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金山》创作谈 江少川:2009年对你是不平常的一年,你的《余震》被搬上银幕,《金山》出版以后,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又获2009年第六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在大学生中也引起热烈反响,这部长篇可以看作你创作里程中的一座新的界碑。请你谈谈触发你创作《金山》有哪些因素?是什么触动了你的灵感?有更深层的动因吗? 张 翎:是的,对我来说,《金山》是我的巅峰。目前的巅峰,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这座山我是否还能够爬过去,我不知道。但我会努力。这部书耗费了我内心多年积攒的所有创作能量,在完稿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与我先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山》并非心血来潮之作。《金山》的最初一丝灵感,其实萌动在二十多年前。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丝灵感在岁月的土壤里埋藏潜伏如此之久,才最终破土长出第一片绿叶。那是在1986年的夏天,我离开北京城,踏上了加拿大的留学之旅。9月的一个下午,青天如洗,树叶色彩斑斓,同学开着一辆轰隆作响的破车,带我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许多年后回想起那次郊游,烙在我脑子里的鲜明印记,竟不是关于秋景的。那天行到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无聊赖之中,我开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动起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我拨开没膝的野草,有些费劲地认出了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虽然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19世纪的后半叶和20世纪初———他们死的时候都还年轻。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航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疑惑一个又一个地浮涌上来。被秋阳熨拂得十分妥贴平整的心情,突然间生出了一些皱褶。 江少川:也就是说,当时你没有及时动手写这部作品,为什么这部小说20年后才完成,据我的了解,你酝酿或完成一部作品的时间一般都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为什么? 张 翎:我对自己说,我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本关于这些在墓碑底下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的书。我被这种感觉又追了两年。我对这个题材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动,恨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项扒人一层皮的巨大工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精力上,几乎都不是我这个作为听力康复医师的兼职作家能够驾驭的。这本书和现代都市小说的书写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里,而且它牵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难从现代生活里简单地找到依据。必须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脚实实地踩在地上,把心静静地放在腔子里,把头稳稳地缩在脖子中,准备着久久不啃一声地做足案头研究———极有可能会在这样长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坛彻底忘却。 江少川:你觉得这是一个浩瀚巨大的工程,没有充分、周密而精心的准备,是很难动笔的。张 翎:是的,我被这个前景吓住了,于是便把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往后推了又推。在这中间,我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和《雁过藻溪》、《余震》等几部中短篇小说,并获得了一系列的文学奖。可是,那些墓碑下锦衣里的灵魂,在我每一部小说完成之后的短暂歇息空档里,在我端着奖杯的脚步开始有了云里雾里的感觉时,一次又一次地猝然出手,把我的安宁撕搅得千疮百孔。终于有一天,我迈出了研究考察之旅的第一步,为写这样的题材着手做准备。 江少川:《金山》是一部底层移民家族小说,时间的跨度有150多年,空间涉及到中国与加拿大,尤其是写先侨历史生活的部分,难在历史之实、历史之真,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张 翎:在这样一段尘封多年且被人遮掩涂抹过的历史里寻找突破口,如同在坚硬的岩石表层凿开一个洞眼般困难。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修筑太平洋铁路这样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壮烈肉搏,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然而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书籍查考。除了数次去广东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 江少川:除了历史之实之外,还有想象之虚,优秀的家族小说都是二者完美的结合,《金山》中的人物是如何构思、设计,最后完成的呢?比如金山客形象的塑造? 张 翎:如《金山》中方得法的构思,是受到一张照片的启发。记得有一天我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一张抵埠华人的合影。