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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12月出版的《老舍小说新论》一书中，新加坡著名学者王润华曾对老舍研究现状提出批评说：“目前大多老舍研究著述，都失去探求精神，难有突破。”[1](P14)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认为目前《骆驼祥子》的研究不仅少有突破，而且历来关于该作品的一些疑问，至今也未有切中要害的解答。这些疑问主要是许杰提出的为什么祥子是个车迷并执著地相信车就是一切，为什么作家“过分”地强调性生活，几乎将其作为祥子走上堕落之路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2](P664-668)。另外，还有胡菊人对虎妞难产时作家不写她的挣扎和祥子的悲苦，反而大力渲染巫婆滑稽、恶毒的欺骗行为的不解[2](P677)。唐 先生曾就现代文学研究发表过指导性意见：“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有个来龙去脉，有个前因后果。……研究现代文学，首先要摸清它的来龙去脉。它受到什么影响？受到外国文学影响，就非钻研外国文学不可。”[4]P(153)正是为摸清《骆驼祥子》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本文拟对《骆驼祥子》和《无名的裘德》进行比较，试从这种新角度冲破上述研究因境，对过往的相关疑问作出解答，从而揭示《骆驼祥子》独特的价值。 一 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规模借鉴外国文学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老舍不仅具有执教英伦五年、大量接触英文原著、“落在小说阵里”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还摸索出一套颇具个性的读与写相结合的创作路子。据多方面资料显示，老舍的创作方法是以读导写，其创作原则是“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4](P494)正如老舍先对《神曲》的恢宏结构百般赞赏，而后才找到与之相应的素材，创作出对《神曲》有颇多借鉴的《四世同堂》一样，笔者认为老舍亦阅读《无名的裘德》在先，而在山东大学听朋友讲起一个车夫三起三落的故事后，便调动起这部分阅读储存，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无名的裘德》为范本来构思一个旧中国裘德式的小人物的沉浮，并进一步搜集有关材料。笔者如此推论，首先基于老舍在《写与读》中的一段话：“1928年至29年，我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我的方法是：由书里和友人口中，我打听到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作家的代表作品。”逝于1928年的哈代正属于老舍所选择的作家范围，而《无名的裘德》又被视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作品”[5](P254)之一，达到了“登峰造极”[5](P255)的程度，老舍绝不会不读。尽管老舍从未像谈论初作范本那样提及对《无名的裘德》的借鉴，但除了本文将进行的文本分析，老舍的职业志向、美学追求及创作自述亦显现出一定相关借鉴意向及借鉴方法的暗示。 老舍是以西方小说为导引步入文坛的。他一心“作个职业的写家”，并立志“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4](P170-171)西方悲、喜剧分野鲜明，老舍所喜爱、崇仰的莎士比亚、哈代等作家在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认识后，都经历了放弃喜剧而专写悲剧的改变，这不能不对老舍发生巨大影响。如果说老舍把初期创作的喜剧色彩浓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作为试笔的话，他开始职业写作生涯的第一部小说《骆驼祥子》便是对小说悲剧艺术高峰的冲击了。老舍50年代发表的《论悲剧》一文反映了他对悲剧形式的长期思索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无悲剧(此指西方定义的悲剧)的遗憾。联系老舍在1931年发表的《论创作》一文中显露的豪情壮志：“我们的好著作叫人家比下去，不是还有我们吗”，可知《骆驼祥子》是突破中国传统文学无悲剧格局的有意尝试。要向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挑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骆驼祥子》不仅酝酿时间长，材料搜集得多，而且对悲剧范本的选择既具偶合性，又具慎重性。哈代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站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位“天才”，他后期的长篇小说是古希腊悲剧、圣经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等多种悲剧形式的融汇综合，同时又是继承、借鉴基础上的改造、创新，具有独特的悲剧风格。