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北京女高师的四公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庐隐的情景。一九一九年的深秋，风呼呼地刮着，黄沙卷起地上枯黄的落叶，西单石驸马大街红楼两扇高大铁门敞得开开的。九月一日学校开学了，我从家里将书籍行李搬进校门，迎面碰上了王世瑛，她奔过来笑咪咪紧握我的手，大声说： “不是五四运动我们今天还得从边门走，还得向学监交出入通知簿，还得穿硬板板草绿色布制服。笼中小鸟飞出来了！出了一口气，真痛快，你开心吗” “开心，开心，我们飞吧！飞吧！”我高举两只胳膊跳着。 我们一边说，一边将行李背在肩上，沿着中间雨道一直穿出去。 “过去这条雨道老是关闭着，现在通行无阻，飞啊，飞啊！我跑着说。 到了寝室，看见陈定秀正在铺床，对同学们说“这次我回苏州，听人家说‘北京女高师校长方还被教育部免职后，马上回苏州老家。’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干，他造谣说‘一个女学生烫头发，不慎火烧伤了头，出事故，引咎辞职。’”引得同房间的几位同学都笑不可仰。陶玄说： “别笑了，新校长毛邦伟今天十时到校，在大礼堂和我们见面、讲话。九时我班举行新旧同学见面礼，快铺床吧，有三位新同学来插班、作旁听生，大家介绍介绍。”她说着便走出了寝室，我们也陆陆续续连走带跑地奔上教室。 我校原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国文专修科。我于一九一七年考入该科肄业。当时北大、北高师、清华、燕京等校都不招女生。一九一九年教育部将我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将我级国文专修科改为国文部，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女子高等学府。“五四”运动把这座学府搅得天翻地覆。从五月开始，学校罢课，我们整天开会、游行、演讲、印传单、办刊物、宣传罢市罢工、驱逐阻挠运动的校长，忙得不亦乐乎。长期禁锢在红楼铁门里出入不能自由的女学生，才初步接触社会，过着“人”的生活。 红楼共有四排房，第一排是校长、教务长、各部门职员的办公室。第二排是教室。国文部的教室在楼上左边的第一间。开学那天，当我们走进教室，同学都坐齐了。铛、铛、铛，九时大钟响了，班长走上讲台，大声喊“别讲话了，欢迎三位新来的同学。”教室顿时鸦雀无声。三位新同学中舒畹荪、苏梅（雪林）首先作了简要的自我介绍，接着，庐隐也站起来了，微笑地说 “我叫黄英，福州人，二十一岁。我是新生，也是老生，原是本校前身初级师范毕业的。教了两年书，增加了一些见识。没什么可说，完了。”她的发言，立刻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她身材短小，面容黄瘦，使我不禁产生一种莫名的“身世飘零”之感。 几天住下来，经过同学们的互相介绍，比前更加熟悉了。她特别喜欢接近我，拉着我的手说“你最小，最天真！我最喜欢天真。天真，最可贵啊！哈、哈！上帝！”我欣赏她为人爽朗，对友诚恳。作文一气呵成，不加藻饰，字迹遒劲，确有才华。古人以才力超人训“英”，她可能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从此，我也主动地找她请教或闲谈。她好代同学抱不平，自名“亚洲侠少”，特别对同学中有恋爱婚姻问题者，必挺身相助，故被同学所敬重。 我级同学约四十人，年龄相距甚远，长者已四十余岁，次者三十余岁，有的已经抱孙。庐隐、世瑛、定秀和我四人年龄相仿，她们三人都是一八九九年生，二十一岁，我十九岁。陈定秀是苏州人，我们三人都是福州同乡。有抱负，有志气，有毅力，这是四人相同的，所以很快就成了好友。庐隐说： “我们四人不但志同道合，而且都懂得人生真谛。我们四个人就象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他有狡兔三窟。我的三窟是教师、作家、主妇。”从此，我们四人无论是上课、自修、寝食、外出，都形影不离。又自制一套衣裙，上面是浅灰布的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的中间横镶一道二寸宽的彩色锻花边。每逢假日便穿它到中央公园或北海、陶然亭等地去玩。不仅班上的同学叫我们为“四公子”，就连他校的人也这样称呼我们。后来庐隐写的短篇小说《海滨故人》，其中的故人，主要是四公子。 二《隐娘小传》 庐隐说的“人生真谛”，主要指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恋爱至上，婚姻自由。所谓抱负，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狭隘，只想学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不甘心寄人篱下，靠丈夫吃饭。