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在维多利亚市的轮船码头,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末。这样的照片在我手头有很多张,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摄像人的名字,只有一些后人加上去的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文字说明。可是这张照片却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我注意到在众多神情疲惫的过埠客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青人。这副眼镜如引信,瞬间点燃了我的灵感,想象力如炸药爆响,飞出了灿烂的火星。那个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说主人公方得法,就在即将出世的那一刻里改变了他的属性。除了坚忍刚烈忠义这些预定的人物特质之外,我决定剥除他的无知,赋予他知识,或者说,赋予他对知识的向往。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土和他乡时,那会是何等一种的苍痍。 我看到那张戴眼镜的青年的照片,就想这个人多少是有点知识的。忽然就有一种灵感,我想不应该把方得法写成完全无知的。因为完全无知的人,看世界的眼光,他的眼睛还是没有被打开的,对世界的感知是迷茫的、懵懂的。但方得法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拨开懵懂的状态。《金山》里他是初识文字的,当然也不是有很多知识。我觉得用这样的眼光看境遇的时候,会比别的劳工有更多的敏锐在里面。我想拨开懵懂的迷纱,用知识的眼光,或者说对知识有向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际遇时,就会有更多的刺痛感。他后来跟六指的相识、相遇、相爱也是一样,两个人其实对知识、文明、进步多少是有向往的。这是他们相爱的基础之一。 江少川:《金山》中的碉楼以写女眷为主,,是什么触发了你写金山客的女人们的灵感呢? 张 翎:如果说墓碑使我萌生了书写金山客生活的灵感,那么赴广东开平考察时那件在碉楼里发现的夹袄,便是让我产生挖掘金山客的女人们的生活的第一丝灵感。金山漂流的故事是一种震撼,留守碉楼的故事是另一种震撼。漂流和留守构成了小说《金山》的两个侧面,缺失了任何一面,这个家族故事就不再完整 江少川:《金山》写的移民家族五代人跨度一百多年,对那段历史中的人物活动史,你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史”的考据,请谈谈你在调查研究中难忘的事。 张 翎:开平去了两次,温哥华、维多利亚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数次,还有各个级别的档案馆。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发生在我第二次去广东开平考察的时候。那阵子我正在煞费苦心地寻找江门五邑大学华侨史专家张国雄教授编着的《开平碉楼与村落田野调查》一书。在马降龙南安村口的一家小客栈里,我们遇上了一位拉客住店的陌生人。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他热心地帮我们开车引路。在他家里我偶然发现了这本百寻不见的书。刹那间我心跳加剧,激动万分。我的同伴给了那位陌生人五十块钱,问他借了这本书,供我们带回暨南大学复印后寄回。那人拿着书,一直踌躇不决,口里喃喃地说这是我们家族的财产,不能轻易给人的。直到同行的友人把身份证复印件交付给他,他才犹犹豫豫地把书交给了我们。等到我们的车开出很久,他依旧站在路边,似有悔意,当然我们第二天就把书寄回给了主人。这本书在我书写《金山》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如何得来的过程至今还会哑然失笑。 江少川:早年华工在北美淘金、修铁路的一段历史,在通常的想象中,应该是一段血泪斗争史,写种族歧视、二元对立、揭竿而起、英勇抗争,然而小说中并没有这样的宏大叙事,你是在写人的命运,更为注重的是些写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普通琐事,或曰写世情,你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你最初构思时是这样的吗? 张 翎:你说到了要害之处,其实最初我是想写一部宏大史诗的,在考察史料的过程中我改变了初衷。开始时我是要在史料中寻找问题的答案的,结果没有找到答案,却意外地找到了故事的火花———许许多多小人物的许许多多件琐事,在枯燥乏味的日期和事件中如星辰跳跃出来,成为闪光点。于是历史被推入背景,人物和故事占据了整个舞台。我没有管“形而上”的东西,尽可能从概念和套路中跳出来,始终专注在人和人物命运上。命运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会较多地探讨这一类的问题,尽可能不要想到金山,金山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正巧在那段历史里发生了两件很大的事情,一个是淘金,一个是修筑太平洋铁路。这两个事情我叫他们是“人和大自然壮烈的肉搏”。在这样的事情下,有一批人被毫无准备地扔到了那片蛮荒之地。这样才使得金山成了人物的背景。对于背景和前景的比较来说,前景始终是比背景重要的。所以我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前景—人和人物的命运上。 江少川:与你以前的小说相比,《金山》的语言似乎有很大变化,这应该与小说的题材有关,也看出你非常自觉的追求,你似乎力图摆脱知识分子叙事的视角,而更注重民间叙事的语言特色,以更贴近底层移民叙事的题材,这方面你是怎样思考的? 张 翎:是的,我对语言风格的选择,主观上是尽量想和人物和场景相吻合。过去的小说主人公居多是知识分子,所以叙述语言多少带了些知识分子惯有的“文艺腔。”《金山》一书是我第一次尝试进入非知识分子的劳工阶层,所以努力设法改变叙述语言,让其带上草根痕迹。我把自己从台阶上搬下来,放在泥泞的土地上,用一种平视的角度来看着我的人物从我面前走过。 江少川:如果不去加拿大,你能写出《金山》这样的长篇吗? 张 翎:母国从前束缚因素没有了,作家的视野是全新的。以《金山》为例,早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我了解了华工历史的一个侧面。