[6](P66)老舍要实现填补中国文学空白的宏愿，选择这样一位颇具开拓精神的英国作家作为楷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老舍还对《骆驼祥子》之前的作品反省说：“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4](P543)《无名的裘德》是以“灵与肉”的博斗著称于世的，既写了男人的理性悲剧女人性的悲剧[7](P28)，又写了男人在本能和理想之间的艰难选择与左右摇摆。要超越以往的自己，追求伟大的老舍对其的借鉴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在写作背景的选择上，老舍亦以哈代为范例。他在《景物的描写》一文中说：“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很能得一些印象，得到一些能写成很好的旅记的材料。但印象终归是印象，至好不过能表现出我们观察力的精确与敏锐；而不能作到信笔写来，头头是道。至于我们所熟习的地点，特别是自幼生长在那里的地方，就不止于给我们一些印象了，而是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象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在有这种境界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哈代和康拉德都足以证明这个。”[8](P76)这段话不仅反映出老舍与哈代共有一种美学追求，还显示出老舍对哈代的小说非常熟悉。在《写与读》一文中老舍曾就《骆驼祥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它的文字，形式，结构，也许能自书中学来的；它的内容可是直接的取自车厂，小茶馆与大杂院中的；并没有看过另一本专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的书。”[4](P494)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是关于《骆驼祥子》创作的全面而简明的诠释。前半部分暗示的是借鉴，后半部分申明的是该作品基于生活的本质和基于文化的独特性。 二 将《骆驼祥子》与《无名的裘德》作一对照，不难发现二者的艺术结构颇为相像，无论是主题确定，人物配置、塑造，情节安排，还是写作特色，批判锋芒都有不少对应、契合之处，血缘关系相当明显。 尽管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及题材选择的不同，《无名的裘德》主要揭露了维多利亚后期中产阶级对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及知识的垄断，鞭挞了宗法社会强加于妇女的所谓道德规范、自我约束、社会角色，以及基督教义对人们的理性判断和正常思维能力的压抑，但其阶级压迫和性压迫的双重主题却对《骆驼祥子》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作品的主题通常由“作家在生活体验与感受中受到某种触媒”[9](P147)而引发，那么《无名的裘德》便在这种触媒中占了很大比重。如前推论，老舍读过《无名的裘德》并感受颇深，及至发现与之相应的题材，便构思了类似的主题思想。正如裘德壮志未酬的悲剧主要因阶级压迫所致，淑的悲剧性命运涉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性压迫，《骆驼祥子》突出的也是以祥子为中心所受的阶级压迫和以小福子为中心所受的性压迫这一双重主题。 主题的确定离不开人物配置等艺术构思，而艺术构思更需要根据主题思想去塑造人物。《骆驼祥子》既选取了与《无名的裘德》类似的主题，人物设置、人物关系、人物塑造及性格刻画等方面的相应相合之处也就俯拾皆是了。两部小说的一号人物都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有理想、有追求并为实现心目中的生活目标同噩运进行反反复复较量的男性主人公，而且均以各自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同时两部小说都围绕男主人公设置了相关女性，一类代表对男主人公性欲的诱惑，另一类象征男主人公情爱的归宿；具体细节有一定区别，如《无名的裘德》的性诱惑由色、欲俱全的阿拉贝拉一人承担，《骆驼祥子》的同样角色却由两个女性合成：一个是无休止地要求性满足的悍妇虎妞，一个是以色相诱人上钩的夏太太。这一人物设置的不尽相同使得《骆驼祥子》的性压迫主题更为复杂。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是阿拉贝拉的性俘虏，淑是性压迫的主要对象；在《骆驼祥子》中除了小福子因阶级压迫而不得不忍受性压迫，祥子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性压迫，可谓集性俘虏与性压迫对象为一身。两部小说不仅都常常将心高志远、决心改变生活境遇的男主人公置于与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属守世俗观念的“入辙”大众相对立、相冲突的地位，还为男主人公有志事不成的悲剧结局设立了“前车之鉴”：对于裘德，是与裘德有同样抱负，且地位、知识、物质条件均优于裘德而仍然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的费劳孙；对于祥子，是自己有车却依然贫困潦倒一生的老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裘德和祥子均具有实现个人愿望的良好条件。对于想当神学博士，向往圣职的裘德，他必须上大学获取相关知识和资格以到达理想的彼岸，而获取知识对于他又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他天生聪颖、好学，学习最适合他的禀赋，大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正是为他这样的极其热爱学习的人而创办的。