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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先生编著的《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以其史料翔实丰富和考订严谨,为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废名提供了方便。该著本着“详尽细致”的原则,将“废名的生平事迹和所有著述(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序跋、前记、后记、译文、书信、日记、联语等),一律入谱。凡与废名有关的人物、事件、社团、书刊,除尽量入谱外,还作简要介绍和说明”,此外,“入谱的著作和事件,凡年月日齐全者,均以时间顺序来安排。仅知年月而不知日期者,一般列于本月末；无月可据者,则考订到季；仅知年而无法考订到季者,则置于本年末；连年亦未知者,则考订到年代。写作时间可据者,以写作时间入谱；写作时间无可稽考者,则按发表时间入谱”[1],可见编著者之勤勉和用功。 但笔者认为《废名年谱》中的几条记载,涉及与鲁迅的关系,仍有可以商榷之处。现提出自己的质疑,供著者参考。 一 据《年谱》,废名曾于1925年3月13日,致信徐炳昶(署名冯文炳)。徐炳昶3月14日复信,合以《通讯》为题,载于《猛进》3月27日第4期。但据《废名文集》(止庵编,东方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所收《通讯》一文,废名信的时间标注却是“三,二十”,徐信的时间标注为“十四,三,二十四”,与《年谱》的记载相左。这两个记载不一样,其中必有一误无疑。笔者查《猛进》周刊1925年3月27日第4期,发现《文集》所记与《猛进》所记是一致的,当是《文集》的出处。然则陈建军先生在《废名年谱》中的记载是如何得出的呢？或当有误罢。这需要《废名年谱》的编著者展示新的材料和证据。 但仍有两种可能:其一,编著者的“原稿都是对的,正式出版时却莫名其妙地张冠李戴了”[2]；其二,刊印文章所标注的写作时间并不一定就是该文的准确时间。再者,作者记忆的偏差或原刊印刷错误也是有可能的。 出现相左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倒也有一些想法。这也就牵涉到了废名与鲁迅的关系。 徐炳昶(1888-1976)其时为《猛进》周刊的主编。1925年3月至4月间,与鲁迅有两次通信,均以《通讯》为题,分别刊于1925年3月20日、4月3日周刊第3期和第5期(后收入《华盖集》)。第一次通讯,鲁迅致徐炳昶信时间标注为“三月十二日”,徐炳昶的复信时间标注为“三月十六日”。第二次通讯,鲁迅信标注为“三月二十九日”,徐炳昶复信为“三月三十一日”。据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寄徐旭生信。”“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晴。上午寄徐旭生信。”这与《猛进》周刊所标注的两次写作时间吻合,因此两次通讯的时间应该没有疑义。 为什么会有鲁和徐的这两次通信？鲁迅在《通讯·一》中曾有过交代:“前天收到《猛进》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来的。”也正是读到了“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鲁迅起了感慨,遂致信徐炳昶,表达自己“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徐炳昶在复信中则就“思想革命”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地。” 废名《通讯》正是读了刊载于《猛进》周刊1925年3月20日第3期鲁、徐二人之间的通信,有感而发的。废名在致徐炳昶信中一开头即说到:“我今天看了先生同鲁迅先生的通讯,忍不住插几句嘴。”在信中,废名语颇偏激:“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形非常可怕,而我所说的可怕,不在恶势力,在我们智识阶层自身！一般所谓学者们,在我看来,只是一群胖绅士；至于青年,则几乎都是没有辫子的文童！所以目下最要紧的,实在是要把脑筋还未凝固,血管还在发热的少数人们联合起来继续从事《新青年》的工作。现在虽说有许多周刊,我敢断言都是劳而无功。几乎近于装点门面。尤其不必做的,是那些法律政治方面的文章,因为我们既不要替什么鸟政府上条陈,也无需为青年来编讲义,——难道他们在讲堂上没有听够吗？我们要的是健全的思想同男子汉的气概,否则什么主义,什么党纲,都是白说,——房子建筑在沙地上,终久是要倒闭的。” 如果依据《废名年谱》,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3月13日”的话,则彼时《猛进》尚未刊发鲁迅的来信,那么,废名又怎么会发出上面的感慨来呢？ 