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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先生的《巴金的道路》(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对巴金精神局限的分析有不少精采中肯处，但是，文章的总体批评方式却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先验色彩：作者在品评巴金时，并不是从巴金自身出发，而似乎是在做一个古希腊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以“五四”为惟一的价值准绳，将巴金作为对象(或者说猎物)放在床上进行丈量：凡是认为合于标准的则被认可，而被认为背离了标准的则被否定。这种批评方式，必然会导致主观意图对于客观事实的强烈侵害。 最典型的是文章对40年代巴金转向的论述：为了突出二三十年代巴金的意义，文章对40年代巴金的转向行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应该说，对事物的不同看法是见仁见智之事，然而文章所阐释的理由却颇多疑问。在作者看来，40年代的巴金之所以应该受到否定，是因为他没有继续在二三十年代曾经进行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离开了昔日的思想文化批判道路，“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再现”，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意象是属于政治层面的，即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因此，巴金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思想和创作上的积极意义，表现出“对国家和权力的抨击中止了，奴隶式的抗争停歇了”(原文如此)的思想特点，从而开始了其离弃思想独立而走向政治服务道路的重大转折。 这一论断的逻辑矛盾和背离事实是很明显的。首先，从逻辑上来看，何谓“对国家和权力的抨击”和“奴隶式的抗争”？难道只有继续一成不变地高喊无政府主义口号才是有价值的抨击和抗争方式，只有激情式的宣泄才有积极意义，而沉静的“政治层面的”“暴露‘国统区’的黑暗”就不是抨击和抗争？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其次，就事实而论，在40年代沉闷和压抑的政治氛围下，坚持“五四”启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绝对不应该因此而否定深沉地批判和揭露现实的意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否认40年代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腐败所给社会大众造成的巨大苦痛，揭示这一腐败和苦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体现，也是对于社会权力的一种抗争。 对于作家巴金来说也是一样。在现代文学界已经公认的是，无论是思想批判的深度还是从文学艺术的成熟度，40年代巴金的创作都超过了以前，尤其是他此际创作的《寒夜》，是40年代文学中难得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相结合的佳作，可谓是整个巴金创作的最高峰，作品塑造的曾树生形象，更是40年代文学中非常难得的一道“个性解放的曙光”。如果因为巴金的思想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异，就因此断定他“与具有党派背景的左翼文学主流趋同”，就予以完全的否定，显然是背离了事实真相。 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确定巴金40年代的转折与解放后政治化道路之间的必然性，文章还展示了一个这样的论断：“从暴露黑暗到歌颂光明，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只须翻转一下就是了。”这一论断的思维方式更令人糊涂，使人不禁困惑：是不是在40年代的生活中，只有对国统区的黑暗视若无睹，既不揭露，也不批判，才有可能做到在解放后不歌颂光明。而一旦不小心揭露了黑暗批判了现实，那就必然会在解放后走向它的背面，去为新社会歌功颂德了。其实，揭露黑暗和歌颂光明间，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角度还是从客观表现出的现实状貌，巨大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的政治角度，内在精神实质却完全不同。 林先生之所以在文中出现这样明显的逻辑和事实错误，显然是因为他的“惟五四”的普洛克路斯忒斯思维方式。从文章中不难读出这样的潜在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有“五四”，只有文化批判，才是惟一的正宗，而政治和社会批判是绝对低于、甚至是对立于文化批判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对于“五四”的背离与背叛。在这种前提下，对40年代巴金的否定和理由阐释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矛盾，而且，它还表现出一种思想上的强力意识，是对于思想多元发展的一种阻滞。如同林先生一样，我一直也以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巴金)精神上存在许多缺陷，但我以为这种缺陷并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未坚持‘五四’”就可以概括、可以解决得了的。“五四”也不是中国社会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它自己也存在有不够完备的地方。事实上，“五四”之退潮，并不完全是外在的原因，也包含有它不可弥补的自我缺陷。“五四”是伟大的，但对“五四”来说，最好的坚持方式绝对不是对它的固守而是对它的发展[1]，更不能以之作为一种条框去规囿别人的思想行为。满足于“五四”，局限于“五四”，只能是导致思想的单一和停滞，只能是强力意识对于文化多元和历史多元的限制和戕害。 我们以一种思想为武器去品评衡量事物时，也同时一定要警惕自己不要被这种思想所囿限，这是我读这篇文章时所得到的一些感触。 注释： [1]对此，王元化、汪晖等先生已经作了很多论述与尝试。这里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7)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