他未能如愿跨入大学校门，主要是因为百万富翁之子将他挤出了本应属于他的轨道。与青年石工裘德一样同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的祥子或许生活目标更为单纯、渺微。从农村到城市的他所全心渴望、全力追求的只不过是像农民拥有土地一样拥有自己的一辆洋车。初入拉车这一行时他年方20左右，身高力大，肩宽背阔，结实硬棒，坚壮挺拔。天赐的好身体及用心的揣摩、练习使他拉起车来腿长步大，稳当舒服，利落准确，加之他诚实憨厚，不嫖不赌，不沾烟酒，谁能否认他具备了实现个人小小目的的最好条件呢？然而，他也未能如愿。他的失败也是因为不公道的社会所致。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性格的刻画方面突出的都是人的“内在意志”，即包含着人的思想、感情、理想、欲望、要求等的一种精神力量，也叫人的意志力。哈代几乎把“性格”等同于人的意志力并指出人的“性格”和“本身就有缺陷”的宇宙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因素。他的这种观点是对给予过他深刻影响的叔本华唯意志论的一种扬弃。叔本华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和灾难“是由人类意志的本性造成的”，他还认为“生活就是盲目的渴望”[10](P256)。哈代更强调外在的“意志”(即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社会力量)对人的“内在意志”的压抑。于是，“内在意志”的和环境的冲突，即人和社会的冲突，就成了哈代小说的基本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在《骆驼祥子》中得到沿袭，可以说，《骆驼祥子》是一个中国的性格和环境悲剧。 《骆驼祥子》对《无名的裘德〗的借鉴还显见于两部小说的重头戏——情节安排。二者所描述的大小事件并不一样，但为展示人物性格所设计的逻辑联系却大同小异。从总体设计来看，二者客观事件和衍变及心灵历程的发展均围绕生活的目标物，基本过程都是对目标物的追求由强到弱再到消失，心理上是由希望、失望再到绝望。具体来讲，两部小说的情节构成均基本属于五分法，即有破题(或曰交代)、开端、发展、高潮、结尾五个步骤。在《无名的裘德》中，小说首先交代了11岁的英国乡间贫儿裘德由于乡村教师费劳孙离别时的一席话被激发起对大学城基督寺的强烈向往，然后便开始描写他漫长而艰苦、无望却执著的理想追求。其后的情节发展颇为复杂。对于基督寺富于浪漫色彩的迷恋，使从小就失学做工的裘德制定了庞大的自学计划。他不断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书，又将所有可能的时间用来读书。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努力，自学了拉丁文并广泛涉猎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典籍。不料进入青春期后，裘德却被有几分姿色并相当性感的养猪人之女阿拉贝拉相中。阿拉贝拉经反复引诱并以怀孕要挟后，终于达到了结婚的目的。这一身不由己的不当婚姻不仅几乎摧毁裘德的全部学习计划，而且损耗了他为实现理想的微薄的经济积累。好在阿拉贝拉见裘德不能顺己意作个赚钱工具后，便与裘德分手，去了澳洲。裘德因婚姻破裂而经历了短暂的颓唐后重燃理想之火，再度开始对大学梦的追求。他移居大学城一边自学、一边做工，以期为实现梦想作好知识和物质上的准备。但经认真咨询后，残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自学不具竞争力，无法得到奖学金，而依赖工作收入最快也得苦干15年才有希望付费上学。这对于仅以打零工为生的裘德来说无异于是遥遥无期。出于无奈，他给几位大学校长写了信，表达了他迫切要求上学的心情。不料仅收到的一封回信却是对他10年辛苦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了失败的地狱。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裘德得到新任牧师的指点，知道了即使上不了大学，不能被授予圣职，还可以当一名无牧师资格的传教士，便又勤奋地为这退了一步的目标做学识上的准备。然而，他与表妹淑由于不可遏制的情爱而结成的“自然”婚姻，却为教会所不容，世俗所不齿，并使裘德陷入不配当传教士的困境。在性爱与职业追求的冲突中，性爱终于占了上风。裘德彻底放弃了对圣职的追求。但是，随着非婚而育的孩子的惨死，淑屈服于命运，向世俗妥协，离裘德而去这一矛盾高潮的出现，裘德便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听从于阿拉贝拉的摆弄，再次与其生活在一起，最终因染上肺病抱恨身亡。由此可见，《无名的裘德》的情节发展主要是裘德追求目标的三次努力和三次失败以及死于贫病的悲惨结局。《骆驼祥子》也有破题，即对洋车夫行当的整体描述及对祥子个人条件的交待。随之由祥子买车、丢车开端的情节发展，讲的也是一个三次努力和三次失败的故事。同裘德一样，祥子的第一次努力是竭尽全力而蓬勃向上的。他曾短暂地实现了愿望，但随即衣服鞋帽、洋车、乃至系腰的布带都被大兵抢走，变得一无所有。万分痛苦之后再次燃起攒钱买车的希望时，他侥幸有白来的卖骆驼钱垫底。然而，就在他一步步接近目标时，这笔钱连同后来的储蓄及铺盖又被孙侦探搜刮一空。与虎妞成家后，他仍然要强，一心一意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谁知事事均与愿违，他又一次失败了。