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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陆续的写一些东西，这样一个共同的历史趋向更多的让我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用历史的眼光来谈论这部小说。我更愿意从作为叙事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叙事来谈论这部小说包括第二个论题，更觉得不用文学当然也可以，这只是我的角度。 从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在很热闹的讨论历史写作的方法、历史的观念，现在更多趋向于讨论历史叙事。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叙事时会带来很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如何形成对历史叙事的解释，历史在有时候历史叙事显得比文学更重要，更有他的叙事性意义。从叙事学角度来说，当我们面对历史时，虚构已经成了一个伪命题。只要进入叙事就是虚构，我们就可以把他当小说看，所以从历史叙事来理解赵柏田的写作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我现在不能推测赵柏田的写作是否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但能看出他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历史写作的困惑，总会给人没有一种觉得很好的历史叙事形式，其实这个问题是长时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中国非常欠缺历史写作的方式，历史小说并没有考虑什么是历史叙事，只是考虑用历史的题材来写作小说，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所以历史写作是非常欠缺的，赵柏田的努力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仅从小说来谈作品可能谈不出什么东西，但我们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谈，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意义的。 这部小说在我看来与其说在中国背景之下所叙事的一个赫德英国人的个人历史，不如说在英国人亲密的中国的历史，他依据的是赫德留存下来的历史文本。当一种写作者亲历的历史，分开来看，赫德本人所亲历的在中国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保存在赫德的文本中的，主要是日记和通讯，包括他在中国所有的活动都保存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文本中。赵柏田来重构历史就是这样来进行的，但他也改编了这样的历史，不仅是文学技法问题，也是不同视角的方式，也是一种聚焦方式，六章实际上三章是以第一人称，三章是以第三人称，这不仅是人称的选择，实际上赵柏田是在改编历史的单向进度，一般我们改编历史都是单向，他改变的历史是把历史事件打乱后，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历史叙事学所作出的贡献。所以说如何处理历史形式上的尝试，通过时间错位，叙事的聚焦方式，来重构中国历史转入现代性的一个过程。 在历史写作中思想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赵柏田的写作更倾向思想史，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历史来寻找思想史的若干轨迹，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暗藏的，实际上最后归结到思想史，但这样一个思想史最后导致的是要寻找一个历史叙事的主体，他定为在现代性转型，所以他选择赫德，不仅赫德是在宁波开创45年的生涯，也不仅赫德是一个外国人，也不仅是英国绅士的传奇，也不仅在中国有他的情人或者把中国当做他的情人，而是他力图寻找到这样一个现代性转型中特别的视角，这个视角是由赫德来完成的，这也是他写思想史需要思考的主题，这只是我的推测。 赫德在中国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方式，如果西方把税收和相关的法律都去掉，那么就不大可能想象得出资本主义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税收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向现代性的转型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型，恰恰符合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数字化管理的转型。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太平天国、义和团，因此这两个重大事件进入小说叙事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他对这两部小说没有正面去写，但他涉及到赫德在中国活动中关涉到的历史事件。因此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写作就与我们过去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叙事有不同之处。一个赫德眼中太平天国对中华帝国的影响，都是我们所说的向现代性转型前所要碰到的问题，这正是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的现代性转型的经验。当然一部作品不可能承担整个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全部想象，但他仍然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的语调是赵柏田向西方小说学习的结果还是向西方历史叙述学习的结果呢？还很难做判断，但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我觉得很多方式都是对历史细节描述的语调，以及表达方式和处理方式很像。像《明朝那些事儿》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语调来写，如何让读者参与历史，这部小说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所进行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很多暗含，都暗含了让读者参与作品的解读。我的困惑就是用这种语言方式来写作作品与汉语写作有什么距离。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8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