但在当时来说，是知识界妇女共同追求的愿望。对于国家的命运如何挽狂澜于既倒，虽然也随着“五四”的新潮加以考虑；但在感情上，注意得很不够。总想靠自己奋斗努力，满足这些愿望。庐隐的写作动机、写作题材，多从这种思想散发出来的。 有一天饭后，我和庐隐到操场散步聊天，谈到冯淑兰（沅君）家已代她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订了婚，正在嗟叹不已的时候，庐隐忽然告诉我“我也订婚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停步不前，呆住了，不禁问“你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是你看中的吗” “他名林鸿俊，我姨母的亲戚，和我们都住在舅舅家西斜街，现在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读书。他喜欢看小说，我们是同好。我将咱们恋爱的经过写成短篇小说—《隐娘小传》。”我更加惊讶地问“你已经会写小说了，真佩服！我想拜读拜读。”她点点头“不必与外人道呀！”晚上，我们趁同学还没上楼就寝的时候，庐隐从她的床底下箱子里拿出《隐娘小传》的手稿。这部手稿，约半寸来厚，用直红格的毛边纸写成，我把它藏在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下课铃响了，我悄悄地躲在资料室里，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两遍。吃午饭时，庐隐对我耳语说“这里面写的全是真事。”我从此才了解她初恋的经过。 原来庐隐自幼就不为父母所喜，因为她爱哭，性格倔强。父亲原在湖南长沙当知县，全家都住在那里。庐隐六岁那年，父亲因病死于长沙。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到北京，投奔自己的胞弟，同住在西斜街一幢几个四合院里。那四合院是个杂院，庐隐的姨母和其他的亲戚也住在那里。姨母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妇女，旧社会不要求女子读书，可她总是努力自学，读些《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书，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读书。庐隐的母亲身体虚弱，好静，讨厌庐隐哭闹，就托妹妹管教。庐隐得到读书的机会，加上聪敏警悟，比别的孩子读得多学得快，深为姨母所喜。庐隐的哥哥很欣赏妹妹的聪敏，帮她制订每日的课程表，照此学习，学业大进。到了暑假，考进女师范附小。毕业以后，又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师范学校，学杂费、膳宿费均免，不累家了。初入学时，她虽然只有十四岁，但好阅读古今小说，为林黛玉、崔莺莺不知洒了多少眼泪。 当庐隐在女师范读书的时候，西斜街杂院里忽然住进了一位姨母的亲戚，名林鸿俊。《隐娘小传》中化名为凌君。庐隐描写他身材魁梧，体魄壮健，谈吐温雅，待人谦虚，已近二十岁，既无父母，又鲜兄弟，是一位无依无靠的青年。他上不起学，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大家都叫他做“野孩子”。他闲得发慌，借姨母的书看，借亲戚的小说看，看书成了他的癖。有一天，庐隐从学校回家，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不禁问“是什么书，借我看看，好吗？”“好，《玉梨魂》，你拿去吧。”说着就溜走了。从此，他们二人就以交换小说为名，在一起谈话。接触的机会渐渐多了，彼此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情。有时在跨院小花园的葡萄架下，互诉衷情；有时在宣纸的小笺上，交流仰慕。这些蛛丝马迹，早被表兄弟们所识破，一传二，二传三，传得西斜街满城风雨，不免传到庐隐的母亲和舅舅的耳朵里。 旧社会上层人物的门第观念非常严重，当官的女儿，一定要嫁给门当户对的子弟为妻，才算光彩。当隐母和舅舅听到隐娘和凌君恋爱的消息，不禁火冒三丈，认为丢脸。但如何处理此事，却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都了解隐娘的性格非常倔强，说一不二的。隐母只是整天板起面孔，默默无言，冷淡地对待他们，凌君和隐娘也觉察到了。有一天，凌君对隐娘说： “这几天，妈妈和舅舅都不开心，不理我。的确，我无家无业，没有进学校，寄人篱下，是野孩子，西斜街有谁看得起我？我配不上你。” “别管这么多，我看得起你。等我毕业以后，到别省工作，我们就可远走高飞了。