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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出身和文化定位 公元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内一个贫苦的旗人家庭，老舍父亲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正红旗，而母亲则隶属于正黄旗。 老舍的这个出身暗含着两重含义：“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1]通过专家的研究已经发现，老舍作品中凡是涉及到北京城内的地名，都处在以小羊圈胡同为辐射中心的这一片旗人所聚居的地区，人物活动范围如此的集中，显然是因为清朝八旗制度规定，凡在旗的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太远，违反规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以说，老舍的作品单在创造人物及人物活动范围的选择上，就已经紧密地和他的民族出身联系在一起了。 在自己的文化归位和社会归位上，老舍作为旗人的一个分子，自然地有着旗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格。“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创造的民族。”[2]老舍也同样善于在生活中学习，北京城特有的文化风采滋润了老舍的一生，给他提供了永远不会枯竭的创作源泉。然而在解放前，尤其是在20世纪初年，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旗人的境遇非常悲惨。“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所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原来许多旗人是不习惯在本人名字面前加用姓氏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避免受到歧视，也都加上姓氏。如果从姓氏上很容易被认出是满人的，也有一些极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在寻求工作机会时，许多旗人只好违心地谎称汉族。不久，旗族的称呼竟自在社会上渐渐消失。”[3]这些现象，对于一个敏感而自尊的民族作家来说，影响显然是相当大的，因此老舍很少宣扬自己的旗人出身和旗人文化，但是他毕竟时刻不能够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解放后仅仅一个合适的契机，老舍就创作出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可以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精彩的戏剧《茶馆》和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然而这个时机毕竟来得太晚，当老舍刚刚准备振奋自己民族精神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表达自己民族文学创作诉求的机会了。 老舍内心深处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长达多半个世纪的关于老舍作品和老舍人格文化的研究中，对老舍民族身份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虽然我们这里不乏有见地的专家，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进行着细微、踏实、勤谨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声音毕竟太少了，而对于老舍研究来说，如果不能够确认和理解老舍的文化出身和民族背景，就无法真正读懂老舍的作品。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老舍出身于北京。北京城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老舍是当之无愧的模范北京市民。他固然因北京而完成了自己，却同时使北京得以借他的眼睛审视它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是这样禀赋优异的北京人!因而他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他……老舍是使‘京味儿’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4]不难看出，老舍的作品中所蕴含和表示出来的，除了民族身份和旗人心理，更多的是和北京、和“京味儿”文化的互动。虽说旗人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北京文化，但是毕竟它应该是被包容在“京味儿”文化中的。同时，“京味儿文化”却大都是通过旗人文化展示出来的。 “京味儿”小说，强调的是“味儿”，因此不是从题材出发来展现魅力，而是主要通过语言艺术和行文方式展现其独特风格。写北京的小说20世纪数不胜数，但并不都是“京味儿”小说；同理，许多小说写的不是北京，但是同样可以蕴含着浓郁的“京味儿”，因此也可以归入“京味儿”小说的行列。而老舍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地地道道描写北京的“京味儿”小说。按照赵园先生的归纳，“京味儿小说”流派体现的风格大体如下：理想态度和文化展示；自主选择，自足心态；审美追求；极端注重笔墨情趣；非激情状态；介于雅俗之间的平民趣味；幽默感。[5]归纳的非常详尽，也非常典型。而老舍，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写作出的小说，自然统统都有着鲜明的“京味儿”。通过老舍的作品可以看出，无论是民族特点还是北京味道，都可以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旗人的文化追求，以及生活上的那种散淡、随意，得意时雍容端庄追求高贵、失意时含泪自嘲苦中作乐，这些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成就了老舍创作中最生动的艺术形式。此外，几百年来旗人对北京文化的改造，以及和汉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互动影响，就形成了独特的老北京文化。这个文化特色就是形式上的开心以及本质上的矜持，从表面来看，这些北京人永远都是快乐的，永远都能够给自己找乐子，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又是高傲的、矜持的。而到了民国时候，本质上的高贵，又被无可摆脱的悲剧感所替代，时代本身的悲剧和满族自身民族悲剧的双重打击，让这些最能够苦中作乐的人，也不禁流露出了苦笑。 二、文本表现的民族文化心理 这些因素显然都影响着老舍的文学创作。 因此我们看老舍的任何一篇作品，文字都是诙谐的、活泼的，有着善意的嘲讽，更有着对生活独到的开心体会，然而在文字后面，却都是一张可以说依然彷徨、依然焦灼，并且依然矜持的面孔。 老舍最初的长篇，据他自己说，是有“玩票”的性质，“只是写着玩”。这自然是因为在满族旗人的民族文化精神中，缺少汉族儒家正统的那种“说教精神”，缺少那种“文以载道”的追求，更多的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最本真、最自然的声音。《老张的哲学》，嬉笑怒骂，勾勒出了北京城中小市民生动的人生图像，从一开始就对国民性和民族性有着深刻的反思，如对“面子”问题的剖析，这似乎是作家天生的秉赋和思想的本质。而通过作品的行文和人物的活动，总能够感觉到一些旗人所特有的文化品质和人生细节，这显然是由于作家是从本民族出发，在这个基点上展开自己对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感情。 