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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具有独特特色的一位，同时也是被忽视的一位。直到今天我们也未能够对老舍的艺术与思想成就进行充分的评价。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能掩饰先生的光辉。他无论是在艺术、思想以及做人上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的细致入微的洞察都会促进我们反思。正是因为老舍在中国文化转折时期的艰难选择与跋涉，使我们不能简单将老舍的自杀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老舍从文化的高度深刻地感觉到旧文化的体制又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向中国老百姓头上压来，一次比一次更凶猛，根本就无法逃脱，这才促使他放弃了生命。 奋争——低矮的天空 老舍平凡的一生有着不平凡的贡献。老舍一生的经历中有许多转折点，这些都有着先生对生命的选择。他的一生就是在选择中渡过，一旦他丧失了这种权利，他宁愿放弃生命。 从老舍生下来差点冻死算起，幼年时被刘大叔送入学堂成为老舍的人生转折的起点。从此以后，老舍就不停地在路上奔波，寻找自己的、也是中国人的道路。家贫又逼迫老舍选择首都师范学校，是他的人生又一个转折期。毕业后的生活为老舍的追求打开了另一扇门。在这段时间老舍经历了幻灭与奋起，抛弃了腐化生活重新开始充实的生活。快乐而清贫的教师生活让老舍有了初恋的朦胧，也有了对宗教的兴趣。老舍与基督教会的接触使他领会了宗教的精神，使他不论是对基督教还是对佛教都有着感情。在基督教会工作期间，老舍又得到英国友人的推荐，踏上了五年的英国教书生涯。在英国期间，老舍萌发了创作的兴趣，最终走上了创作之路。 在异乡英国的孤独生活，对母亲的思念，还有英国人对弱势民族的歧视，促使老舍创作。他希望用笔惊醒浑浑噩噩的民众。五年内，老舍完成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小说。通过对中国市民生活的透视，老舍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市民如何在无知无觉中相互倾轧的痛苦挣扎。尽管反映的只是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但是它前承封建社会五千年的沉渣，下接倍受帝国主义打击下产生的病态思想，让我们看到了从知识分子到贫苦百姓在牢狱一样的社会里挣扎的无望。随着创作的广度与深度的加大，老舍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更加激烈。民族的老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现象。正为《二马》所指出的：“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 1930年代是老舍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也是老舍对中国文化进一步的认识时期。中国国民性蕴含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宗法制度。但是它们又不是纯粹的，总是与各种形态的陋习结合在一起，让人无法逃避。文化礼教的禁锢已经使人麻木不仁了，因循守旧更使社会停滞不前，愚民政策导致无民智可用。《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我这一辈子》、《文博士》、《骆驼祥子》和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的创作使老舍对国家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它们写的大都是悲剧，人物包括知识分子、公务员、小商人和贫苦大众。老舍认识到，悲剧是这个社会的赐予，他们在顽固不化的天罗地网中苟且生存，想过安稳的日子而不可得；他们要卖尽身上的每一寸肉还是无法生存。拼搏的、向往的、谨慎的、苟且的都在这个社会里沦亡，根本无人能够脱身，人本身连同所有的努力都被这个社会吞噬了。追根究底，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病脉被老舍摸到了。他让我们看见了蹲在我们身后的怪兽，它的存在让老舍明白了“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了。”[1](P232) 《离婚》中的人生状态与卡夫卡笔下的《K》是多么的相似。荒诞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中国的社会就像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可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它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老舍也认识到文化是真正的根源。一个国家的落后决不是某一种经济模式的先进与技能的缺乏，它是一种普遍落后的社会心理状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个具体的卑微的人格。落后的民族只有通过文化的提高来改变根深蒂固的弊病，进而改变国家的贫弱。《猫城记》中大鹰就说过：“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做人，然后是做中国人，才是中国富强的根本。当他认为连自己都不能做人时候，老百姓就更不能了。做中国人就更是一个梦想了。”做人是人的根本，老舍的死也就是为了一个做人的追求。 如上所述，老舍在青少年时期，在多元的文化交汇中，穿越了封闭的政治视阈，在满、汉文化，雅、俗文化，新、旧文化，世俗、宗教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有了自我的认识，“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预备牺牲”，“负起十字架”，即从文化改造和建设角度切入社会人生，并甘愿为此而献身。 抗争——创作与自由 抗战爆发，老舍的创作与思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老舍为抗战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处于政治的夹缝中，既与真正抗战的共产党合作，又要向当前的国民政府索要经费，还要营救陷入困境中的友人与革命分子。既要对抗反动的政治宣传，又要说实话。 作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老舍尽了他应尽的义务。他为了激发民志，放弃了创作长篇的计划，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写作。七年的奋战使老舍认清了文化与自由、文艺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同时对国民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老舍发现了一个他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艺术与艺术家的良知的问题。