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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破了中国原有的文学地理格局，伴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新的文学中心经过几次流转才相对固定下来，新的文学布局也由最初的混沌状态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由较为分散的地段过渡到比较整饬的板块，由较为复杂的成分整合为相对成型的地理格局。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这一变迁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时间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显示其作用，空间则在时间运行的轨道上证明它的价值。同步推进的时间与空间这两条线轴相交的坐标，最终构成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新格局。 一 从抗战时期以战事为主导的地理时空的动态发展上来考察，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第一种变迁是由繁到简，即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日双方军力的消长和战区的进退促使某些文学板块变色，文学区域从复杂到规整而逐渐趋于类型化。抗战前期，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纷繁多样，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区域是“孤岛”和香港，这两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与当时的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平行并存，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学地理的复杂格局。上海在1937年底沦陷后，“孤岛”因英法租借区的身份而未遭受日军战火的洗劫，尽管从表面上看，日军没有染指租借区，但“孤岛”却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之中，租借区的社会生活受到日伪势力的间接渗透，许多爱国作家受到敌伪的监视、威胁和恐吓。“孤岛”当局为了避免开罪强暴的日军，对租界内的抗日文化活动作了许多限制，比如，不允许建立大型的文艺团体，不允许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对演出的戏剧剧目进行干预，等等。这一时期，“孤岛”文坛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杂色”的场所，一方面有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存在，另一方面也有活跃的国民党文化势力；一方面由英法租界当局执掌着区域的行政权，另一方面日伪的政治和文化势力暗地里插手其间，诸多情况错综复杂，文学环境非常特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抗日、爱国和进步的文学尚能隐蔽地潜行，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红色书籍，但广泛地弥漫于文坛的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软性影剧作品。香港也是英属殖民地，同“孤岛”相比，由于未受日军围困，日本的政治文化势力难于渗透其间，所以，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中立国”里，抗日文学还拥有着合法地位。香港的复杂性在于，国内的左、中、右政治势力拼力角逐于此，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汪伪奸党都通过建立文艺组织、创办各种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开展文学论争来争夺文坛的领导权，扩大各自的政治势力范围。但在港英当局统治下，上述各种政治势力均难以操控香港文坛，这一“中性”的政治空间曾经两度容留和庇护了大批左翼和进步作家，也培植了大量各种色彩的文学花卉。香港和“孤岛”这两个文学空间所具有的上述与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文学迥然不同的特点，使其成为抗战初期各种彼此对立的文学话语的缓冲地，在抗战前期的中国文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孤岛”和香港在1941年末的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侵占，两个“间色”的文学区域骤然消失，此后，战时中国文学地理随之呈现出相对系统化的形态。 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的第二种变迁是由浊到清，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文学区域不断强化自己的区位特征，逐步清理异己的文学成分，文学区域从模糊到清晰而逐渐趋于明朗化。抗日战争初期，各个区域的文学成分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政治话语半整合的国统区文坛自不待言，解放区文坛在1942年之前曾出现了同主流意识形态所抵牾的“关门提高”创作倾向和批判现实的文学思潮，沦陷区文坛也存在着时隐时现的左翼和抗日文学创作。而到了1942年前后，各个区域的行政当局几乎与此同时地依据各自的政治需要，开始逐步扎制自己的政治围墙和文化篱笆，搭建显示区域文学特征的文坛隔离带。在沦陷区，日伪的政治高压和严密的文网使沦陷区文坛不断显现出独有的地域特征。尽管各敌占区沦陷的时间先后有别，统治者的文学政策也各有差异，但在1941年之后同时强化了他们的文学统治。在东北沦陷区，伪满洲国“弘报处”于1941年3月公布了《艺文指导要纲》，规定：“政府对艺文家和艺文团体进行抚育和指导”，“艺文家和艺文团体必自觉担负国家使命，作为一名建国斗士……为文化发展作出贡献，辅弼建国大业。”[1]《艺文指导要纲》的出笼是日伪对文艺实行国家管制的一个信号，为配合这一体现官方文化体制的殖民主义文艺政策，日伪当局即时加强了对东北文坛的控制，如解散东北各民间文艺团体，建立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艺文联盟等官方组织。从此，较有影响的“大北风”作家群烟消云散，左翼色彩的文学艺术销声匿迹，日伪的殖民文艺统治得到了有效强化。在华东沦陷区，汪精卫汉奸政府在1941年1月颁布了《出版法》，对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出版物实行登记许可证制度，严禁一切有碍敌伪统治的文字出版。1943年6月，汪伪政权的最高国防会议公布了《战时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强调：“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为一切东亚理想实现之前提，国家集团主义，为东亚建设新秩序之准则，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之一环，应把握中日文化之实体，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2]这一《要纲》把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体制化，其目的是将沦陷区文学完全绑在日本殖民主义的战车上，任其驱使。在国统区，国民党于1939年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之后，又相继通过各种渠道建立了森严的文网，报刊的发行、书籍的出版、戏剧的上演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更加强化了其独裁统治，在解散了实际上由中共所控制的“第三厅”之后，成立了由自己所掌管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以体制的方式加强了对文学的监管。 到了1942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专门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正式公布了国民党的文艺方针。这一文艺政策的主旨是意欲建立“绝对泯灭阶级痕迹而创造全民性的文艺”，核心内容为“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3]。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出台这一文艺政策是企图“用一种制度来消极限制作品”[4]，最终目的是在国统区清除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文学，代之以“三民主义的文艺”，进而控制和规范整个国统区文坛。 在解放区，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即已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地理意识，他在文章中明确指示了当时中国业已存在的殖民地社会性质的日本占领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国民党统治区、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其后，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他批评一些作家“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差别，告诫他们“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过了两个历史时代”，提醒解放区作家们必须明确“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5]554，530，并着重强调了两大区域文学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实际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解放区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强化自己的文学地理标志。