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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和虹影是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也是在长江母亲的怀抱里喝川江水长大的三峡女儿。尽管她们一个出生在1920年代那战乱与血腥的岁月，一个在1960年代的饥饿与贫穷中呱呱坠地，但她们都是在20岁以后才向长江母亲挥手告别。作为三峡的女儿，她们都有着深深的三峡情结;作为浪迹天涯的游子，她们有着挥之不去的故乡记忆。她们在自己的小说里深情描绘着故乡风情，讲述着家乡故事。 一 台湾与海外书写长江三峡的先行者聂华苓 聂华苓于1926年出生在三峡东大门宜昌，抗战时期随母流浪至三峡中的江南古镇三斗坪(今三峡工程所在地)，1949年随家人前往台湾地区。1960年她写成了自己第一部以三峡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她说:“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了三斗坪的故事吧。”[1]正是基于这种强烈与深沉的三峡情怀，作品中既倾泻着作家对三峡故土的无尽思念，又浓凝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炽热情愫。同时，作家还站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上，通过对抗战时期三斗坪的战乱惨景和三星寨种种悲剧人生的描绘，形象展示了抗战时期民族悲剧在三斗坪的缩影和封建文化所制造的人生悲剧在三星寨的延伸，作品也由此生发出深刻有力的社会政治批判和历史文化批判。这部内蕴丰厚、抒情性极强的小说，充分显示了三峡作家对台湾怀乡文学的开拓性贡献。 在《失去的金铃子》以后，已从中国台湾迁居美国的聂华苓又推出了长篇力作《桑青与桃红》。作品在抗战时的三峡、解放战争时的北平、50年代的台湾地区和60年代的美国这一广阔背景上，展示天真纯美的姑娘桑青被外部环境威压迫害直至精神分裂而成为荡妇桃红的悲剧，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的普世性和历史的纵深感。小说的第一部标题为“瞿塘峡”，并曾以《瞿塘峡历险记》为名在《长江》杂志1980年1月号上单独刊载。在这一部分，作品以“桑青日记”形式展开了对时代悲剧与人生悲剧的描写。桑青随难民沿长江西逃巴蜀，却被困在瞿塘峡口无法进退。循着桑青们的流亡线索，聂华苓再次展开了对长江三峡的深情描绘。于是，峡江激流，两岸峭壁、三峡纤夫、连同黄龙滩、鬼门关、滟滪堆等险滩，巴东、巫山、黛溪等峡中古镇和石板衔、杂货铺、小茶馆、担担面等古镇风情，都一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尽管这部小说第二、三、四部的描写空间已经逸出了长江三峡，但在对长江三峡的描绘上，它与《失去的金铃子》仍堪称交相辉映的双星之作。这部作品被海外评论界称为是华人作家的一流作品，并认为其文学价值将永存于世界文学之林。而世界各地先后用11种文字将其出版，也证明它确实享有相当广泛的世界声誉。 抗战时期，聂华苓先后在重庆十二中和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近八年的重庆生活，使她形成了深深的山城情结，这种山城情结不仅在她的《往事随想——松林坡和牛津》等回忆性散文中有直接表现，并在她出版于1984年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之中有突出表现。这部作品以混血儿莲儿赴美寻亲为线索，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美国、重庆与爱荷华、战争与爱情紧紧连接在一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中美两国人民情谊的动人故事。这部作品中，聂华苓展开了对山城重庆大量的具体描写。嘉陵江、朝天门、沙坪坝、两路口、小龙坎、南山公园、重庆大学等都一一出现在其笔下。 聂华苓的三峡书写是广阔而丰富的。她还描绘了难忘的三峡橘乡。在短篇小说《姗姗，你在哪儿》中，作者借李鑫在台北寻找当年纯情少女姗姗时的回忆，把自己记忆中那充满牧歌情调的三峡橘乡鲜活地展示开来，从而让橘乡风情、巴渝农家、纯情少女共同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三峡橘乡图画。 聂华苓作为一位从三峡走向世界的著名作家，其杰出的文学活动还表现在她为促进海峡两岸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所作的重大贡献上。她与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于1967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成立的“国际作家写作室”，既是沟通海峡两岸作家、中美两国文学联系的桥梁，也是国际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中心。尤其是在海峡两岸文学直接交流尚未开始以前，是她在“国际作家写作室”中举行的“中国周末”活动，最早实现了海峡两岸文学的双向交流。为表彰聂华苓夫妇在促进世界文学交流上的杰出贡献，1977年世界各国270名作家联名推举他们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是现当代时期的三峡籍作家所得到的最广泛的国际性尊敬和最高的世界声誉。 二 在大洋彼岸书写三峡大地的后起之秀虹影 虹影比聂华苓小36岁，她虽然没有像聂华苓那样饱经战乱之苦，但也亲历了1960年代的贫穷与饥饿和“文革”十年的狂热与混乱。这种特定年代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对这位三峡女儿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集小说家、散文家与诗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虹影，在不到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已向中外读者奉献了《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k》(又名《英国情人》)、《阿难》、《女子有行》、《好儿女花》等十多部长篇小说，《纽约的恋人们》、《辣椒式的口红》等多篇(部)中短篇小说，《沉静的老虎》、《鱼教会鱼唱歌》等诗集和其他多种文集。