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家萧红的诸多作品中，以《生死场》的“批评史”资料最为丰富，内容上又几经变化。就时代变迁与读者阅读取向发展而言，这些变化是合乎情理的。《生死场》以“抗日小说”的名义进入文坛，其作者则首先是以流亡者和抗敌前沿代言人的特殊身份引起世人瞩目的。萧红，在先于她涉足文艺界的伙伴萧军的鼓励下，在关内已开始了她的文字生涯，并矢志终生。而流亡到青岛时创作的《生死场》则是她写作风格奠基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本书在当时文坛祭酒鲁迅的帮助下得以出版，鲁迅并为它作序，他这么说：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1] 这是已知对《生死场》最早成文的批评，也成为学界读解《生死场》不可回避的一段话。它至少说明四个主面的问题：即创作形式的得失[2]，思想内涵之深致，写作风格的女性特色以及纯艺术意义上的价值。而后胡风为《生死场》作了《读后记》，他在《生死场》的前半部读出了此书的重要内涵，是为写出农民普遍的生存状态，即： 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3] 这近于后来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提出的观点： 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4] 然而，《生死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陆批评界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被视作以社会民族或阶级意识为其精神主体的小说，并以此获取褒扬。今天看来，这与它真正值得关注的价值所在并不合拍，其评定标准可以说是“历史的”而将《生死场》等同于抗战资料，至于广场学上的，美学上的可爱之处则往往轻描淡写而已。 进入新时期后，萧红和许多现代作家如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一样，得到了“再发现”，她的作品被重新阅读，再度评析。于是，关于萧红较特殊的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她创作初期是以“左翼作家”闻名天下的，然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具有的某种趋众性和艺术上比较粗糙浮躁的弱点在萧红作品中却无多少痕迹。故而，《生死场》再次被提到批评的前台，读者远离了作品面世时那特殊的战时的大背景，可以在十分冷静的阅读心态中，去重新审视这部半世纪之前的作品了。 由感性印象进阶于理性分析，可以发现，《生死场》并没能将国家、社会、民族等一切崇高伟大的概念塞入瓶颈。对于作家本身，她无能为力，她似乎对此不甚了了。作品基调的悲观、忧郁甚至有些阴冷并非来至爱国主义及抗战御敌的重大主题(相反，这类重大主题驾驭下的作品往往是乐观主义，激昂向上的)，从根本上，这是因作家对乡间生活极其深透的了解而来的，尤其是对乡间妇女生存世界的洞悉。尽管《生死场》中时常夹杂着萧红惯有的田园牧歌、抒情写景的片断，同时仍旧掩不住她有意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大悲恸与大绝望。 这是一种诗化的写作情绪，它潜在的地下泉眼即是创作者对现存世界残酷真相的洞知，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知觉使她首先选择了一条模糊作品对历史感的写作道路，而这条道路又在接近终点时拐了个弯，进入了对那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的记叙中去，使小说原本绵绵不绝的诗性的叙述有点突兀地遇上了山岭，它开始吃力地攀援，但要重返先前那游刃有余的叙述空间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可能是结束小说，但因为战争远未结束，作者不能像虚构某一人物的命运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言。