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这么干，谁也管不了，”第二天，庐隐就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表明心迹。 隐母接到女儿信后，双泪涟涟，对弟弟说“实在没办法，我想对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凌君大学毕业，才是我的女婿，你看怎样？”弟弟点点头，表示同意。过几天，他就将隐母的意见告诉了隐娘。凌君经过一番应考的准备，到了暑假，果然考取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开学前，隐母在西斜街自己的房子里办了几桌筵席，举行隐娘和凌君订婚的仪式，请西斜街所有的亲戚参加。席间，有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并自告奋勇地说“凌君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取了大学，但你双亲去世，我愿意拿出两千大洋，作为你四年的学费和膳费。”他从身上掏出两千元的票据摆在桌上，笑嘻嘻地望着凌君“请收下吧，自己亲戚，别客气，请收下吧！”凌君涨红了脸，站起来，向他鞠个九十度的躬“谢谢！我一定好好读书。毕业以后，一定报您的大恩。” 从此以后，他们心满意足，来往更加亲密了。常背着家人在跨院小花园里谈天，彼此都认为对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有朝一日能共同生活，那真是进入仙境。隐娘说： “愿作鸳鸯不羡仙，我们俩就是仙！” “我不但爱你，更感激的是你对我的提携，如果我不上大学，那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这是庸人之见，我真不在乎什么大学不大学，只要谈得来，我就感到幸福了，上帝！” 《隐娘小传》全文大约有七八千字，给我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些。由于年老，有的记不清了。现在看起来，她的初恋确实不计门第、地位、金钱等条件，是纯洁的爱，这本小册子的可贵就在此。但它的笔调，不免受沈枕亚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庐隐这部处女作，后来自己撕毁了，真可惜！ 三 福建同乡会 一九一九年的初冬，“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学界纷纷成立同乡会。福建同乡也不例外，经过刘庆平、郑振铎等的筹备，决定召开成立大会，会址在福建会馆。开会那天，我同庐隐、王世瑛、陈璧如、刘婉姿、钱丞几位国文部福建籍同学，下午坐了人力车赶去参加。 福建会馆是个四合院，正房三间打通，约有三十多平方米。我们刚下车，刘庆平已经在会馆门口等待。刘是北高师学生，“五四”时，他咬破右手食指，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血书，激起了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使北高师成为运动主力之一。他领我们走进会堂，堂内唧唧喳喳挤满了人，约莫有三四十位，都是站着。只有当门靠北的墙角里放着两张长板凳，并无其他陈设。庆平指着板凳说“这是你们的坐位。”说着，郑振铎走过来，不作自我介绍，脸涨得通红，叙述开会的宗旨。忽闻庆平高声喊“别讲话了，我们开会了。”他是会议的主持者，首先叙述组织福建同乡会的必要和目的，后谈到如何做好今后工作时，他请到会的同乡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最先举手说话的是振铎，他一段激昂慷慨的陈辞，煽起了大家的爱国热情，会场气氛显得严肃静穆。最后他建议福建同乡会要办一种刊物，宣传“五四”的精神。“你们赞成吗？”他大声疾呼地问。 “完全赞成！办个刊物，作为我们的宣传喉舌，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太好了，我完全赞成！”一位身穿灰布长衫、瘦削长白面孔青年这样回答。靠在南窗的郑天挺和许地山也相继发言，表示赞同。接着黄庐隐、王世瑛也站起来说话，全场顿时显得异样，几十对炯炯的眼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这是因为女子参政，和男子一同开会、发言，在当时来说，还是刚刚开始的事。大、中、小学校都是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拦起来。总之，当时社会基本上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男女学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所以，当时发言者的名字、学校，我们一概不知。