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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以小说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20年代中后期以多部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30年代又以大量的长中短篇作品创造了小说的艺术高峰，40年代更以史诗式的巨著丰富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宝库。他在不断地创造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同时又在不断地总结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将经验升华为理论，又用理论去丰富、深化他的艺术创作。他是小说本体艺术的积极探索者，又是小说“现代化”艺术方法的全新创造者。老舍小说创新精神的张扬，对我们当代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极为深广。 一 老舍小说的创新首先表现为其在新的小说观念的指引下对“人”的关注。“人”的发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主题，先觉者们在致力于人的解放时也推动了文的解放，“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概念。五四作家们纷纷以现代意识来观照现实中人的各种生存状态，表达对人的价值与自由解放的渴望与追寻，新文学全面脱离“事君事父”的庸俗功利观而向“人”的方向热情洋溢地突进。时风所及，老舍不能不受其影响。 正是本着对“人”的关注，老舍以一个地道本色的市民世界为视点创造了一部部写人的杰作，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的真诚思考。老舍对人的价值的现代性追寻在其小说中并不表现为对自由解放的正面追求，而总是以病态社会里人的病态遭际来反向表达对人的合理价值实现的向往。因此，在小说中，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人的存在的“非人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构成了老舍笔下千疮百孔的市民人生，正是在现代意识的照耀下，老舍在对这一人生形态的充满理性的逼视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沦丧的震撼与痛心。于是，老舍在悲悯着他们“非人”命运的同时，也苦苦思索着他们的将来。也正是在这种对人的现代化的执着探求中，老舍发出了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热烈深沉的呐喊。 老舍对人的关注并不局限于仅从外部表现人的肉体及精神境遇，与许多先锋作家一样，他也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关注人与自身内在环境的关联，揭示出人性的弱点给人带来的灾难，也一定程度地表达了人在与世界的对立中生存的困境，从而使其对人的思考具备了某些现代主义特质。对人的内部环境的严峻逼视与拷问所带来的某些现代主义非理性基调在老舍的诸多小说中都能够挖掘：《驼驼祥子》在对人物堕落深层原因的追问中对人性弱点的昭示，《断魂枪》题记中“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懂得了”流露的虚无感，《猫城记》对人性欠缺的惶惑、焦灼与绝望，《离婚》中种种离婚而不得的现象和个中人老邱的表白，无不显示出浓郁的现代主义的色彩。 而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更多的还是侧重于就人的现实生存而非哲学存在进行思考。因此，在对老舍小说意蕴的多重探索中，我们把握到的还是那种实在有形的东西。老舍小说对人的这种思考虽不超前，但无疑是符合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语境的。因而，存在主义文学虽先锋前卫却因它的脱离实际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也未能引起文学接受的广泛响应。而老舍对于人的生存及价值充满现代意识却又不僭越历史实际的理性思考，无疑是符合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符合文学现代化发展逻辑的。 二 新文学运动产生于充满着激烈反思和批判的五四时期，批判意识也就成了文学创新精神的突出表现。在所有批判主题中，国民性批判无疑是最具启蒙意味的一个。这一由鲁迅开创的思想母题在老舍那里显然得到了最好的继承。老舍于五四落潮后始登文坛，其时，作家们反思批判的热情大都让位于单纯的阶级揭发与控诉，五四国民性批判带来的文学现代性气息奄奄，而老舍正是在这一情势下将国民性批判引向深入的，因此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在创作伊始，老舍就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主题纳入了揭示国民性的潮流中。早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中，国民性批判思想便显露端倪，至《二马》，已然十分明确，而其后的《猫城记》、《离婚》直至解放后的《正红旗下》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中，国民性批判一直是延续其间的不息主流，且明显地由偏至全，由肤浅浮面而至严肃深刻。同时，老舍又通过大量中短篇小说，横向拓宽了国民性批判的涵盖面。如果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洞察体现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概括性及入及骨髓的深刻性，老舍的国民性剖析则显得更细微、深入、全面，更具体、感性。他是在各种类型的市民世界的把握中，将笔触深入到国民性格的方方面面，不仅通过人物的心态言行，而且通过对种种风俗、文化、世态的挖掘，尽情展露国民性的特质，声讨其对于一个民族的枯朽衰败所应负的罪责。在对国民劣根性成因的追根求源中，老舍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罪恶吃人的旧传统、旧文化，揭示了其如何在长期的恶性熏染中造就了人性的扭曲与畸变。