要维护良知就不得不违背某种潮流，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以牺牲为代价。 1930年3月，老舍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正是“左联”成立与左翼文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老舍也顺应时代的要求，创作了革命作品《黑白李》。但是，老舍很快感觉到左联承接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只是把主角换成穿现代装的知识分子而已，把“杀富济贫”与“忠君爱国”换成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而已。民族的危亡可让艺术做出牺牲，但是老舍不得不承认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老舍就说过：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可以说，政治批判一直都在支配文学的创作。这些不会不影响到老舍。其实，这还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作了铺垫，这是老舍所未能预见到的。 另外，1930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对老舍是有影响的。1932年老舍创作《猫城记》就从政治讽刺的角度对“猫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大事逐一进行了批判。老舍对“大家夫司基”党的荒谬进行了揭示。在奉行“人人为人人”的国家里，“政治改革并没有解决问题”。在人人活着便是为了一种政治主义的社会中，小蝎就说：“在这种政治主义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很遗憾，这种荒谬状态竟成为中国的现实。老舍在那时就直觉到这种状态在悄悄地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1945年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老舍说了一段很深沉的话：“阿Q参加了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今天，抗战胜利了，有人说胜利也好，到上海、南京去发点财，拿几只板鸭来吃。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惨胜比惨败还要惨。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国必会和阿Q一样会死的。阿Q在陈腐势力压在他身上时，莫名其妙地画一个圆圈就把自己圈死了，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如像阿Q一样，也只知画一个大圆圈，就会把自己圈死的!”老舍担心的事情最终是发生了。 在1946年离开中国奔赴美国前夕，老舍讲演《走向真理之路》，其中就说：“应当大家联合起来向真理之路上走走才对，真理并不是一个人可获得的……我喜欢苏格拉底。因为他爱商量，这是觅求真理的最好之方法。世界上最最愚蠢的人便是包办真理，真理并不是在包办者的家里，……你必须朝着真理的路上走，……向真理探索，不怕反对我们说真话的人，这就是说，希望‘文协’的朋友们永远不要取巧……。”[2](P464-465)所以我们可以猜想，老舍在回国的问题上之所以犹疑，是担心创作的自由，担心自己的祖国不能让他安心写作。1950年老舍回国前夕加入了美国作家协会，就是他怀疑的根据之一。从以后的事情发展看，老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挣扎——以学治国的悲剧 我们可以从老舍建国后的行为，了解他是如何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怪圈。 1948年护照到期，老舍考虑的是延期，再就是去英国教书。“不知如何是好，……整个世界仿佛到了末日。”[3](P482-483)老舍始终不能决心回国反映了他的犹豫。他拿不准回国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更加抓紧时间工作，每天就是工作。 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老舍的确感觉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舍满怀真心的热情歌颂新中国，愿意为国家建设奉献生命。他努力学习新的文化政策，也曾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座》而狂喜，明白“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1955年6月2日发表杂文《好好学习》，老舍谈到：“(一)不再像从前那么怕哲学了；(二)使我不能不检查自己所写的东西有什么毛病；(三)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但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术，而且更应该忠实于思想的学习与传播。”[3](P647)老舍终于也无法拒绝政治的洪流，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历史性怪圈又开始发挥作用。老舍的创作思想也有了变化，影响了他后期的精品出现。 朝鲜战争爆发，1954年老舍奔赴前线并创作了《无名高地有了名》，作品塑造的形象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素质的领导形象。他们有文化有战斗技术，以少量的牺牲取得大的胜利。在此，老舍表达了中国不能再以悲壮的牺牲来获取惨胜的认识，也是老舍《四世同堂》中思想的延续。所以，西方的老舍研究者认为，老舍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1956年老舍改编了京剧《十五贯》，并翻译了萧伯纳的政治幻想剧《苹果车》。 老舍选择翻译政治幻想剧《苹果车》就体现了老舍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有所觉察，敏锐的触觉以及对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文人总要被卷进政治漩涡的原因。敏感的天性使老舍感觉到旧传统在新制度下的潜伏，只要没有彻底抛弃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存的旧事物，旧文化总有一天会重新杀回。老舍建国后时期一直处于矛盾中，一方面他感谢党与政府为他，更是为老百姓所做的一切。他要努力创作，甚至参加他厌恶的会议；另一方面老舍的思想认识又希望按照“真理”的方向前进。在现实生活中老舍为国家的宣传创作，但是他又同情那些站着或者倒下的朋友，所以不论何时，不论朋友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中，老舍都是始终如一，不曾背弃朋友。 