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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文坛泰斗巴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叙述一位受五四新文化思潮鼓舞，欲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在与旧势力搏杀中走向毁灭的过程； 80多年后，一部描写新生资本权贵张文军如何在权力温床中滋生，然后走向疯狂和毁灭之过程的长篇小说又在上海问世，这就是姜卫红的新作《谜之城》。 我们当然不宜将这两部作品进行简单比较，但这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却彼此有着相似的命运：两个人的大背景，都是处于转折的大裂变时代；两个人又都主动投身于社会裂变的浪潮，但却未能把握好命运的方向，最后都被裂变的大潮所吞没：杜大心化为刊于小报角落的一则社会新闻，张文军获得的则是一抔黄土。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进行的伟大变革中，由于原有的经济社会秩序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巨变，许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被转型、被重组、被兼并、被破产，由此而造成了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许多原先生存状态相同的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谜之城》给我们展示的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本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转型期中的都市社会图卷，其中有新生的资本权贵张文军，不甘沉沦从乡镇企业走向成功道路的汪秀秀，安于现状甘守平凡的老工人张权生夫妇及姚萍，因下岗而走向贫困后又翻身的蔡琴，以及城市改革开放的新一代张文雨、张文华、雷雯、海彤等。这些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的人，由于他们遭逢或把握了不同的命运，因而每个人都在转型期的社会裂变中沉浮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沉沦、有的逃避……《谜之城》从多个层面写出了这个社会各类人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因此它对这个时代的映像就有了一种厚实和立体感。 小说最大的价值，是较为成功地勾勒了张文军这个形象。关于这个人物，可能会引发读者的不同反响，因为他不是一个“正面”人物，而是一个从平凡到疯狂再走向灭亡的“负面形象”。然而，文学对社会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张文军这个人物的价值，在于能帮助社会去探究为什么旧体制中的小人物能够在时代转折中发生异化裂变。应该说这个人物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张文军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又经历了农村插队的“再教育”，但是，由于他后来进了国有企业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遂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权谋私之路。张文军现象说明，新生的资本权贵不是天生的，只要改革中的权力寻租游戏不受监督，那么不论任何家庭背景、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都会孳生出这种资本权贵，一旦结成关系网，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文学塑造张文军这样的形象，就是给社会发出警示。 《谜之城》的另一个成功的形象，是老工人张权生，亦即张文军的父亲。这是从农村进入都市的“工二代”，也是这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完全不同。张权生正直而无贪欲，对现状始终满足。当他发现儿子成为腐败分子以后，向市长写信举报了儿子。但是，这一举动也让他陷入了苦恼，他彷徨、犹豫，因为他脑子里确实不存在崇高的政治道德，而仅仅是出于小人物本分的天性。所以，这个并不是高、大、全的普通人形象，却注定成为小说中的亮点。他启示我们，改革中既要有叱咤风云的强人，也不应缺失安于守望民族精神的知足者，进而提出了传统道德必须再造的重大命题。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2011年05月30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5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