自然，我们可以这么提问：如若《生死场》最终是作为诗性的文学而传世，那么它“史”的一面是否越来越失去光彩，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呢？简单一点说，就是：人们现在为什么要阅读这部作品？这与它作为女性写作产品的身份有何关联？ 以下，本文作者以对《生死场》相比较，出现于“第二个十年”的《生死场》，女性创作特征显得隐蔽。冰心们的写作出发点是关注自我的女性存在，对她们来说，家庭、婚姻与友情中得到的情感满足或挫折是进入创作状态的主要动因，写作是抒情、赞美或发泄的途径，内容往往难于高过私人的体验。她们的受欢迎与“五四”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人本位思想不无关系。而当萧红走出小小闭塞的呼兰县时，“五四”的烈焰已近灰烬，她读着鲁迅、茅盾的著作，“倾心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派的作品”，也不能不受新崛起的“社会文学”的影响[5]。可以说，她比她的同性先行者视域要开阔，汲取要多样得多。对文学的理解中，潜质已超离一己的生活，由此而去写作丰富广泛的人生，这最初反映在她与萧军的五篇短篇小说中。从中人们已可以看出她的写作才华，预测她的创作前景了。但《生死场》的出现使人更有把握断言，萧红将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小说首先表现出她对于文学语言独到的驾驭力，再而是她那超乎寻常的精神高度。 研究者们时常提起，《生死场》结构的不够完美与整饬，这又该作何解释？的确，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生死场》有着它布局谋篇未及成熟规范的缺陷，对萧红，第一次写作这样篇幅较长的作品，她也有些不够自信，如同初次涉河的小马驹儿，不知水流的缓急。然而，换个角度，又可以说，恰因此，她在技术不够高超的情况下写出了格式特别的一部《生死场》，以那种历来为人忽视的女性写作的特有形式，将小说这种文体进行了一场无声无息的革命。 阅读《生死场》，仿佛是一阵有眼睛的风在巡视这个村庄，它的生活断片，它无休无止的四季轮回。那种跳跃、幻灯片式的章节布置也正表现了作者童稚的心灵翻动，像孩子们手中的连环画。从麦场、菜圃、屠宰场、冬日的大炕、集市、产床到村外的坟场，几乎是村人生活的全部场所，他们在那里耕作收获，聚谈买卖，诞生和死亡。这样的结构于历来小说结构的定义是有所出入的，因为缺乏情节主线、主导人物，诚如胡风所说的那样： 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6] 但反过来，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散文化的结构形式，情感是它的主线，外在的故事性却相对模糊，一切叙述都是由作者内在的情感起伏所决定的。 单就《生死场》而言，萧红并非是不擅于讲故事的，她的人物也不像森林里的树桩毫无生气。她只是把一个个故事拆开来分作几次讲，我们大致可以如分解《红楼梦》的人物故事那样把《生死场》的“散漫”情节梳理重组一遍，这就得到了比如：二里半和他的羊；王婆的故事；金枝——从恋爱到出家未成。这样连缀交叉的叙事形式也许因作者构思未纯熟便动笔的原故，但也可以理解为她并无意于把人物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或让一群人群星捧月般围着主角儿转，作者是以人物做小说的枝杈，当她觉得气氛营造不够动人，整个效果不够满意时，就再补缀上去，继续她连绵不绝的创造。可以感觉到人物在《生死场》中的出现是随意的，萧红如同农夫，在需要种子的地方播种，又象水墨画家，不惜留下些空白，“以白计黑”。 结构散漫，没有主角儿的《生死场》成了现代文学小说创作中散文化笔法的例证之一。究其原因，可以说是萧红这位女性写作者的感性直觉超过逻辑理念，她并不选择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的写法，而采取了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心理偏好的创作形式，小说人物的现与灭，都是为了某个更高的题旨而来。表面上这似乎不够认真，这是种叙利亚性的写作方式，但这是否可以用来证明萧红的《生死场》违反了小说创作的公认规范，或者说，她，甚至一切女作家，只适于写散文呢？[7]更可许，我们应对固有的“小说学”发出深深的质疑？与其说这《生死场》背叛了它，不如说用它的一系列标准原则来衡量《生死场》这样格式独特的作品，有点儿不尴不尬。 