站在我身旁的是一位中学生，现今科普大家高士其同志，他平时常到我校找女友高奇如，她也是福建人，所以我们认识高士其。他悄悄地和我耳语“第一个发言的是铁道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第二个是北大哲学部学生郭弼藩。他们在北京学生联合会担任职务，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家都很敬佩。”当郭发言的时候，我见庐隐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后又听见高士其的话，才知道他叫郭弼藩。这时，忽闻庆平又大声喊“时间不早了，会就开到这里，下次什么时候再开，等着通知。”会后，他们组织一个编辑小组，定刊物名称为《闽潮》，编辑小组人员有刘庆平、郑振铎、郭弼藩（字梦良）、黄英（庐隐）等。从此，由于编辑的关系，庐隐和郭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有一天饭后，庐隐约我到校园散步，谈到《闽潮》，她说“编辑们多半写了文章，梦良的文章最精彩。我还在几个杂志上读了他的论文，他对先秦诸子确有研究，文笔流畅，颇多创见，是一位饱学之士。”“你佩服他吗”我问？“我佩服他，特别那篇论韩非子的学说，最中肯。”她说。“《闽潮》内容很充实，惜无经费，印刷店也不肯印，只好买纸自己油印，这样，印量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听说，《闽潮》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但它却作了黄、郭悲欢离合的红娘。 （四）夏夜漫谈与毕业话别 一九二〇年暑假，我们四人很想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苦英语水平还不够，看不懂原著。我们商量决定请一位外国文学修养较高的老师教英文，每早讲授两小时，为期两月，学费四十元，由四人分担。老师指定《莎氏乐府本事》作教材，上午八时讲授，十时至下午六时自修及作业。晚饭以后，是我们休息的时间。我们都住在王世瑛家，晚上四人横卧她的房里一张大床上，天南海北地谈天。由于白天读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其中多关于恋爱婚姻的曲折事迹，使我们不禁联系到各人胸中的苦闷。王世瑛谈郑振铎，他们恋爱的障碍是门第、父母之命问题。庐隐谈郭梦良，他们恋爱的障碍是庐隐已和林君订婚，梦良早在福州成了家。我们三人都批评世瑛优柔寡断，在封建思想下低头，这就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与苦闷。庐隐正相反，她坦白地说“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非议。”我了解庐隐的性情，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劝告，但她是我的挚友，怎能不尽谏诤之责？趁她开心的时候，便插嘴说“过去人们片面提倡贞操，要求女子单方守节，我不赞成。但我提倡无论男女都应该为自己的情人或丈夫严守贞操。郭有学问，对你有感情，但只能做你的好友，因为他已经结婚，失身于人了，没有资格再做任何人的丈夫，更不配做你的丈夫！”“唉！你的主张，谈过好几次，都被我们三人所赞许，但碰到具体的事情就很难了。”庐隐板着面孔说“郭告诉我，他的结婚，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对妻谈不上什么爱情。但要提出离婚，又没有什么理由，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郭又说，他父亲只有一个儿子，伯父没有儿子，他想回家和父亲、伯父商量，照双祧的习俗，家里可以娶两个媳妇。这样，社会、家庭都可摆平了。郭说的话，你们看怎样”我们听了都摇头，希望她慎重考虑。 有一个夜晚，下了微雨，天气特别凉爽，我们洗完澡，便又躺在床上漫谈。谈到了庐隐的未婚夫林鸿俊，庐隐说“林君这几年学习很努力，成绩单上的各门功课都在九十分左右。他每次见到我，总说快毕业了，我们的愿望将实现了，可以住在一起，过仙侣生活。不管毕业后做什么工作，都要努力去做，使你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你看，庸俗不庸俗？”“凌君不是当年隐娘认为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吗？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样庸俗？”我开玩笑地说。“唉！贫嘴，太尖了，要报应的，上帝！”庐隐生气了，接着她又说“你们要知道，我当时被小说迷住了，眼睛只看见西斜街的小天地，没见世面，接触的人实在太少了。” 