到创作《二马》的时候，老舍的笔墨已经更加成熟，通过父子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作品希望能够塑造出中国有为知识青年的形象，虽然最后的结局有点空幻色彩，但是这样的思索努力，的确是对整个国民性的反思，尤其是对自己民族的反思。所以老舍的话，即使今天听来，也是那么的振聋发聩：“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在这里老舍已经举起了精神启蒙的旗帜，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当时文学革命运动的始作俑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独特的经历和体会，或者更能够让他对国家和民族展开更为沉重、更有深度的思考。 济南三年，老舍创作了《猫城记》，这部作品有别于前期的其他作品，老舍试图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当前的国民生存状态，虽然他后来也发觉，这样的把握程度，显然不能够和这个时代相和谐。因此他后来的作品，就更加侧重于在旗人风格和风趣的基础上，表达自己最为沉重深切的人生感触和文化沧桑。《离婚》意味着老舍重新回归到了自己的文化路向上，作品中依然是自己熟悉的北京平民生活，依然是悦耳动听、干脆利落的北京话。《离婚》是对北京封建保守的旧文化的一种清算和针砭。作品更是在社会政治的描写中体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就使得作品在重新回到了老舍的叙事传统后，又把作品的思想意义提升了一个高度。《离婚》艺术上的成功是明显的，而这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老舍所说的“返归幽默”。到《牛天赐传》，老舍更是试图以一个孩子(牛天赐)成长的经历，写作出一个民族(满族)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衍进中的教训。实际上，老舍依然在不断地默默反思着满族的文化历史，反思着自我民族和中华民族整体上的悲剧轮回。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生动活泼、嬉笑怒骂的人物形象是何等鲜明，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深刻理解满族文化的传统精神，那么这样的人物品格也就自然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 1936年的《骆驼祥子》，标志着老舍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老舍用他标签式的幽默，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车夫———骆驼祥子这样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在这里，我们不难推断出祥子的身份，那就是一个有着旗人血脉遗传的北京青年。老舍创作这样的作品，显然不单单是要批判个人主义，而是有着深沉的民族悲剧感在里头的。轻快的北京方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老舍式的调侃和幽默构成了作品的丰富内涵，从而使得民族身份和民族立场的思考在轻松的作品和沉重的基调中获得了交相辉映。 抗战时期老舍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北京史诗”(赵园语)通过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群体单元———家族在侵略者炮火中的离合悲欢、兴衰成败，鲜明地阐释了“没有国就没有家”这样一个真理。作品“架构恢宏、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6]给读者展开了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挖掘出了平民百姓沦陷生活的凄苦惶惑和挣扎反抗，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文化背景下，对北京城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城，展开了全面的反思。作品中四世同堂的家族———祁家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一个家庭，思想理念也传递出了最为传统、最为朴实和最为典型的北京味道，这些讲究礼仪、讲究文化、讲究生活、讲究人情的北京人，面对枪炮面对不讲人道的“兽道”，觉悟得有些迟缓，他们与世无争，坚强忍让，但是骨子里又是极为高傲。这样一个“就连咳嗽也要讲究成一门艺术”的家族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在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强行进入面前无所适从、胆怯、忍耐。但是一旦这个压迫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他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杀身成仁。祁家人可以忍受那些最为低劣的物质生活，但是在精神上却绝对不可以超越限度，所以我们看到，一向唯唯诺诺的祁天佑，在遭受了超出他精神承受限度的屈辱之后，毫不犹豫投水自尽。 这是一个深沉的民族悲剧，也是对中国人国民性格的最真实的写照。而作品中那个“清代侯爷的后裔”小文，则无疑地是一个典型的旗人，虽然老舍说“他不是一个旗人”，但是小文的思想、行动无不是带有旗人的内容、自尊、要面子、爱漂亮这些做法，因此，这里应该是正话反说。虽然说《四世同堂》还有着更为宏大的叙事主题，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两点：对北京人文性格的反思，对旗人在这个特定时期的生活描述。 解放以后的老舍创作显然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无论是《龙须沟》，还是《茶馆》，都是可以进入20世纪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经典文本。《龙须沟》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在翻身之后心头的狂喜，老舍是一个“穷人”作家，是一个心灵永远维系在劳苦大众和平民百姓身上的作家，因此他面对翻身之后人民生活巨大改变的那种狂喜和激动也就不难理解。在这种激情的冲击下，《龙须沟》展示了老舍对“好政府，爱穷人，叫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的感激和崇敬之情。作品中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依然保留着北京文化影响下最为传统的话语和行动。即使解放以后，文学创作中的二元对立、两条路线的倾向和概念模式越来越严重，但是老舍只要是面对北京城他最熟悉的风物，他就无法用那些生硬的理论和概念来约束自己的笔墨。他的文字依然是纯朴如洗的，那个生动的艺术形象程疯子，无论是做派还是话语，都是一个典型的旗人形象，这应该是老舍在解放后，对自我民族一种默默的重新审视。 《茶馆》已然成为现代话剧经典，这是因为作品中，老舍把他对家国的思考和对北京这个都市文化的思考完整地契合在一起。茶馆，用现代批评话语体系来说，和“广场”有着相同的内涵，而又和真正意义上有启蒙作用的“广场”不同，更多暗含了“民间”的一些意蕴。因此，“茶馆”应该是“广场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一个有机的契合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茶馆》能够吸引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它有着超越一切的文化内涵，既有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也有高贵脱俗的上层文明，彼此却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归属，《茶馆》显然是要从这个角度来验证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人文印象。