多年在北美的生活经历以及为《金山》所作的英文资料的考察,又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跳出自己的舒适感受,强迫自己从固有的认知结构中开拓出一个缺口的痛苦过程。但是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之后,我发觉《金山》的故事变得象多棱镜一样地立体起来了。多重视角具备不排他的包容性,它使叙述丰满。 二、创作经历谈 江少川:如你所说,你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此时你到国外已多年。应当说,是长篇《望月》发表后,使你重新找到了自信与决心。就从《望月》说起吧,请你说说写作《望月》的经过。 张 翎:是的,我是出国十年以后,才动笔写这个长篇的。这之前,在停笔十多年后, 1994年我创作了中篇《丁香街》,这是我到加拿大后写作的第一个中篇,在安徽的《清明》杂志发表。《望月》是1996年开始构思的。1997年我创作了长篇《望月》(海外用的是《上海小姐》的书名)。这本书写得特别快,用了一年时间。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望月》的基调是哀婉,写的是一个关于多伦多和上海的故事。它围绕孙氏三姐妹的命运,以及几位留学生的际遇与感情纠葛,以上海、台湾、多伦多、纽约为场景,展现了人在他乡和故乡之间的边缘状态以及对故土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结。 这中间,我还经历了一次劫难。我以为这是我最后一本书了。因为那时医生诊断我患了黑色素瘤、恶性,我做了几次大手术,我以为我要停笔了。医生说,我只能活五年,但我已过了十四年了。 江少川:《交错的彼岸》与《望月》相比较,有何不同? 张 翎:我的第二个长篇写了两年, 1999年开始酝酿动笔, 2001年完成,中间发表了几个中篇。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部长篇更有代表性。与《望月》不同,它写两个家族的身世。一条线写中国南方的金氏家族的历史,另一条线写美国加州酿酒业大亨汉福雷家族的故事。情节纵及七十年,横贯两大洲。它借着加拿大新闻记者马姬的叙述,将故事的的两条主线———中国和美国的两个家族,在纷繁的历史背景交错下衔接起来。通过两个家族年轻一代跨越太平洋的探索脚踪,反映出人类对完美精神家园的追寻探索是超越种族时空界限的。 江少川: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更加恢宏,时空视野更加开阔。它所要表现的是东西方的双向寻找、或者说,寻求是双向的。 张 翎:是这样的。小说以寻找为基调。寻找是双向的,东方人到西方去寻求,洋人到中国去寻找,不同的民族到陌生世界去寻求不同的精神价值。 江少川:2004年你的第三部长篇又问世了,从时间上看,距离也只有两三年,足见你写作的勤奋与执着。这部长篇是在继续《交错的彼岸》的追寻与意旨吗? 张 翎:可以这么说。前面我说到双向寻求,《邮购新娘》就是这种双向寻求的探讨与延伸。我想在这种寻求中表现人性。《邮购新娘》是一本关于历史和女人的书。我在后记中的说过:人物各样的遭遇不能不被推入极致。极致的残酷里就出现了人性的拷打,拷打中催生了小说的凄婉。我喜欢这样的极致,极致是两端的极限的延伸,一端是飞翔的翅膀,一端是落地的双足。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 江少川:有人用“私人化”的话语来概括女性创作,你作为女作家,对此有何看法? 张 翎:有的女作家喜欢“私人化”的话语,写个人多一些,或者融进了相当的个人的影子。但不都是这样,我更愿意离个人远一点。有些文学理论过于注重个人生活和文学的关系,而忽略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不可能称为优秀作家。当然,生活积累也很重要,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在积累。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强大的想象力。 江少川:你为什么不用英文写作? 张 翎:英文是达意的语言,中文是传神的语言。用达意的语言,而不用传神的语言来讲故事,我感觉兴奋不起来。 江少川:莫言这样说到你的《交错的彼岸》: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我想这也是张翎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和她的小说的价值。你的创作正处于上升的态势,你对未来的创作是如何思考的呢? 张 翎:我保持审美主题,人类择水而住,我从一个小地方温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加拿大,肉体离故乡越来越远,精神离故乡越来越近。我主要表现的是人类的共性,而不是表现文化冲突、文化冲撞。 三、新移民文学谈 江少川:作为新移民,在谈移民文学之前,请你先谈谈对移民的理解。 张 翎:移民是一个把人从熟悉的社会语言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片完全陌生土壤中的过程。虽然国际大环境与从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移民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但是适应过程中的疼痛却是如一的。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加拿大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时,不要忘记这个氛围不是在一天之内营造而成的。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先侨苦力们,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他们的脚,为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一条多元文化并存的路,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们行走在毕生的黑暗中,却为后来人带来了光明。重温历史可以使人懂得缅怀,催人奋进。 江少川:移居海外多年,你始终坚持用华文创作,创作的题材离不开故国乡土。你认为,移居海外而写中国故事,这种学界称之为的“离散”、“疏离”,或者说这种双重边缘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契机?注入了什么新的因子? 