转眼间暑期已过，学习英语的计划已经完毕，匆匆回到学校上课，转瞬间一年又过去了，到一九二一年秋天，我和孙桂丹（斐君）、冯淑兰（沅君）、陈定秀等排练李大钊老师导演的《孔雀东南飞》话剧，忙得顾不上关心庐隐、世瑛的事。有一天，我们正在资料室排练，庐隐和世瑛也在旁观看，陈大悲先生在座，帮着搞化妆，并请师生们提意见。忽有一位同学走进来，递给庐隐一封信，庐隐看毕，马上交给我，说“你看。”原来信是林鸿俊从山东寄来的。他毕业后，担任了山东糖厂工程师。“……我感激你的心，远胜爱的心，不是认识你和你家的提携，我永远是个野孩子，更谈不上上大学、当工程师。我应该替你打算，我虽然没有什么特长，但未结过婚，永远爱你。如果我们能结婚，我一定千方百计使你幸福。……”信中还提到他的工资大约有一百五十元，相当优厚。山东风景好，物价便宜，是居家的好地方。林给庐隐的信我多半看过，这封信特别长，诚恳动人，给我的印象特深，至今还记得清楚。后来庐隐对我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不久，他们终于退了婚约。听说林在山东工作很出色，被糖厂的厂长看中，介绍女儿和他相识结婚。此后，我始终没有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级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要毕业了，各人都在考虑毕业后的前途。那时，我校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部委许寿裳先生担任校长，他聘请了一些新的教职员，鲁迅先生是其中之一。时许广平初入国文部三班肄业，鲁迅先生教他们汉文学史。学校决定留王世瑛在我校附中教国文，我则被国文部主任胡光炜（小石）老师留在学校工作，编辑女师大校刊，凡编辑、校对、发行都由我一人担任。胡老师又让我去兼任北京女一中的两班国文课，他说“你要在教学中提高自己，教学相长，你要牢牢记住。”陈定秀被苏州女中母校邀请任教。庐隐则应安徽宣城女中的聘请。四公子的前程已基本决定，但对几年的大学生活和四公子的交谊不免依恋，心情显得很不安定。 举行毕业典礼那天，许多老师都应邀来校，谈些勉励的话。李大钊老师说“你们都是‘五四’新时代的优秀女学生，受过运动的锻炼和新思潮的教育。今后，在各人的工作中，千万不要忘记国家的前途和妇女的命运，继续前进。我一定和你们经常见面、谈心。”胡小石老师插话“李老师说得对，我们今后一定互通消息，你们就象我的女儿一样，要随时知道同学们毕业后的情形。”来校老师中，还有邓粹英（教育学老师，北师大校长）、顾震福（文字学老师，著作丰富，王先谦挚友）、傅铜（哲学老师，北大教授，罗素的学生）、昊卓生（英语教师，美国留学生）、张耀翔（心理学教师，北师大教育研究科教授、主任）等十余人，他们多半讲了话。最后，在大礼堂前小花园拍照留念，我们四人穿着浅灰布衣和黑裙，手牵手地坐在前排。这张照片，现挂在李大钊老师纪念馆的墙上，永留人间。是年冬，胡小石老师应南京师大的邀请，辞女师大的教职。在京的国文部同学，请几位老师作陪，欢送胡老师，李大钊老师也来了，拍照留念。这张照片，我于一九七八年献给母校北师大。后来，李老师纪念馆的负责同志知道了，又将这张照片挂在纪念馆墙上。李老师住在石附马大街后宅，距女师大甚近，经常来校，有一天，他问及庐隐的近况，我如实地向他汇报。李老师听了，嗟叹地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他老人家虽然指的是庐隐，但也包括我在内，内心好象受了一次严厉的谴责，只是低头不语。 拍毕业照的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带些糖果到操场话别，各人谈毕业后的打算。庐隐说： “教书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副职，结婚当主妇也是不久将来的事，这就是孟尝君的狡兔三窟。哈哈！不过，你们对我和梦良的事还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郭没有结婚，或者离婚，那就好了。这不是什么舆论非议的间题，而是你怎样处于他们老夫妻之间的关系。你是个理想主义者，碰到事实，你会感到痛苦的。我感激你，你很关心振铎和我的事。”世瑛说。 “她也关心我的事呀，真不愧‘亚洲侠少’的称号！我们交男朋友，是不计较对方的名位、财产等，重在‘情’和‘德’，可父母的意见就不同，希望有一位官大、财富、翩翩年少的佳婿。卢某正是我双亲看中的人，交通部秘书长，擅长文书，日本留学，家有恒产，年轻貌美。你们要知道，在官场混过的人，多半逛妓女，我最厌这种人。男女为情人守贞操，是我起码的条件。我情愿和穷教书匠而年纪较大的人结婚，只要他忠贞，我就满足了。你支持我的愿望，对双方和双亲都做了工作，感激不尽！”我这样说。 “我大哥介绍一个苏州首富的儿子给我交朋友，他虽然也是大学毕业生，但土头土脑，一副市侩相，真呕得出，已被我拒绝了。”