一部有曲折故事完整情节的小说的确容易吸引人，但也容易被“一次性消费”地阅读，既已知道结局，下次再看那些悬念则味道全失。也不容否认，有些小说则是以语言的独到，情境的感人来捕获读者的心的。《生死场》即这样一部可以反复阅读的书，阅读它，至少可以知道，什么叫文字的灵根慧性。 在《生死场》中，萧红开始自觉地使用那种可以称为萧红专利的语言，这种语言不能转叙，难于翻译，连仿作都十分困难，只能是得其皮屑而失其味道。这其中有大量随意灵感的创作，超俗奇妙的联想，意外的意象组合。因而在语法句式上往往不能循规蹈矩，对于阅读者，往往只有惊叹的份儿，如同面对一位聪明绝顶花头百出的孩童。 比如那段常被引用的写麻面婆日常劳作的情态的文字： 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8] 不仅一个“趣”字，一种童话式的修辞手法，还包含了女作家对事物感受的别致神妙，她非用一些前所未有的语句组合来表达不可，于是她返归童年期心灵园地，任思绪发散飞扬，让那些偶然的灵感触因成为创造语境的机缘。这一种否定逻辑、回避成规的文字的确有些冒险，但读者确实是有福了，他们应当会对下面这类萧红同样擅长的写景片断引起兴趣，受到震动的。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象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9] 当然，萧红的灵性有时候又使语言太诡异。比如屠宰场上马的尸身器官横陈的场面还有老王婆自杀后的细节描写，因为她那种特别的用语用句营氛，使这些片断有一种感官上的碜人感，也许正是用心太甚，缺乏节制的缘故，造成了一种过于自然主义的负效果。 整个而言，在《生死场》中初显身手的“萧红体”，语风富于动人的情韵与心灵的力度，这种文体是以跳跃牵连，直观直感见长的，又不乏穿透力。从她的语言中读出“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0]作为一句来自男性批评家(主导性批评)的赞美之辞，其实也即肯定了她对于语言创造超越的能力，但以“非女性的”作为这种赞美的定语，又让人隐约感到一点儿悲哀，似乎历来，女性写作向导己的方向靠拢是一种“进步”的象征，以此推论，则《生死场》的主题——“生”与“死”的哲学性主题也是萧红向“非女性”创作方向迈出的“可喜可贺”的一步，让我们先且来看看，这是否“非女性”的生死世界？ 一但涉及生死这样的大问题，作品就不可能有轻松的基调，这正是生死场有别于《边城》、《桥》那样淡淡的忧伤和淡淡的惆怅的抒情作品的本质所在，它的精神负载是沉重的。 从衰老的老王婆家的马被主人带进屠宰场开始，这个村子就开始呈现出不像开篇《麦场》及《菜圃》那样牧歌式的，有点儿罗曼谛克的另一面，这些寄身于世间的生命接二连三地奔往死路，在从生到死的间隙中，他们做一些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自寻一些烦恼，但终究这些活动的结局都是一个死亡而已。儿子死亡让王婆走自杀的路，患绝症使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香在凄苦中死去，流行的瘟疫使大批村人莫名其妙地进入坟场鬼世界，当然，战争使他们受到了空前的辱杀。单是死亡仅是绝对的悲剧象征，只要是生命都无法避免，而“生”——新生命的来临在这个村子中，却不是一般认为的可庆贺的事，萧红认为是一种超乎死亡的痛苦，这痛苦又是作品中一切生育年龄的女人来承担和领受的。她们在男人情欲的满足中被栽下了痛苦的根源，她们短暂的青春全用来怀孕、分娩、操持家务、抱儿带女。萧红对她们分娩时的惨叫和撕裂有着让人掩目、不忍卒读的写画： ……受恶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酒，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11] ……立刻孩子掉在炕上，象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12] 这就是“生”，以女人的大苦难换来的，但因为男人并不喜欢自己的骨肉，一切母性的惬意和温柔很快被来自于夫权的粗暴冷漠所击毁，人性中的恶在这些男人身上显现出来。这就是女作家对于“生”着眼于“生的痛苦”，对于性爱着眼于“男人的本能”，两性间的不平衡关系使人的诞生变成了一幕幕悲剧，而在作家的悲伤情绪中，仿佛那些非人的生命，其“生死”也是一场循环不已的恶梦般的怪圈儿。 