如果用“民间”来替代“茶馆”，那么就可以总结出“茶馆”的内涵：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话语；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糟粕和精华的交杂。[7]《茶馆》只展示了三幕历史现象，却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通过《茶馆》，老舍总结出了自己的家国情感以及和过去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愫：“我爱咱们的国，可是谁爱我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时代悲剧。 老舍最后的作品《正红旗下》，是如此鲜明如此生动如此活泼地叙述“我”这个旗人的故事。虽然由于时代原因，这部作品没有一个终局。但是通过那些已经写就的篇章，可以看出老舍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新时期民族政策变动之后勃发的民族自豪感。“老舍以久存心底的激情赞美福海，赞美常四爷，赞美那些具体推进历史转折、使艰难历程轻松化、将人生无痕地汇入时代的一代旗人。也许再不会有谁比之老舍，更能感受到此中的庄严性了。……力图给你看到当历史的轮子迎头驶来时，那些大踏步地迎向新生活去的旗人———他对于民族的深藏着的骄傲。”[1]同时，老舍也用充满温情的文字，对本民族京城旗人中存在的自私、骄横、懦弱、慵懒的品格，进行了含蓄的批评。“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记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如此鞭辟入里地总结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追求，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和血肉相通的情感，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 三、结论 以上主要是从小说的角度来谈论老舍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因子。实际上除了小说，他的戏剧也是非常关注探讨民族文化和京城文化，并且总是体现出满族作家特有的讲究，这些都延续着老舍对民族文化和北京文化以及由此扩展到的整个中国文化的思考。 北京城文化的熏陶和民族精神的遗传，双重的文化底蕴使得老舍的作品永远都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平民气中散发着某些贵族气”。[2]虽然这是一个诙谐的、一贯给人轻松文字的作家，但是他也彷徨、也愤怒、也痛苦，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是微笑着面对这一切。老舍的儿女懂得自己的父亲，他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穷人”，[3]因为只有穷人就是在想哭的时候也是要微笑的。满族的文化人和普通人民也同样理解老舍，因为这个有着深厚的艺术底蕴和文化讲究的民族，在面临深重的民族苦难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用笑声来应对的。因此，老舍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深重的民族烙印，老舍也永远都是一个伟大的永远都给我们带来会心的、含泪的微笑的民族作家。 注释： [1]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张菊玲、关纪新、李红雨编著：《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的序言，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关纪新：《老舍评传》，第45页。 [4]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5]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章关于“京味”风格的归纳第19~58页。赵园同时还认为，老舍并不注重阶级特性与阶级差异，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人的世界；而用“非激情状态”概括京味小说则太过笼统，也许可以大致描写老舍。 [6]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7]陈思和：《民间的浮沉》，见《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陈思和的详细归纳如下：(1)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接纳国家权力对它的渗透。(2)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3)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茶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确具备了“民间”的某些特性。但是这个“民间”，又是和“庙堂”结合得相当紧密的，国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波及的涟漪。 [8]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83页。赵园同时也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着先得风气的人物从心理到行为方式做了适应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调整，中国社会却走向了另一种专制。《茶馆》即写了对历史生活的苦涩回味，让你看到“福海”式的人物在“民国”的命运。 [9]杨义：《作为文化现象的京派与海派》，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虽然杨义在这里论述的是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并且是从凌叔华的家族背景归纳出的一个结论。杨义认为，通过对凌叔华的文化出身和家族的确认，认为京派文学在“平民气中散发着某些贵族气的学院派作风”。而老舍单凭自己的满族这样一个具有全民族的文化背景的民族出身，就可以说是“平民气中散发着贵族气，但是老舍显然并不属于“学院派”，他的文化背景完全来自于民族的天然成分和北京城底层文化的熏陶。 [10]2003年4月3日，中国老舍研究会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在安徽召开“第三届国际老舍研讨会”，老舍的子女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老舍的儿子舒乙阐述了他关于老舍的19个问题，并且反复强调了老舍的“穷人”出身；而老舍的女儿舒济则重点提到了老舍的满族出身问题，并希望就这个问题能够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舍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确值得有关研究专家的重视。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民族文学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