定秀说。我很喜欢定秀的娇小聪敏，介绍她和我叔程树仁通讯，时叔在美留学，专攻电影。他们在通讯中已结下不解之缘。庐隐常于定秀致叔信中，插上几句批语，起了“侠少”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夏，叔回国，和定秀结婚于苏州。后迁居上海，设立“孔雀电影公司”及“东海”“西海”两所电影院。 “几年来，我们整天相聚，今晚是最后一次了，马上就要别离。我希望时常通讯，不但藉慰相思之苦，而且各人如有疑难的问题，也可交换意见。”世瑛说着拉我们三人的手。“一定通讯，一定通讯！”我们都站起来凝神相对。不觉天色已白，匆匆收抬地上的果壳，回到寝室，赶忙背起行李，跑到大门口，依依握手，各奔前程。 五 庐隐结婚 庐隐到宣城中学任教后，马上给我写了一封平安信。过了一个多月，她来信说“此间非久居之地，环境恶劣，一言难尽，寒假返京，当细谈也。”一九二三年二月，我和张耀翔教授在北京报子街聚贤堂举行婚礼，她从宣城赶回北京，参加这次典礼。板着面孔走到我的面前，只拉着我的手，一语不发。我了解她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自寻烦恼，事情总会解决的。”她点点头，转身便从边门溜走了。世瑛奔过来，喊：“她悄悄地溜，我追不上她，喜酒也不吃。” 过了一星期，庐隐突然到我的新居，哭着说“家母在福州病得很厉害，我要赶去，开学前恐怕来不及回来上课，师大附中的课已托别人代，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一班国文，你代好不好？”我一口答应，并安慰她几句。后来知道，她抵家时，母亲已经断了气。有一位同乡告诉我“庐母因为女儿起先一定要嫁给一个无家无业的林鸿俊，自己拿出两千大洋钱积蓄，托亲戚之名，培养林成材。后来又要退婚，甘心嫁给有妻的人，心里很难过，觉得没面子，受不了西斜街亲戚的冷嘲热讽，坚决只身跑回福州老家，想不到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 记得我替庐隐代课那天，天气严寒，风沙扑面，登上一师三层楼的教室，足己冻僵了。勉强上了两小时课，下讲台足剧痛，竟不能走。学生送我回家，抵家即赴德国医院，医云“右膝患风湿性关节炎，需长期住院。”庐隐在福州办完母亲的丧事，马上赶回北京上课，到医院看我几次，我劝她向郭提出和妻离婚的要求，她有难色。我出院时，正放暑假，庐隐又来，说要到上海工作，准备和郭结婚，并向我借四十块钱。“恭喜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说。“钱不要还了，作为我们的贺敬。”她紧紧握着我的手：“好好养身体吧，到上海再通讯。世瑛处已去过了，她的心为振铎与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受了伤，到上海，我一定留心她的婚事，你放心吧。”大约过了一个月，她来信说“我们在一品香附近远东饭店结婚，仪式简单，只约几位朋友吃饭，惜你们都不在座。……”我立即回信，表示祝贺。 一九二三年冬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庐隐，竟未获复。一直到次年，她才回信说“……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后来，又寄一小笺来“……我生了一个小孩，取名薇萱，很好玩。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郭整天想回福建老家，咄咄逼人，给理想主义者以严厉的鞭挞，奈何奈何！”我忍不住了，立即寄了四十元作为薇萱购食物之用。她这时的心境，可从《胜利以后》和《何处是归程》两篇小说中反映出来。 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底，她从福州寄来一信：“……经医检查，郭患肺病，他坚决要回闽疗养，只得听从。而家人的嘻笑怒骂，变本加厉，为了郭，只得忍受。俊英，我辈素胸襟坦白，岂堪胯下之辱！……”不久，接定秀信，知郭病稍愈，已回上海。十月，又接定秀信详述郭生病及逝世的过程“……郭患伤寒，住医院治疗，愈后出院，医嘱只可吃流质。郭体质本弱，加以病中均吃流质，不堪饥饿之苦。次日，向庐隐索食蛋糕，庐隐也认为蛋糕很软，吃一小块似无问题。谁知下午郭腹剧痛，汗流不止，脸色惨白，热度甚高。医云‘蛋糕吃坏了，肠发炎，很虚弱，很危险。’经打针服药，终不见效。最后，昏迷不醒，竟与世长辞。俊英，此时庐隐的心情，可想而知。面对亡夫孤儿，呼天不应，入地无门，极人间之至惨。我虽在身旁，亦只得无言流泪而已。她无力为郭办身后事，全托友人代理。可能不久，将带灵枢回闽。……”我立即寄封吊唁信和奠敬，藉表哀思于万一。后来又听说她在十一月送郭灵枢返乡，拟托郭母抚养薇萱。抵闽后，刘庆平介绍她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刘当时在福建教育厅工作。