祥子最终的堕落与裘德毁灭的原因基本相同，主要因失去情爱对象后自弃而和夏太太之间的无爱性宣泄并因此染上性病所致。此外，两部小说的男主人公都经历了希望或生活的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对目标的接近或达到：于裘德是婚前经数年努力后知识的大量增长；于祥子是三年辛苦后买到自己的车。第二次都涉及男主人公与心爱者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前景：淑曾在裘德大学梦破灭时填补了他的精神空白，成为他的救星，与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祥子在设想与意中人小福子共同生活、服务于曹宅时，也达到了生命中第二次最好的心境。除上述这些情节设计、发展上的相似或相近外，两部小说中一些具体事件也有同工异曲之妙，如阿拉贝拉和虎妞对男主人公先诱后骗，迫使男方违心成婚的相同手段；裘德与祥子同意中人爱而不能婚的困境；二者或因生活困窘或因生活转折而对家中什物的拍卖，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既有现实生活的基础，又与《无名的裘德》对老舍创作思路的启示不无关系。 《骆驼祥子》和《无名的裘德》还有一个共同的写作特色，那就是有意识地淡化时间而突出空间。两部小说都未提及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却设置了具体地点的具体事件，同时空间概念还延伸至人的内心的深层空间。例如，当裘德来到大学城打工和探询上学的可能性时，他似在地域空间上更接近目标物，而实际上却在心理上与目标物拉开了不可弥合的距离——他终于看清了他10余年含辛茹苦的追求不过是一场梦，大学对他这种体力劳动者只是抱有“敌意”，而不会为他敞开大门。与此类似，祥子与虎妞的成婚虽在经济上似更接近目标物，但同时却在心理上承受着不堪忍受的痛苦，故而也拉大了与真正实现愿望的心理距离。此外，两部小说也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裘德的绰号“贫民窟的先生”就明确标明了他的阶级属性，也注定他必然成为杀人不见血的阶级压迫、腐朽的教育制度、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及庸俗道德观念的牺牲品；而《骆驼祥子》一语蔽之也是“对于暗无天日的旧世界提出了充满愤怒的控诉”。[2](P702)从上述各方面足见《无名的裘德》对《骆驼祥了》的深刻影响。此时如果回到引言中提到的对《骆驼祥子》的前两个质疑，应该可以看出无论是作家关于祥子执著地相信车就是一切的构思还是将“性”视为祥子走向堕落的决定性因素的描写都与这一特定的借鉴有关。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作家要把一个听来的简单故事变成十几万字的小说，要把这一素材放在最恰当的形式里去，借鉴是必要的。事实上，世界文豪大都有参考他人作品的经历，前面提过哈代本人对前人的借鉴，另如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借鉴过普希金，劳伦斯也大量借鉴过哈代而仍不失为“天才”作家。老舍向有关世界名著学习，显示了他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开放性认知风格。当他出神入化地将借鉴所得融入自己作品的肌理时，我们看到的便不是借鉴，而是脍炙人口的新作。老舍研究专家樊骏曾将《骆驼祥子》誉为具有“艺术的巨大力量和深远的影响”[11](P201)的作品，这实际上也包含有对老舍成功借鉴的肯定。 三 虽然《骆驼祥子》对《无名的裘德》的借鉴是灵活而成功的——其主要特点是重“神”而不重“形”，即主要是对《无各的裘德》的结构框架和艺术构思的借鉴，而不是细节的移植，但《骆驼祥子》的成就还不主要体现在借鉴的成功，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独特的创新性重构。这种创新性重构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思索和文化对比。由于老舍是执教英伦时开始小说创作的，他不仅对生活中、阅读中时时遇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的猛烈撞击常有思索，还利用手中之笔在创作中反映了这种文化思索和文化对比。这一创作特色始于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并被有意识地延续至以后的作品。 在《骆驼祥子》中，除了祥子的洋车夫职业，小福子的暗娼生涯都是特定文化之特写外，最明显的文化对比还有两例：一是祥子与裘德爱而不婚的原因不同，二是他们对待未竟之追求的最终态度不同。就其一来说，裘德和表妹淑都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下层青年，他们不仅禀性相近，趣味相投，心心相印，在精神上互为依赖，互为支持，互为安慰，而且爱得刻骨铭心。他们同居并生育了子女，却始终不能正式结婚。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淑一直被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家族不幸婚姻史所震摄，害怕婚姻成为爱情的坟墓；二是因为超凡脱俗的淑不屑于与在婚姻登记处看到的庸男俗女同伍，也不愿像在教堂成婚的新娘一样，拿着与古代作祭品的小牛身上的饰花类同的鲜花，庄重而又悲惨地走上婚姻祭坛，故而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正式成婚的机会。