二 废名致徐炳昶信,其感想主要有二:其一,是极为赞同鲁迅所言“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的主张的；其二,希望徐炳昶所言的第一个希望可以实现,让“大家都来沥一点血,呼一点新鲜空气”,实际上也是在迫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愿意投身到他所理解的“思想革命”中去,愿意“沥一点血”来为培养“健全的思想同男子汉的气概”的事业出一点力。以此看来,废名是要对于《猛进》周刊的所刊发文章发表意见,还藉此传达自己对鲁迅先生的尊崇与敬意。 这或者与他在1925年与鲁迅的初次交往有关。 据鲁迅日记,废名最早对鲁迅的拜访是在1925年2月15日:“冯文炳来,未见,置所赠《现代评论》及《语丝》去。”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废名第一次登门拜访,却并未见到鲁迅,是先生外出不在家没有遇见,还是主人在家却并未接见呢？二是废名到访与赠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郭济访在《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那是一个星期天,废名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拜访鲁迅,他刚刚得到了两本新杂志:一本是1925年2月14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期,那上面登载了他的短篇小说《鹧鸪》；另一本是《语丝》, 1925年2月16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4期,其中有他最为得意的小说《竹林的故事》。《语丝》周刊的前八十期,刊头都印着‘每星期一出版’,实际上在上个星期六就已经印好了,那时候孙伏园、川岛、李小峰他们都是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全天兜售新的一期《语丝》的,废名得到的正是将要在下星期一出版的第十四期《语丝》周刊。他多么希望鲁迅先生能够抽空读一下他的新作,他多么希望鲁迅先生能给他以认真的批评与教诲。然而很可惜,废名扑空了,鲁迅先生正好外出,他等不及,便将两本杂志放在桌上,离去了。”[3] 笔者对《鲁迅日记》的统计,鲁迅日记中用以表述与来访者没有见面的常用词是:“未遇”、“未见”、“不值”、“不见”。“未遇”与“不值”的意思比较明确,表示没有遇见,主人碰巧不在家,略显憾意；“不见”的感情色彩最为强烈,明确表示主人对客人的来访不欢迎,拒绝见面。如1929年12月24日所记:“林庚白来,不见。”鲁迅的这一“不见”甚至还引起了来访者的不满,据鲁迅日记1929年12月26日所记:“晚林庚白来信谩骂。”其信中质问:“一,鲁迅居然也会挡驾吗？二,鲁迅毕竟是段政府底下的教育部佥事不是？三,鲁迅或者是新式名士？因为名士不愿随便见人,好像成了原则似的。四,像吴稚晖遗留的鲁迅是否革命前途的障碍物；要得要不得？”又附《讽鲁迅》诗一首[4]。只有“未见”一词较为隐晦。似乎有“未遇”之意,又似乎有“不见”之意,又似乎有介于两者之间之意。读《鲁迅日记》,比如1913年3月30日所记:“星期休息。上午王懋熔来访,尚卧未见”, 1924年8月31日所记:“午李人灿来,因疲未见,见赠《比干墓题字》及《观世音象》各一枚”等,这些都是直接交待了未见的原由的；还有一些记载并未明确交待未见的原因,比如1914年6月21日所记:“晨蔡垕卿来,未见”, 1921年12月25日所记:“星期休息。晨乔大壮来,未见”, 1925年12月21日所记:“晨。培良来,未见,留赠《狂飙》不定期刊五本”, 1926年7月21日所记:“晨萧盛嶷来,未见”, 1928年7月3日所记:“午后空三来,未见”等等；笔者发现,“未见”一词在几个特殊时间里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星期休息日、各种节假日、早晨、午后等。鲁迅日记中以“未见”一词来记录未与来访者见面的记载共有约90余条,其中出现在星期及各类假期休息日的就有30余条,出现在早晨及午后的也有近二十条。由此我们推定鲁迅所言的“未见”之内涵至少有一半并非因为不在家,而是极有可能因为正在睡卧或正在休息而没有晤见来访者。废名此次来访而“未见”,也显然不能简单地推定为因鲁迅外出,倒极有可能是鲁迅因睡卧或休息等缘由而未予晤见。 也由此,《废名年谱》中有关1925年废名与鲁迅来往的两条记载也就有值得商榷之处了。《年谱》记载:“1925年2月15日,前往西三条胡同拜访鲁迅,未遇。”“1925年12月22日,午后访鲁迅,未遇。”编著者根据什么将“未见”认定为“未遇”呢？另外,在1925年2月15日的记载后引录了《鲁迅日记》的原文并注明了出处,但在1925年12月22日的记载后却没有引录原文,仅注明了出处,这种处理方式恐怕多少会对读者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导吧。 