大约教了半年，她实在受不了郭家的讥刺，又带着薇萱回上海。 六 北京的聚首 庐隐回上海后，友人介绍她认识了大夏大学创办人欧元怀先生。欧为福建同乡，久慕“四公子”之名，请她担任附中的女生指导员。这种侍候小姐的职务，庐隐如何受得了，但为了生活，为了小孩有地方可住，只得俯允。好容易熬过一学期，庐隐对定秀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还是回北京吧！”当时，北师大有一位姓汤的教师，他兼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编辑，拟编一本平民千字课本，请庐隐担任。庐隐抵京后，不来找我，认为伤心人别有怀抱，非得意者所能了解。编了一年的平民千字课本，觉得实在乏味，由石评梅介绍，又回师大附中任教，生活总算比较安定。课余之暇，和评梅谈心、抽烟、喝酒、哭泣。每逢星期天，必同赴陶然亭，凭吊先烈及伤心人，如高君宇等，在他们墓前徘徊久之，然后叫两斤绍兴酒、两盘盐水煮落花生对酌，酒酣则号陶大哭。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找庐隐，一同去陶然亭，她们的悲伤，使我肝腑欲裂，故印象特深。庐隐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是这样消磨她孤寂郁闷的生涯，并把它写成小说，加上前作，编为一集，名为《曼丽》。 有一天，我们刚从学校上课回家，正值中午，看见庐隐和静轩双双驾临，在客厅等候。我喜出望外，便让保姆将家中存货，如火腿、香肠、香菇、鸡蛋等款待客人，添了几碗菜。静轩说：“光吃菜饭不行，庐隐是要喝酒的，你有烟吗”“招待客人的烟是有的，可没有酒，我们都不抽烟喝酒，马上请保姆到街上买酒，买什么酒呢”我说。“她平时喝白干，也吃花雕，还是买花雕吧，温和些。”静轩回答。庐隐不发一言，面容憔悴枯黄，低头坐在沙发上，眼睛转来转去，看见我们长女、次女正在小桌上吃饭，奶妈正在为三女喂奶，对耀翔说“她们都象你！”不禁流下眼泪。耀翔忙插话说“感谢亚洲侠少的帮忙，否则，我们哪来今天幸福家庭的生活说起来很复杂，我和俊英的关系，是夫妻，但同时又是挚友、情人。为了报答你，今天准备说些不该说的话，您愿意吗”静轩插话说“她当然愿意，您说吧里”“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人为什么会悲观藉酒浇愁呢？因为他不满意自己的处境，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设法达到自己的愿望。抽烟喝酒是慢性的自杀，是弱者对现实低头，这难道是当年‘四公子’的气概？应该坚持不怕惊涛骇浪的大无畏精神，开辟新天地，创造新生活。您以为何如？”耀翔严肃地说。这时，庐隐独酌的一瓶花雕快喝光了，脸红红地，颇有醉意。大声说：“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独身，是违反人们心理常态的，换句话说，就是变态心理。有的人，找不到如意的对象，借独身为名，来安慰自己。静轩一切举动都很正常，没有丝毫‘怪’的表现。”耀翔面对静轩说：“前些时，俊英曾经谈到您，说您在进女高师以前就有了意中人。俊英在您身上挂的项链鸡心里看到了您情人的照片，由于某种阻力，至今尚未结婚，您不是真正的独身者。”静轩脸红了，正要说话，庐隐忽大吐不止，我们把她抬到沙发上躺下，不久，她睡着了。醒后，已是下午四时许，才送她回校。后来庐隐又和陆晶清同学到我家来，仍旧抽烟、喝酒、哭泣，比前更加憔悴。 七 少庐隐与李唯建 北京闹欠薪，八口之家无以糊口，耀翔于一九二八年秋到上海任教，我因母病未能同往。静轩在北京一个图书馆工作，住在我家。时先父程树德在北大担任教授，兼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导师，和同事林宰平老伯在两校时常见面。林老伯对先父说“清华学生李唯建托我介绍黄庐隐，向她请教如何创作等问题，谁知不久他们便相爱慕，年龄相差十岁，令爱谈起吗？”次年春的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暖和，忽见庐隐走进来了，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嘴里也不含着烟了。“你气色好多了，脸也丰满了，恢复了女高师时代的风度，襟前还插几朵浓艳的鲜花，该多美。”静轩笑着说。吃完午饭，庐隐建议到照相馆拍照留念，我们都赞成。到了照相馆，庐隐说“可惜世瑛、定秀都在上海，能一同拍个照多好。”“你和李君照过相吗？”静轩问。“屁！别开玩笑，啊，上帝！”照完相片，我们便告别了。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庐隐居中，我和静轩在她的两旁，半身照。《庐隐传》的作者，说“摄于一九二二年从女高师毕业前夕”，搞错了。 