祥子的爱而不能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同样纯扑、善良的城市贫民祥子和小福子虽然都没有文化，但相互的好感、中意及吸引亦使他们产生了真情。在小福子身上，祥子“看见了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与所应得的安慰”。然而，一贫如洗且被虎妞搞垮了身体的祥子，最终还是本能地首先考虑了生存。在此老舍深刻地揭示了穷国下层青年因贫困程度更甚，连爱都不能爱，当然也不会有富国下层青年对婚姻的纯精神反感和顾虑了。这是一种跨文本的隐比，也需要跨文本的理解。就文化对比第二例而言，裘德和祥子都经历了一次次接近或实现目标，而又在各种打击下失去目标的曲折历程，同样都遭受过生活最无情的打击，也都有过由自信到颓唐，由绝望到重新奋起的内心体验，但他们对待噩运的终极态度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裘德在意识到大学梦的“虚妄性”后虽转向可能性较大的目标，但还是忘不了大学情结。因病不能干石活而重操面制品烘焙祖业以度难关时，他竟情不自禁地在糕饼、面包上捏制了大学城各建筑物造型，做成名噪一时的“基督寺糕饼”。在淑屈从于命运惩罚，重新投入费劳孙的怀抱时，裘德身心崩溃，自知不久于人世时，他还最后徜徉于大学门前，并不甘心地说死后灵魂也会萦绕于大学周围。而祥子在理想落空、意中人死去后，便彻底地走向了堕落。他“肉身未灭但灵魂已死，活着，也是行尸走肉而已”。[12](P59)二者的差别主要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古希腊神话一脉相承的英国现代文学必然要反映西方这几近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在裘德身上既流淌着俄狄浦斯的血液，又蕴藏着普罗米修斯的气质，故而他虽逃脱不了命运的作弄，却又深信自己所走的路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须由几代人自强不息的努力来完成。他虽在失去情爱的切肤之痛中走向了肉体的毁灭但他毕竟在精神上与命运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祥子的形象既是老舍一再批判的传统文化之负面的反映，又是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劳苦大众陷入极度贫困的产物，同时也是老舍对“五四”文学描述“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3](P8)这一精神的继承。另外，笔者认为，虎妞难产生命垂危时，作家着意渲染的巫婆毫无人性的丑恶表演亦是相对于《无名的裘德》中庸医以假药骗钱，不顾病人死活的描述而设置的文化对比。作者的意图是揭示在更贫穷更落后国度中，迷信、愚昧对人们的戕害更甚于资本主义国家江湖医生的欺骗。 其次，《骆驼祥子》独特的创新性重构还在于该小说在内容上对《无名的裘德》的扩展。正如鲁迅的《伤逝》实质上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之续，回答了女性出走后怎么样的问题，是《玩偶之家》的再思考，《骆驼祥子》的立意也可看作是《无名的裘德》的再思考和平行扩充。《无名的裘德》中对裘德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某大学校长的那封回信了：“先生：我兴趣盎然地读了你的信。根据你的自我描述，我断定你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冒昧认为你留在自己的生活圈内，干好你的行当，一定会比变换任何别的途径更有成功的可能。因此，这正是我建议你去做的。”[16](P120)《骆驼祥子》恰恰是回答了安守本份、竭尽全力的体力劳动者在自己的行业内是否能成功的问题。不言而喻，回答是否定的。《骆驼祥子》采用这一独特的角度搜集素材、建构小说，无疑在与哈代的相互呼应中更增加了作品社会批判的力度和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说，《骆驼祥子》与“最高的悲剧”[5](P241)《无名的裘德》同样不朽，二者应该也将会作为中英联袂的姐妹篇永存于世。 最后，倘若对《骆驼祥子》的上述创作现象作一简要归纳的话，笔者认为《骆驼祥子》的创作是作家突破既成传统的人格特征、善于抓住创作素材、良好艺术感受力与通过外国文学诱因找到创作突破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创作的实现既源自作家自我保持与拓展的这一深层动机和作家的开放性认知风格，还得益于作家善于通过偶然发现、重新组合、类比识辨、综合把握等契机和方法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巴内特在《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1968)一书中指出，创造的本质就在于“互相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对《无名的裘德》的借鉴主要是由于参照意识和参照需要。本文第二部分在谈论借鉴时提到的似中之异实际上已涉及参照和对比，而第三部分所强调的作品隐含的基于互相参照的文化比较和阐发则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超民族、超国家文化人类学意义。笔者认为这正是《骆驼祥子》最独特、最有价值的方面，也是应当充分注意、大力发掘、深入研究的方面。 [参考文献] [1]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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