1950-1951年老舍创作《方珍珠》和《龙须沟》，坚持自我对时代的认识，也坚持着艺术性原则。1953-1956年创作《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春华秋实》的修改稿达10次之多，一方面说明老舍对艺术的严格追求，另一面也说明老舍的矛盾心态。1956年，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的文化政策，老舍遇到了创作的春天，于1957年创作出了著名的话剧《茶馆》。但是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老舍创作了应时的作品《红大院》、《女店员》，政治指导着艺术。进入1960年代后，敏感的老舍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创作，创作了《神拳》和音乐剧《宝船》。《宝船》是一部很有寓意的作品，反映了老舍此时的心态，什么样的船会带领我们走向希望呢？……1957年，老舍不顾危险在《人民中国》上发表《自由和作家》，明确反对政治干预创作，“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如何善良，总会妨碍作家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乱打一通，不能鼓舞人们进行好的创作，反而毁了它”。后来就直接提出“不要干涉自由”。老舍已经发现，国家主义对民主与自由的取消倾向会扼杀作家的艺术生命。政治与文化的不分离将会把整个社会都带进政治的洪流，它扼杀的不只是政治上的反叛者，而是文化的生命力。1962-1963年，老舍创作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是他最后一部大作品。老舍选择这个时期写关于满人的自传体小说，可谓有对政治局势的风声鹤唳之感，以及对个人前途的微妙感觉。可惜只写了八万字就停笔。老舍说过，假若我在新社会里不肯前进，冷笑着放下笔墨，我不但失去身份，而且失去生命——写作的生命。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舍依旧会创作出许多应时的作品。 《猫城记》是老舍重要的作品，但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的极大讽刺而被排斥。《猫城记》中，我们不得不赞叹老舍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预见性。例如，关于图书馆革命的片断，不仅仅是讽刺了蒋介石的文化政策，也显示出作家对极“左”倾向深刻的观察。中国就在这灰色的天空下生息繁衍： 一进大门，墙上有几个好似刚写好的大字：“图书馆革命”。图书馆向谁革命呢？我是 个不十分聪明的人，不能立刻猜透。 …… “怎么回事？”我问。 “又革命了!这回是图书馆革命!”他很惊惶的说。 “图书馆革了谁的命？” “人家革了图书馆的命!……” 几十年后，老舍预见的专制制度上演了。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从文联图书馆拉书去烧，老舍很诚恳的对红卫兵说：“我老了，这是国家的文化，不要破坏它，如果愿意把书拿走吧，千万不要烧。”当红卫兵把书浇上煤油烧书时，老舍发疯似的跳到火堆里救书…… 《茶馆》是老舍后期的创作中重要的作品，却是一首带泪的“葬歌”。《茶馆》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近五十年中国的风云变幻的剖析，埋葬了三个时代：戊戌变法失败的晚清；袁世凯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爆发前的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风云突变的时代，越来越反动，越来越无耻的历史，揭示出中国的统治阶级几经变换，依旧体现了吃人的本质。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是中国前进的障碍，只能使国家越来越黑暗。《茶馆》里，所有的“坏人”都有后代，特务、流氓、人口贩子、看相的，唯独正派人常四爷没有后代。在病态的社会，只有那些背叛心灵的人才能生存，所以在旧宗法文化下是不会生长出挺拔的树木的。祥子的毁灭不是个人的毁灭，他的起落是社会浊流的巨浪波动的结果，意志与命运在中国不起作用。只有病态的社会才会产生病态的人格与命运，光明的前途是梦想，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 舒乙说，当年老舍从日本回国后说，在日本，光年、白羽、杜宣他们说正事，说理论，说斗争，说“反修”，而他，则只谈生活小事，和日本朋友谈养花，谈茶道，谈武术，谈酒，谈写字，谈画画，谈禅，谈诗歌，他们这种不是分工的分工使他很愉快，日本朋友对他所谈的一切都极有兴趣。当时老舍先生讲过《壶》的故事，说有个特别喜欢收藏古董的人，家道败落后将所收藏的宝贝一一变卖，只剩下一个珍贵的壶。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他总是说：不卖，不卖……。后来老头老了，身体也不好了，无钱看病，一个窥视他的壶的富人就收留了他，为他看病。富人认为老头总会死，这壶也带不走，终有一天是属于他的。临终时，老人却把壶奋力摔向院里，壶碎而亡。1966年2月6日，苏联汉学家、语文学博士M·施莱德来访，老舍赠送一只细薄如蛋壳的古老中国瓷杯，并说：“我想，这只杯子你保存着更好些。”[3](P928)这杯子和这壶是喻示老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个人品格，还是喻示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难以保全的忧心呢？ 老舍自杀了，太平湖上漂着他平日工整手抄的《毛主席诗词》，这是象征着从此以后政治与文化必然分离呢，还是自古以来的哲学治国的理想的最终破灭，抑或是什么样的“宝船”会倾覆呢？老舍的父亲为抗击八国联军而死，他的衣冠冢中只有一副绑腿，是因为那个贫病的封建王国；1978年老舍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一副眼镜，还有一小包茉莉花茶。这只是历史的巧合吗？老舍借《茶馆》中常四爷之口说出了心声：“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4](P355)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2]张桂兴.老舍年谱(上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张桂兴.老舍年谱(下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4]老舍.老舍文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陈建敏(1972-)，女，吉林长春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22卷第2期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22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