牛或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13] 于是萧红这么怅然，而又稍带无情冷淡地评判这个小说世界的至高内涵：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14] 这是一句足以概括《生死场》真正题旨的话，它丰富的言外之意足以使这部小说跨越其中的时空界限，推及整个儿的有生命存在的世界。女作家对于村人精神世界的检视如此透彻，直冲着本质而去，无论是女人在简陋的产床上所负的沉重苦痛与生命压力，还是旷野上被抛弃的死婴，也无论那些细枝末节上的人际争执与邪恶，抑或一些短促得无法把握的欢乐，都一古脑儿在这一句谶语中展现出它们的真相。 而这种评判基本上还是以“女性眼中的世界”为主题的，包含着更多女性的生命人道主义和本能温情。不管作者的结论如何让人断然醒悟，感受着生命，本身的脆弱和无用，但行文之间，她却是满怀悯惜。从心里说，她但愿小说里的一切在现实中都没有相对应的影子，她像逃避魔鬼一样在回避不祥的恶兆，但画面一旦展开，她就发现了自己已涉入一条无岸的河，无法救赦或减免书中生灵与生俱来的命运的刑罚。 这使《生死场》的前半部分有一种哲学意义上无奈的宿命感，然而，作者以一小节“年轮转动”了，把这样超越迷离的状态推入一条确切的轨道，那就是史书上明文记载的“日本入侵东北三省”。 当然，作家仍只能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继续她的《生死场》，这场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偏远于政治敏感地段的小村庄是这样开始的： 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 全村寂静下去，只有日本旗子在山岗临时军营门前，振荡的响着。 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民国改了国号吗？[15] 这之后，女人和男人的意识分界出现了，女人们尚未醒悟过来之前，村里的男人开始忙碌了，他们将身负保护家园的大事业。女人们所知道的战争的全部是什么呢？那就是身体被掳掠和污辱。 日本人进村，夺去财物，也夺去女人，女人的处境确乎是恶化了。失去丈夫的寡妇们被召集到抗日的盟桌前，她们泣号的却是自己的苦命。这后半部的《生死场》显得有些忙乱和仓促，作者似乎不知道如何调整好抗战这一历史事件轰轰烈烈的悲壮气度和前文一贯而来的寻常生活之关系。从成书后际效果也可以这么解释，作者终于从《生死场》转化的不断不休的轮回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以触发村人潜在的理怀激情，从一种服从不自觉的生死秩序转到有意识地争取生存权力的行动中来。而事实上，这种处理超过了她的把握能力，通过她的传记资料，我们知道，她对抗战的亲身体验很少，而仅凭着耳闻的一点儿片断与故事来作为材料，这是事实准备上的不充分。再而，是她女性作家注重实感与心理体验的内质决定了她对于那战时悲壮的民族情感抒发，以及关系重大的社会化概念没有太清晰明了的意识。有一个细节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是金枝进城缝补赚钱遭一个独身汉摆布污辱，回家后听母亲说起日本人残忍的行径，金枝心里说了一句：“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16]这又是极其女性的观点，对女人这一特殊的群落而言，日本兵的出现相当于一群异族的无人道的男人来到村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恶的，但是反之，只要是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总是潜在的异己与敌人，她们自卫型的“狭隘”与“自私”是由性别的弱势所决定的。 以此，我们读到了《生死场》后半部的潜在涵义，读到隐藏在作者心灵深处一种很难明言，也许她是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潜台词。国家、民族的危亡——也即历史所要记载的东西，种种崇高的概念在《生死场》的女性磁场中失去了效应，女人们能够体会到战争依然是：作为男性压迫的日本人。民族性的情感分界在她们的潜意识里是很模糊的，一场历史的变故未能使女性的处境改观，她们依旧在自卫和保守的暗河中潜渡，试图寻找一点儿的生存权力，而抵挡随时可能来临的异己势力。 