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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98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傅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从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仁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23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受过他的培养。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使人开阔眼界。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我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不愿做官，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泪眼婆娑，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仁、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备感伤神。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埋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5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6月13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6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