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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之所以能够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个性化的艺术风格成为“人民艺术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营造了一个魅力纷呈、华彩多姿的市民世界。他不像“五四”时期那些以启蒙者自居的作家那样以远观和教训的姿态反映社会生活，而是以普通市民身份，观察社会，感受市民的心理，理解并同情他们的遭遇，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实描写，表现出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全面、细致的市民社会生活图景。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他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生活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于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1] 老舍小说中的市民形象是丰富多彩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江湖医生、商人、车夫、司机、打鼓的、说相声的、剃头的、看坟的、妓女、流氓、巡警、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擅长文化心理批判的老舍选定了自己独特的反映视角——从文化心理入手去体察与表现市民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与革新。老舍曾说：“借故事说文化，则文化在人间，随时流露；直言，文化，必无此自然与活泼。”[2]因此，他选择了作家特有的方式——借故事讲述来传达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嬗变信息以及他对文化传续的严肃思考。在他的小说中，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一、旧派市民形象 “旧派市民形象”，指那些保留着东方古国传统美德的温和、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守旧的“老中国儿女”。这是老舍作品中市民形象塑造得最成功最有艺术魅力的人物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儿女，骨子里是农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显得比较保守、守旧、闭塞，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老舍生动地描写出他们浑浑噩噩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愚昧荒唐。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他们的心态妥协、软弱、庸俗、苟且，从古老文化积淀中滋生出的保守、懦弱、因循守旧的处世哲学显出了他们必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但同时作者对其也有同情的一面，写出了他们的正派善良、诚笃忠厚、热情仗义。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主人公马则仁的形象是衰朽的民族性格的一个代表，他因循守旧，事事恪守祖宗成法，妄自尊大，讲面子而不务实际，与此同时又处处对洋人陪小心，在民族歧视面前无动于衷。透过这个人物，揭示了我们民族的病态的精神弱点，老舍由此指出了国民性的愚弱懒惰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确实是挖到了民族性的一大劣根。这样的一个角度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环境中刻画，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比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对社会世俗人性的精通，以及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市民生活，害怕一切变化。无论对什么，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礼教的。他有一套等同于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所有人的大哥。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连串典型情节，老舍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己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本能，一种庸人的小聪明。 再比如说《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当日本侵略官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如何过自己的寿辰：“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他自己是平头百姓，可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地划分为尊卑贵贱，忠诚地按照祖先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和气生财”的人生观，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日本人微笑、鞠躬，和蔼地接受“训示”；他尽管很同情邻居钱慕吟一家遭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老朋友。祁老太爷的性格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老舍最擅长塑造的形象，它是老马先生、张大哥一类人的补充。 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揭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个别人的道德败坏，而是一种渗透于整个社会的习惯或者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无论是马则仁还是张大哥、祁老太爷，他们都是诚实忠厚、热情仗义，然而，他们自己是旧观念熏陶下形成的老派市民却不自知。这已经是一个悲哀了，但他们却还要用种种旧思想去影响干涉别人，这更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传达了这样的思想：要想社会进步，除了改革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必须进行民族心理的革命。 二、新派市民形象 “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得不如旧派丰满真实，但也有不少成功的。这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塑造。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进，因此他很自然地把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观念。老舍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为此，他以英国国民为模式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是《赵子曰》中的新青年形象，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最后，他以死来反抗军阀的行为终于唤醒了赵子曰等浑浑噩噩的青年学生。李子荣是《二马》中的人物，他是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务实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备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理想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第二类是老舍含泪鞭挞的“中间人”或“过渡人”形象。比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们都是在思想上接受过西方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但在情感上却受到世俗社会的束缚而难以自拔。 老李性格老实，工作任劳任怨，靠自己的本事谋生，他沉默寡言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作为一个文人，他在心灵深处渴望一种诗意生活，而这种渴望最后落在一个年轻寡妇身上，这个年轻女子清秀文雅，把老李在乡下的婆娘比下去了。老李有了离婚的念头，他想在灰色如死水一般的生活里作些改变，但最终受到张大哥等人的压制，他连离婚的勇气也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一些现代思想，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却陷入了尽忠与尽孝的两难矛盾中难以自拔。虽然他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孝)，但是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祁瑞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血与水的战争中，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正在逐步改造，而这些市民作为思想矛盾的“中间人”出现在老舍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动荡年代，因而就具有了特定时代的典型性。 第三类人物是“洋务”与“新派”的市井庸民。他们生长于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与一身。他们用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行动举止装点自己的时候却又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生活能力，这是市民自身安身立命的能力的不足，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倚仗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就是这类形象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然而更可耻的是他的洋味中又有汉奸味。他原先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耻小人，北平沦陷后，他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甘心去充当连日本人都看不起的小帮凶。他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最终丧失了人格。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老舍批判了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处，令人警醒。 三、底层市民形象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数量最多、读者最熟悉的系列，这类作品是老舍的重头戏。出身于市井的老舍比大多数现代作家更多地了解底层市民的精神重负，故而他能从生命的崇高、求生的欲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认识底层百姓的苦与乐。 这使得老舍在反映旧社会的罪恶时，没有像鲁迅那样把手中的笔直接指向底层人民所遭受到的奴役的创伤，而是同时注意到底层社会人民所受到的双重摧残，即生命被践踏被蹂躏的悲惨景象，极贫苦景况中生存的残酷及精神幻灭后的堕落与蜕变。 《骆驼祥子》便是一部展示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沉默坚壮的祥子有着骆驼一般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秉性，他淳朴善良、恭卑谦和、富有同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辆车，一辆自己能够支配的车，只有那样他才感到做人的价值与尊严，独立与自由。为此，他可以忍受狂风暴雨，天寒地冻，他为这个心中的小小愿望执著地追寻着。然而他的结局却是悲惨的：他不仅没有买到车，而且丧失了生活的信念，希望的幻灭导致的是人生的堕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里，也贯穿着批判、排斥资本主义的主题。老舍在短篇小说《月牙儿》写母女两代风尘女子的悲惨的不幸的人生，代这些罪恶卖淫制度的牺牲品、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伸冤诉苦。在两代人生活道路的分离与相聚背后，隐伏着精神上的分离与合一。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个残酷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学校的新潮教育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耐人寻味的是，矛盾的解决方式是女儿为了活下去，服从了母亲的生活真理去做暗娼。老舍通过这个故事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判断，他站在下层城市贫民的立场，尖锐地指出：在大多数穷人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有买卖，“婚姻自由”“、恋爱神圣”云云，不过是骗人的“空想”。老舍对于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质疑与批判，无疑是深刻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那些着重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来探讨国家命运和社会出路的文学大师相比，老舍更多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人生现实。特殊的生活经历，使老舍不仅对他笔下的市民阶层给予了持久热情的关注，真实深沉地写出了他们求生存的艰难困苦、喜怒哀乐，而且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挖掘出他们深邃复杂、矛盾痛苦的灵魂，透视古老的文化传统带给人们的心理积习与性格弱点，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或许就是老舍所营造的魅力纷呈、华彩多姿的市民世界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A].吴怀斌，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下)[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3.822. [2]老舍.大地龙蛇·序[A].老舍.老舍文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88. [作者简介] 潘应(1978-)，女，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中文系教师。皖西学院中文系，安徽六安237012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23卷第2期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23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