另外，老舍还通过国民性在现实中的动态发展即通过对国民性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形式的展示，揭露社会当前的朽腐与昏暗，从而加强了批判的现实力量。 老舍在对国民性进行思考的同时总伴随着一种深刻的民族自省意识。而以现代意识反思民族的过去、探讨民族的前途与未来，这是老舍小说创新精神的又一体现。 也正是本着对民族性格复杂的希望，老舍在民族自省过程中对民族命运的预见并未陷入绝望。虽然，面对着这个民族斑斑驳驳的历史疮疤和令人悚目的现实境遇，老舍的确表达了他的焦灼、痛心与悲观，如《断魂枪》的题记，甚至在对民族命运形态沧海桑田的感慨中流露出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但老舍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在对民族向何处去的思考中他依然保持了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儒家心态，依然以一颗拳拳赤子之心，真诚而热切地试图在民族品格的重塑中找寻民族新生的希望。因此，批判、痛心而并不绝望，体现的正是老舍现代民族自醒意识的精神所在。 三 在现代作家中，老舍可称得上真正的文体大家，他一直追求着文体的完美与格式的创新。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老舍对西方文学的吸取更多地体现在形式技巧上。老舍小说的现代性革新是丰富多样的，这里仅从叙事模式的变更、现代派技巧的运用及语言文字的创新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老舍小说叙事模式上的革新色彩是很显然的。就叙事的几个构成要素来说，老舍许多小说的叙事时间并不严格遵循传统的顺叙方式，而是既有倒叙，如《二马》、《月牙儿》、《大悲寺外》等，又有交错叙述，如《微神》、《丁》等。叙事结构上，老舍的许多小说采用情调式结构，以情绪心理在时空交错中的发展变化推动情节发展，《猫城记》、《微神》、《阳光》等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最能体现老舍小说叙事的现代特质的是其叙述视角。他的小说一般采用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在作品中力图将作者的态度隐匿起来，追求叙事效果的客观化，即使有一些长篇小说，老舍为了叙事的便利采用全知叙事，他也是通过不断的视角转换使叙事尽量显得客观。 其次，现代派写作技巧的大量运用。从创作方法上说，老舍大致可归属于写实主义，但他的写实是灵活开放的。老舍对现代派创作技巧的吸收最主要体现在心理描写的工细深刻及潜意识、意识流、象征、荒诞手法的运用。 老舍对人物心理挖掘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运用。性欲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中心内容，《大明湖》便“写的是性欲问题”，“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而《月牙儿》、《阳光》、《微神》、《骆驼祥子》等篇中，性欲的表现更是大胆而深刻。弗氏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与性有关，而性欲压抑会造成精神分裂与心理变态。《骆驼祥子》中虎妞因多年的性压抑造成的对祥子的性变态行为，《牺牲》中梅博士因妻子忍受不了其过于旺盛的性欲逃跑后，终遭致命打击而发疯，都是对这一学说运用的结果。潜意识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又一重要内容，老舍常通过对幻觉、入梦等的描写来分析人物的潜在心理。《老张的哲学》中老张对金钱的幻觉，《离婚》中老李对马少奶奶的梦幻，《上任》中尤老二对其前途进行设想的白日梦等，都在剥落了种种浮面的牵缠后，表现了人物潜在的心理真实。老舍对弗氏学说的多方吸取无疑大大增强了其小说的心理蕴含。 另外，意识流、象征、荒诞等现代派常用的创作技巧在老舍小说中同样被大量采用。短篇小说《丁》可谓一部完全逃逸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之外，充满了实验性的意识流小说，通篇展示的只是丁这个人物内心由此及彼、忽闪摇曳的意识流程。《微神》、《离婚》、《上任》、《骆驼祥子》等一大批小说都曾局部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恍惚杂乱、意绪纷披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心理的复杂与动荡。荒诞派技巧在老舍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的是《猫城记》。曾有论者认为《猫城记》是我国最早的“黑色幽默”文学。象征手法的运用在老舍小说中相对来说更加广泛。老舍对康拉德小说景物描写的象征性十分推崇，从《二马》开始，他的景物、场景描写就有意识地与作品的情感、主题、人物性格的表现相结合，突出其象征意义。《骆驼祥子》中烈日和暴雨的描写即是经典性的一例，而《月牙儿》、《微神》、《阳光》等篇象征手法的运用愈为娴熟，象征性的景物描写在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心理、深化主题方面，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老舍小说的语言同样体现了独特的现代精神。老舍对语言的探索充分显示了对既往经验超越后的现代性。他的语言本着为大众服务的启蒙宗旨，以北京口语为基础，既对文言中富于生命力的东西进行改造吸收，形成书面语，又根据表达的需要，常灵活采用一些欧化句式，口语、书面语、欧化句式在老舍的小说中总是水乳交融般结合在一起，毫无刻意雕琢的痕迹。因而这种语言素朴而不僵化，通俗浅显却不平庸乏味，在口语式的娓娓而谈中，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艺术的韵致。这种极具个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语言风格的确立，无疑标志着白话语言所达到的某种高度，充分展示了新文学语言的现代化在沿着大众化、民族化方向发展中的卓著成就。 