张 翎:在两个大陆之间游走的好处是多了一双眼睛,打开了一些原本不及的视野;多了一段审美距离,少一些“人在此山中”的迷惑。然而两地生活也让我失去了一种和土地结结实实接触的鲜活底气。我想,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有得必有失。 江少川:不少移民作家谈到:在海外坚持文学写作,寂寞而艰苦,经济收益有限,移居国的读者也少,而你们却孜孜不倦,乐此不彼,是什么信念支持你坚持文学写作,尤其是用华文创作? 张 翎:我把我的专业工作看成是走路的脚,而把写作看成是飞翔的翅膀。一个人不能永久地行走,这样身体将极度疲乏。一个人也不能长久地飞翔,这样精神将会陷入极度的孤独。业余写作使我可以进入有时行走有时飞翔的生活状态。开始时,业余写作是一种无奈。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业余写作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选择。卸下维生的重担后,写作才可以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 江少川:你到加拿大已24年,你最喜欢的西方作家有哪几位?最爱阅读他们的哪些作品?你认为西方作家对你的创作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除文学作品外,你还喜欢读哪些书? 张 翎:我的阅读比较杂乱,除了小说之外,回忆录,人物传记,游记,杂谈,诗歌,我都读,因此我很难挑出几位影响重大的作家来。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我选过好几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的课,阅读过大量狄更斯、哈代、艾略特等人的原版小说。他们对故事和情节的关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的审美偏好。至今我对缺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纯实验性小说兴趣不大。我对情节和细节的关注,远远超出我对叙述方式的关注。 江少川:请你谈谈你的阅读习惯?你如何处理写作与阅读的关系? 张 翎:阅读是多年来的习惯,这些年繁忙的生活轨迹,使得用大段时间阅读成为了奢侈,但是我的包里任何时候都带着一本书。在等车等就餐位置等咖啡等待睡意的一切细小空隙里,我都争取看几页书。我的阅读偏好并不功利,我只读我认为吸引我的书。阅读对我的写作起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作家不可能用《求医不如求己》《股市指南》之类的工具书来指导写作灵感。近年来我读的比较多的是现当代外国作家的作品———另一种生活经历,另一种视野对我始终具有吸引力。 江少川:你的职业是医师,而你的志向是写作,这矛盾吗?你如何处理、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呢?能谈谈你的医师工作吗? 张 翎:在北美,行业分工很细。我的专业是为患有听力障碍(失聪)的病人服务。先要诊断他们的失聪是否由疾病引起(如脑瘤,中耳炎症,外耳畸形等),然后再决定是否转给五官科医生做药物手术性治疗,或留下来进行听力康复(如配戴助听器等)。在北美助听器是需要处方的,而这个处方只能由听力康复师开。病人称呼我们为audiologist(听力康复师)。我已经做了十六年的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除了带给我一份稳固的收入之外,也为我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让我触摸到了各个族裔的文化脉搏。从今年年初起,我把工作时间减到了一周四天。 江少川:你如何处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写作之外,你有哪些兴趣爱好? 张 翎:工作之余,我花在阅读的时间上远比写作多。我抓紧一切时机看书,我的包里永远带着一本书,在等车,等饭,等咖啡凉下来,排队上厕所等一切空隙里见缝插针地读上几页。我也非常喜欢旅游。一年里,除了个人假期之外,有时也借助专业进修开会的机会,在外面走走。此外,种花养草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家后院有个大花园,夏天打理花草是放松身心的一个好方法。 江少川:请你谈谈对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的看法?你喜欢哪些海外作家的作品? 张 翎:文学是否冠以海外,并非重要。那只是地域不同罢了。严歌苓的《草鞋权贵》、虹影的一些作品与海外没有关系。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创作过程。地域性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概括起来相当难。我的创作纯粹是个人的。 严歌苓、陈河的小说很不错,他们关注较大事物的视野,这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李彦的《红浮萍》也是不错的,有历史视野,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 江少川:你下一步的创作,有何打算与计划? 张 翎:未来几年的生活充满无法预知的变数,但是有一点是持续不变的,那就是: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读书,从容写作,认真生活。继续、安静地持续我的文字叙述,也期待着未来的日子里,我还能继续给海外华文文坛带来一些惊讶。刚刚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阿喜上学》,是写一位被卖到温哥华的十四岁中国女孩,在肤色性别年龄的三重压力之下,勇敢地迈进英式公立教育制度的故事。完成金山人物系列故事之后,下一步可能会写一部远征军的长篇小说。 江少川:我期望你的新作问世,期望你有新的超越。 张 翎:谢谢! 作者简介: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专业主任。研究方向: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原载：《世界文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原载：《世界文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