三 废名初次登门拜访,鲁迅的未予晤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显然让兴冲冲而来的这个文学青年由喜悦而忐忑,由期待而不安。因此,当他看到鲁迅与徐炳昶的通讯时,便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想表达自己。 就在废名致徐炳昶信于《猛进》周刊第4期发表后不到一个星期的1925年4月2日，废名再次登门拜访鲁迅,并得到了鲁迅的接待。废名曾有过这样的回忆与描述:“鲁迅先生我也只见过两回面,在今年三四月间。第一次令我非常的愉快,悔我来得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见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从牙齿念到胡须》)废名就这样在1925年春夏之交正式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此后不久,废名即创作了短篇小说《河上柳》,作为对新创办的《莽原》周刊的“声援”,发表在《莽原》周刊1925年5月8日第3期上,应说与鲁迅的影响有关。 但那“有点苦闷”的“第二次见面”,显然让废名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产生了某些顾忌,有了某种隔阂。至1925年12月初,废名仅给鲁迅写过一封信。《鲁迅日记》记载,“1925年9月17日,得冯文炳信”,但并未复信,我们亦无从得知废名致信鲁迅的缘由及内容。及后废名写作《从牙齿念到胡须》(1925年的12月14日,《京报副刊》1925年12月14日第357号)的时候,再次表达了对鲁迅的关爱之情:“鲁迅先生,你知道吗？在这里有一个人时常念你！”并真诚地表白:“有两个人,我想我们的趣味并不怎么相同的,然而我时常念他。一是盲诗人爱罗先珂,一便是鲁迅先生。”该文写作显然由鲁迅的《从胡须说到牙齿》(《语丝》周刊1925年11月9日第52期)一文触发。废名表明自己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支持先生对“流言”的驳斥,但也委婉地表达了对鲁迅行文的微词:“鲁迅先生近来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的干净的心, (这自然是依照霭理斯的意见,不过我自己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干净也是干净,否则世上到哪里去找干净呢？)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 就在该文发表一个星期之后,废名曾经又一次登门拜访鲁迅,但或许是时间很不凑巧,他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据《鲁迅日记》:“1925年12月22日,午后冯文炳来,未见。”) 鲁迅的这两次“未见”,原因似无可考。大略想来,极有可能是当时鲁迅正在睡卧或休息,不便晤见,而非碰巧外出。也就是在可见与可不见之间的不见。废名对自己的贸然往访应该多少会有一些难堪和自责,并且难免虽然在心里亲近,而在行动上逐渐对鲁迅疏远了。“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又莫名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被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5]这段文字可以说真实地敞露了废名当时在与鲁迅交往过程中的某种矛盾心态。同时也让我们体味到到废名敏感、内倾乃至自卑的个性气质。 1925年以后,废名与鲁迅的交往日渐稀少,仅在1926年5月和1929年5月有过两次有迹可寻的来往。至1930年《骆驼草》创刊,彼此已近于交恶的境地矣！ 注释: [1]陈建军:《废名年谱·编写说明》,见《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陈建军:《关于废名年谱》,《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期。 [3]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第157-158页。 [4]见《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5]废名:《忘却了的日记》,载《语丝》周刊1927年4月23日第128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11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