近十多年来，虹影曾获美国纽约《特尔菲卡》杂志评选的“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罗马文学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大奖，被大陆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简报》评为“十大女作家之首”。2002年、2003年被《南方周末》、新浪网评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其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并被选为台湾地区青少年自选教材。《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YEAP十大好书之一。她的作品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2009年，虹影还被家乡的父老乡亲公推为重庆形象代言人。 尽管虹影小说题材广泛、跨越中西，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书写巴渝人家和三峡大地的，影响最大的是《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和《好儿女花》。 出版于1997年的《饥饿的女儿》是虹影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其核心内容是书写特定时代巴渝大地女性的苦难，这是虹影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以“我”18岁的生日为切入点，让回忆自然牵引出“我”一家在“文革”前后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在“我”的记忆中，从“我”一出生开始，相伴而行的就一直是贫穷、饥饿、孤独、屈辱和痛苦。六个儿女需要活着和父亲的受伤致残，使母亲一人不堪重负;特殊的私生子身份，又使“我”和母亲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与1980年代曾经流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不同，这是一种鲜活而真实的个人记忆，也是对历史尤其是对“草民”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一般来说，从个人的角度描写的历史，由于是切身体验，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认同作者的喜怒哀乐，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正是这样一部将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史，活生生地凸现给读者的作品。”[2]刘再复也说:“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作者不仅抒写了苦难现象，而且写了苦难重压下人的心理变态”。“虹影写了自己体验过的一段历史，可说是真切又深切”[3]。 2009年出版的《好儿女花》也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在本书封面明确标示这是《饥饿的女儿》的续篇。小说一开篇就将丧母之痛撒满全篇。接下来又以母亲丧事为磁场，集聚起母亲的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左邻右舍和亲友旧交，然后从容展开对母亲和她的诸多亲友的一一回忆和叙述。在追忆母亲和逐步揭开家族苦痛历史的同时，虹影还在为母奔丧与治丧的线索里，夹叙了自己的私生女身份，以后的浪迹四方，在国际文坛的声名鹊起与美好婚恋的变故等个人生活经历。这种对自我形象真实而大胆的书写，使作品在母亲形象之外给读者更多的联想和思考。虹影曾说这本书既是写给母亲的，同时也是写给自己的儿女的。在出版《饥饿的女儿》时，她在扉页上的题辞是“献给母亲”，而在出版《好儿女花》时，她在扉页上的题辞却是“给我的女儿SYBIL”[4]。这是母亲意识在虹影身上的强劲呈现，也是母亲精神在她身上的薪火相传。本书名曰“好儿女花”，这“好儿女花”也称“指甲花”或“小桃红”，虹影母亲的小名就叫“小桃红”，这是一种卑微的易生长且生命力相当顽强的花。虹影以此为书名，不仅因为母亲一生的际遇和个性如同此花，而且表明对独立、坚韧和顽强的个性与理想的尊崇。虹影说:“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记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里的黑暗和爱。”“母亲是盐，对母亲不在这个世界上后，我感受到这点。”[5] 2003年，虹影出版了《孔雀的叫喊》。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曾说:“这确实令人吃惊不小。吃惊的不只是因为她惊人的写作速度，同时也是虹影如此面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直接态度。”“这一次，她居然要对国内少有人问津的三峡大坝展开小说叙事，这颇有些令人费解。”[6]事实上，虹影之所以要以小说形式来书写三峡工程，乃是因为三峡大坝的修建引发了虹影的忧虑。她说:“从1992年人大决议建三峡大坝起，我的心就没法平息。我是长江的女儿，我是三峡的女儿。我有个愿望，我想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7] 在作品中，柳瑾在三峡坝区宾馆顶层对坝区的扫描式观察是虹影对三峡工程本身仅有的一次直接描绘。全书的书写重点，是柳瑾的良县之行。随着柳瑾良县之行的展开，《孔雀的叫喊》为我们同时展开了两个视角，其一是柳瑾本人，其二便是亲历了良县五十多年风云变幻的陈阿姨。她们二人的目光一起投向移民正在进行中的三峡库区，陈阿姨心中装有一段柳瑾急于了解的历史。她是柳瑾观测与叙述的对象，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由陈阿姨来叙述的。 随着陈阿姨断断续续的叙述，当年的进军西南，干部南下，建立新政权，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曾经翻卷在良县大地的历史风云也一一在我们面前展开。在这条历史的线索上，既有被柳瑾的父亲即当年的柳专员有意错杀的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也有从东北一直打到川东的陈营长(陈阿姨之夫)和由团政委而改做地方大员的柳专员(柳瑾之父)。