曾给了他坚持的动力，一首首最初的简单的励志诗，从他的笔下流出。 1996年，离毕业还有一年，为了推销自己，他在蚌埠为自己办起了国画展，被安徽水利公司的人事主管看上了。于是，毕业后，分配进公司成为从事建筑业的一名助理施工员，获得了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回忆这段往事，陈忠村深深感到：感谢艺术，是这一技之长，改变了一个农家娃的命运。 最渴望一个固定地址 陈忠村长年从事的建筑行业工作，经常随项目业务而流动，蚌埠、阜阳、合肥、黄山……旅居的生活催生了诗歌的灵感。2000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红信封》在漂泊中诞生了。出版花去2万元，那是他一年的工资。那时蚌埠的房价每平米才1000多元，原本想买80平米的房子，只能买60平米了。可是，为了诗歌而付出，他心甘情愿。 2002年，公司派他来上海工作，他只身来到这个大城市居住，只能在周末乘火车回蚌埠探亲。“那时我住的是公司安排的宿舍，常常搬家，而我又要与外界通信，有一个固定的收信地址是我最渴望的事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工地的角落，碎纸头上的只言片语，汇聚成投向各地诗刊的一首首诗篇。一个个孤身失眠的夜里，他常常怀念起故乡的父母和妻儿，追忆被城市抛在脑后的乡土。他最爱写的题材，一是故乡亲人，二是城市生活，三是爱情感悟——他只写他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城里，移植的大树/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多少/是否像我漂泊却又留恋着故乡”…… 真情实感的流露，换来的是读者由衷的认同。他的两首描写故乡的诗先后入选大学语文课本，还被翻译成英文。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他，在文学圈渐渐闯出了名气。 9年“沪漂”，从基层做到管理层，他在大上海站稳了脚，却坦言并不设想扎下根来。“只要这个城市没有埋过亲人，就没有归宿感。我的根在农村。”上海对他来说，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故乡是我想回又回不去的地方，我是这个城市的暂居者。但是我不厌恶这一点，我的暂居是用心的、投入的。”他要在这短暂的居留中，尽可能地朝着梦想去奋斗。 用血液养活诗歌 在告别了体力劳动之后，陈忠村仍希望做打工诗歌的“精心维护者”。近年，他与许强、罗德远等诗人一道，用业余时间，自费编选出版了多部打工诗歌集、诗刊诗报。“诗歌是我的第二生命，给我遮风挡雨，它为我提供八小时之外的心灵寄托。”诗歌，没有带给他物质上的任何好处，但一次次给予他精神上的动力。他常说：“当艺术(诗歌)养活不了我的血液时，我要用血液反哺艺术(诗歌)。” 他的那些曲折的经历，最终都化作前进的动力。“苦难在你身边印成花纹装饰/水变成云又形成雨在良性循环。”他早年打工时，从工地脚手架上跌下，留下的伤疤还在手上，而他却说，“即使你受伤了，也不应该写这种痛苦，发泄不满，而是应该吸取教训，要写阳光向上的东西。”他认为文学应该给人带来一种积极的张力。“千万不能埋怨生活，那只会更糟糕，而要把不满变成满意，就像你不能因为不认路而不出门一样。”现在，他最想说的话是“感谢”：感谢上海对外乡人的包容，让一个外来者有了展示自己的公平的舞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记者问。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很满意。我一读诗歌就很幸福，让我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爬不上的山。”在那首描述初来上海居无定所状态的诗歌《一个家常搬着》的最后，有一个美丽的意象：他说，他居无定所，却像是“在太阳的胡须里穿行”。 他的诗歌，和他明亮的额头一样，令人感到很阳光。 原载：2011年05月25日10:50 文汇报 原载：2011年05月25日10:50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