四 探索自己民族的文学，如何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文学流派，并用主体力量同化西方的诸种文学流派，可从两个层面上去考虑：其一，是仅从纯形式方面，将西方文学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拿过来，或者说主要是在技巧方面借鉴其手法；其二，是深究这种表现手法产生的文化背景，然后衍化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某种独到的感受。老舍对西方文学流派的接受程度就达到了后者这样高的层次。在英国时期，老舍面对写实派文学海洋，尤其倾倒于狄更斯、梅瑞狄斯和萨克雷，这些作家的艺术世界中的幽默深受老舍的喜爱。老舍对幽默的吸取借鉴，与其说是对英国写实派的幽默技巧和手法的借鉴，毋宁说是对人生态度、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的选择和确认。可见，老舍具有对西方文学流派同化的强大主体力量。他的小说创作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国是具有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国度。现实主义文学在这片土地上与民族忧患和对冷峻现实的关注相结合，显现出无穷的魅力。怎样认知现实主义，让现实主义产生出巨大的力量，是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老舍作为文学大师，他的现实主义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二马》突破了对市民性格和命运的挖掘和表现，达到了对民族民众生活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到了《离婚》，他让张大哥统领着小说中的一群人物——都是闹婚姻纠葛的人，演出了一幕幕平庸卑琐的悲剧，并通过那些百无聊赖的纠葛，批判市民中部分灰色人物平庸生活的“市民哲学”。到了《骆驼祥子》，写了祥子买车丢车“三起三落”后“心死”的悲剧，勾画了特定的时代城市下层个体劳动者由心灵扭曲、自我幻灭导致的个人失败的必然下场——“将就着活下去”，这就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所达到的心理深度。由此我们看到，老舍小说世界的艺术魅力，不仅来自他充分的艺术描写，而主要来自他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 老舍现实主义的成功，向当代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询问：当前文学就表面形态而言，艺术手法娴熟，对现实的描写充分而投入，但读者还是不能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悟。当代文学缺少的不完全是艺术，更是思想，缺少思想的深度则大大削弱了文学批判的力度。许多关注现实生活困境的小说，确实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但因没有深邃的思想把握，人物本应具有的丰富历史人性内容便没有被开掘出来，这就势必弱化了文化的批判功能。 与文学缺少思想深度而削弱了文学的批判功能相联系的是悲剧意识的淡化。社会生活充分地世俗化，中国传统文化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这一切对文学最直接的消极影响是，在平民意识的倡导中，对艰难的现实生活的接受，对诸种不如意作阿Q精神的化解，作家审视生活和做价值判断时，是没有抗争、没有悲剧意识的平庸和心态的平和，现实主义文学已衍化为仅仅是描写现实化。 老舍小说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极为宽广的空间，他对人的悲悯、宿命般的人道情怀、感伤和批判，融会在他对社会和个体生命描写的方方面面。祥子孤寂的心灵正是老舍对人大爱的证明。也正因此他创造出虎妞这样的不是丑角戏的喜剧人物，徐徐散发出一位真正参悟了人生的作家笔下才有的既辛辣又苦涩的情调。那是“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艺术结晶，是老舍对个体人生关爱的又一证明。我国当前小说中也有相当数量表现的是对个体的生命感受，但因局限在纯粹个体的层面上，没有可供思索和想象的广阔空间，没有厚重的时代社会背景，阅读中拘泥狭隘的单薄的感觉就不可避免了。我以为，从老舍对祥子和虎妞等个体人生关爱的非凡艺术魅力的成功来说，我们当下文学表现的生命感受，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感受，应该是社会性的，如此才会有厚重的社会文化意义。 老舍的伟大不独是贡献了他丰繁的小说世界，更表现在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之路对我们当代文学建设的启示。相对于说不完的老舍和当今的文学，上述的思考仅是凤毛麟角而已，但却启迪我们能够看到更宏观的问题，诸如文化人格的建设与文学发展的和谐与调适，这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文学前景的设计，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走过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依然面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任务。明确了这个任务，才能够确定当前文学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认真总结老舍小说所显示的创新经验，不断加深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的理解，才有可能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引入更加宽广的领域。 [作者简介]柏文猛(1951- )，男，江苏滨海县人，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导，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盐城224002 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2期2005年5月 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2期2005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