战争的确使很多日常的矛盾退向幕后，不再为世人瞩目，而女性群落在战火中表现出来的极其特别的状况，“战争”这个词语对于她们具有特殊的含义。战争，对村里的男的，是歃血为盟，对女人，则永远地，是明哲保身。面对战争这个在男性字典中象征献身与荣誉的语词，萧红处理得有点儿力不从心，所以这一部分，远没有前面那样生机盎然，以及切身体会而来的驾轻就熟，她有点儿生涩地记叙那些秘密的会议，那些躲避追捕和追随革命军的事件，稍稍地参与了一下男性们的世界。这中间，也没忘了去为金枝谋一条生路，然而她连出家为尼的路都给战火毁灭了，可以猜测，她仍须回到城里或地里，去领受，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男性的欺辱。 葛浩文认为的《生死场》“中途转换主题”——由生死主题而进入抗日主题。[17]我却设想生死主题是可以作为一贯而终的主题存在的。战争使人的生死更难逆料，如若要把《生死场》的后半部归之于一个关于历史、民族侵略的抗日战争的名义之下的话，虽也未尝不可，但抗日仅仅是《生死场》的材料源泉之一，它与现实中那场战争有一种区别，“诗”与“史”的区别，作家萧红提取了抗战作为改变《生死场》死水般的人生状态的触因，来实现一种特殊环境中对女性世界的新观察。妇女的处境始终是作者最关注的问题，在“生”与“死”的巨大领地中，她们是真正的悲剧主人公。而女性世界往往又是诗性的世界，它永远无权进入历史严苛的，象征责任与权力的视野中，它只有依托“文学”生存，把自己本然的生命感觉和死亡恐惧在文学一一地表达出来，文学有一个代名词：诗，指一种虚构的建设，一种呼唤，一种脆弱容易消解的东西。 女性写作反映于《生死场》，正是这样一种状况，它无法创作出足以作为历史参证的文学作品，在史的解释中，它是懦力的，因为它始终把握着自己的性别判断力和创作心理取向以此自我挖掘与发现，自我推究与猜想，它无法把想要包容的——关于历史的命运，都包容进去，它的视角仍是女性的。 文章开头的问题，应该有个答案了。现在，我们阅读《生死场》是由于它重视情感内线的结构设置，它充满童趣联想和自然感受力的优美语言，它任由心造的叙述方式，乃及它对世界一种超然的洞视和混沌的把握。这一切，是非历史文本的特质和优点，它无法落实到某一时空，却具有永久性的美的价值，精神的价值。 然而，我仍须指出《生死场》不无败笔，尤在于后半部，“抗日”事件闯入后，那与全文一贯基调反差较大的仓促行文，缺乏回味隽永的韵味儿，内涵也浅白些。作者自己显然也不知所措，她不知如何既写“抗日”又保持前半部同等的创作力度，女性作家对于忠实和史识有种天生的愚钝，萧红也不可避免，她终究只好在略显悲壮的尾声中潦草地结束了这部本可以更有永久性深度和艺术完整性的创作。 我们也可以发现，女性写作特征在“女性特征”比较隐蔽的《生死场》中仍顽强地展示了它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女性写作更关注外部事件之于自身的影响，是一种私人化的意味更重的写作心态与写作形式。也正如是，在文学的诗性表叙上，她们有一种非来自于理性提炼的余裕心境与雕琢可能。如果离开《生死场》这个特定的批评语境，伸展推延开来，则在对其他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和观察上，这一评断也会有所帮助的。 附注： [1][3][6][8][9][10][ 11][ 12][13][ 14 ][15] [16]鲁迅的《序言》，见《生死场》，上海荣光书局，1936年4月第三版，第1、21 12 14、5、66、98、99、102、102、137、189页。 [2]鲁迅在给萧红的一封信中提及自己对《生死场》创作缺陷的意见，他说：“那序文中……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不是好话，也可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好说得弯曲一点……”。可见诸萧军注释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第237页。 [4][5][17]见(美)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58、22页、54页。 [7]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萧红曾说：“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