陈营长因反对枪毙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而被斥为政治立场不稳和有反党之罪而被开除党籍，削职为民并最终蒙冤而死。柳专员却因此类事件不断立功并节节高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未能逃脱被批斗毒打和最终跳楼自杀的悲剧。而陈阿姨活着，从当年的县武装部长夫人和革命女性到很快沦为一个罪人、一个寡妇和一介草民，她既是良县近六十年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是良县草民历史的浓缩与凝聚。 作品中的柳瑾视角，其实也就是虹影的视角。被这一视角所观察到的，不仅有正在修建中的三峡大坝，就地后靠的移民新城，地方官员的乱用移民经费，奢侈得让人目瞪口呆的珍馐美味等，同时也有移民的困难，移民的意见和移民的“闹事”。除了现实中的这些问题之外，从柳瑾这一视角所看到的，还有像陈阿姨这种蒙冤负屈几十年的三峡草民和像玉通禅师、红莲、陈营长等已被历史的政治风云湮没的冤魂。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指出:“柳瑾和虹影的思考和观察是要捍卫底层的人民……在这小说里，人民在历史中间曾经受过很大的损害，但是现在人民在经济成长中，他还可能再度受伤，所以要保护人民不要受到伤害。这种社会的关怀情怀是非常可贵的。”[8] 《孔雀的叫喊》就这样以两个女性的视角共同推进着一个发生在三峡大地之上的“草民”的故事。那么虹影为什么要将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孔雀的叫喊”呢?其原因“一个是书里的意义———三峡的古文化里有孔雀的形象”[9]，另一个是“孔雀的叫喊其实是三峡发出的声音，三峡原来是非常美丽的，但现在孔雀开屏发出了一种叫喊”[10]。另外，“孔雀的叫喊实际上也是一个记忆的叫喊，关于中国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记忆的叫喊。这个记忆的叫喊，通过《孔雀的叫喊》这个文本终于浮现出来”[11]。有评论家在谈到虹影及其《孔雀的叫喊》时也认为，虹影“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她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孔雀的叫喊》中充满对历史的苦难的记忆，和对现实的深切忧患，因为这些的确在作者的关注之中，或者为她所不能忘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姿态。然而另一方面，她的立足点又总是在普通人那儿，在小人物那儿，她的忧国忧民由此深深扎下根来，而不流于虚无缥缈。她总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愿望如何，这种愿望又是怎样难以实现，也许因为她永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2]。 作为从三峡走向世界的海外华文文学名家，聂华苓和虹影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视域，决定了她们小说的题材领域必然是相当广阔的，但是，综观这两位三峡女儿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其最为持久、最有特色、最具影响，也是最为成功的，还是她们那些书写与自我经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聂华苓往往是借书写故乡寄寓自己的思乡之情、漂泊之苦和盼归之心。她所书写的三峡，往往散发着战争年代的硝烟与血腥，展示着三峡乡民在特定年代和特定环境中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困境。虹影作为19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之一，往往是在视野更加开阔的他乡明月之下，以她特有的真实、直率与坦诚以及她爱用的自传体形式，追忆着她难以忘怀的家乡和亲人及曾经亲历过的岁月与苦难。同时，两人又是一脉相系的，虹影对聂华苓的承续，不仅有出色的三峡书写和深深的三峡情结，更有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和哀民生多艰的悲悯情怀。两代三峡女作家所共同展开的，正是从抗战时期直到当今的三峡历史画卷和久远丰厚的文化积淀。 注释: [1]聂华苓:《苓子是我吗》，《失去的金铃子·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第205页。 [2]葛浩文:《Howart Godblat饥饿的女儿——一个使人难以安枕的故事》，台湾《联合报》2005年8月28日。 [3]刘再复:《虹影:双重饥饿的女儿》，《饥饿的女儿·序》，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4]虹影:《好儿女花·题辞》，《好女儿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虹影:《好儿女花·写在前面》，《好女儿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陈晓明:《无法穿越的“现代性‘之坝’”》，《孔雀的叫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7]虹影:《我到三峡走亲戚》，《孔雀的叫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8][9][10][11]张颐武:《猜一猜，孔雀为什么叫喊》，《孔雀的叫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第207页，第207页，第207页。 [12]止庵:《一本好看的书》，《孔雀的叫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大陆迁台作家与台湾当代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yy13;四川省社科联项目“四川现代作家成长研究与当代四川文化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C10E013，并得到西华大学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项目资助。) 原载：《当代文坛》2011．5 原载：《当代文坛》20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