一九二九年夏，我母逝世，在这期间，庐隐经常来慰问。初秋，我们应上海暨南大学的邀约，离开北京，临行，曾与庐隐匆匆告别。一九三〇年暑假，接静轩信，告诉我庐隐和李君东渡结婚的消息，事前她对静轩说“生命是我的，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管不了。”从此以后，渺如黄鹤。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初夏，我听左舜生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说“庐隐在上海，由刘大杰先生介绍认识陈鹤琴先生，到工部局女中任教。住在愚园路愚园村二十号，和舒新城先生作邻居。”一个星期日，我从真如暨南新村赶到上海，进门就看见她正在楼下伏案写作，站起来说“好久不见了，好吗？我又生了一个孩子，名瀛仙，她和姊姊薇萱已吃过饭，在亭子间睡午觉。唯建出去了，你在这里吃午饭，谈谈天。”她接着问我的近况，我告诉她“在暨大教国文，教华侨学生汉语、普通话，兼附中课，批改很多卷子，很忙。请了一位小学老师教五个孩子，请两位保姆管家务，便可专心教书。每逢暑假，我们就到外地讲学顺便游览。你近况如何？”庐隐眼睛红了，抿着嘴说“还是一句老话，我们所理想的爱情，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累不死人，气要死人’，两个小孩时常吵架，唯建也参加吵，袒护瀛仙，把薇萱看作眼中钉，气不气！”“后母不容前妻子，司空见惯，后爹当然也一样，何必自苦。”我说。忽然李唯建进来，我站起来，庐隐介绍一番。他瞪着眼睛看我，笑嘻嘻地说“啊，您就是《海滨故人》中的宗莹吗？名不虚传，还是当年风度！”脸上活现一副轻薄相。弄得庐隐很尴尬，皱起眉头说“你还是上亭子间去歇歇，看孩子醒了吗。”一忽儿，李又下楼，我便告辞回校。 有一天，耀翔在朋友举行宴会的席上，遇见舒新城先生，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中华书局出版情况，最后谈到庐隐：“我和四公子的庐隐是邻居，很熟悉。她跟内子都喜欢打麻将，经常打到深夜。唯建趁机溜出去，有人在四马路碰见他，我们疑心他在逛什么。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 大约隔了一年，左舜生先生约我们在他家聚餐，他告诉我舒先生介绍唯建到中华书局工作，并委婉向唯建劝说，“现在，白天有工作，晚上也不出去了，经济既宽裕，庐隐也开心多了。”我听了，好象身上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说不出的一种轻松感。后来，我又到愚园路看庐隐几次，有说有笑，满面春风。但由于彼此工作都很忙，只是匆匆谈几句报平安话而已。 八 庐隐追悼会 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定秀到勤家来，唏嘘地说“庐隐难产，抢救无效，去世了。她为了方便又省钱，就在家门口的对面私设的产婆接生，费四元。当庐隐分娩力竭时，产婆用手伸入子宫，抓得乱七八糟，子宫破了，流血不止。转入大华医院治疗，已经迟了。她在救护车上留下了关于女儿的遗嘱，叮咛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口中不断的念上帝，主。”我们又大哭起来。“明天开追悼会，再见吧！”定秀说着便转头出门，我送她上车，途中遇耀翔从教室上课回暨南新村，我告他这个坏消息，他凝神停步，泪下沾襟。次日，我们赶到追悼会场，好象是一所教室，有人说是中国殡仪馆，忘记了。一间很大的房子，站满了庐隐生前的家人、亲戚、友好。工部局女中学生唱哀歌，牧师坐在合上。一忽儿，他站了起来，口中念念有词，我离他很远，听不见，只见他举起十字架，用手点几下，高喊“阿门”。这时，大家都向庐隐遗像鞠了三个躬。随着留声机哀乐的悲奏，我们便含泪而退。 庐隐素以孟尝君自命，狡兔三窟教学、写作、主妇，基本上实现了。她在北师大附中、工部局女中任教，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这是因为国学根抵厚，教学艺术高。十几年来，她写了不少小说，题材真实，文笔流畅。但仅限于周围人的恋爱故事，未免狭隘。她一生追求纯洁的、真挚的爱情，不顾礼教的束缚，舆论的非议，魄力之大，非常人所及。但理想毕竟是虚幻，现实终于难逃避，她的婚姻史是坎坷的。一位性格倔强的女作家，或逃避于烟酒，或沉醉于麻将，其内心之痛苦，岂外人所能体会。 去年，瀛仙从广东出差上海，由钱虹同学陪同，到华东师大访问母执，在我家午饭，并拍照留念。她告诉我“唯建在四川某中学任教，和我的老师结婚，两年前病逝。薇萱在福州某小学当教师，已退休。” 我今年已逾八十五岁，记忆力衰退。以上所述，关于时间、地点等恐有出入，请谅。 一九八六年十月 （谢海洋协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