这些动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鉴于《解放日报》、《谷雨》等报刊在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所出现的文艺问题，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改组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部，以便把《解放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报；二是在194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党务广播条例的通知，强调了延安党务广播比办一个党内刊物“还要大”的作用，因而决定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6]360；三是在194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下发了《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决定由“中央宣传部负统一审查延安一般出版发行书报之责”[6]370，正式统一了延安的图书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把住报刊和出版物的出口，将报刊、广播和出版等工作完全纳入党的宣传工具的轨道，通过加强对文化艺术的管理，有效地防止刊发文章和出版图书中的随意现象。一个月之后，毛泽东通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解放区文学制定了全面的文艺政策，他对解放区文学提出的政治要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写工农兵为主，以歌颂光明为主，以普及为主。此后开展的文艺整风使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可喜的转变”[7]，并因此成为解放区文学地理确立的标志。 二 1942年前后，三个文学地理区的主导政治力量先后加强了对文学艺术的规约和辖制，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各区域文学政策的先后出台。这些既排挤和压制了异己之文学，又强有力地推行了自己所需之文学的文艺政策，构成了三大区域文学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现实环境。 三个区域文艺政策的具体内容各有区别，但它们至少在三个方面是相同的，一是十分明确地制定了各自的文艺法典，二是这些文艺法典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三是这些法典不谋而合地前后脚出台，这些情况说明，三大区域的文学艺术均已法典化和制度化了。此时，国民党政权已然强化了对国统区文坛的监管，解放区批判现实的文艺思潮在整风中归于平静，沦陷区左翼和抗日的文学家遭到了彻底清洗，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文学板块的主体特征得以凸显，各区域之间的文学界限愈益鲜明，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三大地理区终于较为完整地浮出历史地表。尽管后来又有1944年9月桂林的沦陷，但三大文学区域的基本格局未变。由此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在1942年大体确定了下来。 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文学空间构成了战时中国的文学地理，这是一种较为概括和通行的说法。如果再做细致的观察，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三大板块内部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也就是说，在大的文学地理范围内，还可以细化出若干个不同的文学区域，即大系统之中的子系统。在国统区文学板块，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重庆的官方文化专制统治因此更加严密，对文学的监管也格外严厉。在国民党制定的各种文艺政令中，常常还要为重庆文坛专门制定一套更为严格的法规，如《重庆市审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等，为此，当时文坛流行着重庆是座“死城”、“把人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8]的说法。桂林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天下，加之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使得桂林的政治空间相对比较宽松。这样一来，便利的交通、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文化基础使桂林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9]110。这里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文化人，拥有众多的出版机构，图书和文学期刊的出版、戏剧演出等文化活动都很活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茅盾有时间和心情创作了反映五四题材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萧红田园诗般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能得以出版，规模宏大的“西南剧展”更是创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的辉煌，而这一盛举是不可能在重庆出现的。昆明远离战场和政治中心，国民党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加上龙云比较开明和独立的治滇政策，使得昆明文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清淡，卞之琳曾因到解放区的延安采访过而被国统区的四川大学拒收入学，而远在昆明西南联大对此背景却不以为然。昆明文坛基本是由西南联大师生来支撑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高等学府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许，为保存中国的学术文化远迁大后方，在战乱中平静地坚持着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办和文学创作的蓬生提供了平台。大学校园自由宽松的环境、在精神上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以及远离30年代文坛的旧有纷争，这些因素将昆明塑造为抗战时期另一个特殊的文学地理小区，一个好似“真空”的文学地带。 在解放区文学板块，延安是解放区的大后方、解放区文学的大本营，这里所拥有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众多的文化机构、大批的文艺人才，使延安的文学更注重思想理论建设，文学创作多取材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劳动生产，陕北地域文化的渗染则使之带上了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处于敌后血与火斗争的前线，无论诗歌还是戏剧都带有前方战地生活的热烈和激情，在艺术表现上印有更浓厚的革命时期文学的痕迹。南方的苏皖根据地拥有许多上海的左翼文化人，由于他们身上保存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气质，陈毅军长专门开辟了“文化村”来特意维持这样一种艺术的氛围，并使这种浓重的“文人气”化作这一文学区域的重要地理特征。 在沦陷区文学板块，台湾文学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日本当局于1937年年中即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以禁止汉文报刊出版这一釜底抽薪的方式迫使作家们放弃原有的文学语言，通过消灭形式来达到更改内容的目的。 这一阴狠的殖民“毒招”给了台湾新文学致命的一击，到1940年1月，台湾成立了由日本作家主持的台湾文艺家协会，由此表明了台湾“皇民”文学格局的初步形成。在其他沦陷区，由于伪满洲国建在东北、汪精卫伪“维新政府”设在南京，所以，在敌伪殖民文化统治的严厉程度上，东北沦陷区酷于华北沦陷区，南京沦陷区甚于上海沦陷区，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东北伪满洲国制定了《艺文指导要纲》，南京汪伪“维新政府”制定了《战时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在政治因素之外，各沦陷区文学还因民风民俗、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的差别而呈现出相异的区域特征。华北沦陷区以冲淡娴雅的细腻文风宣示着自己的文学地域性，东北沦陷区以原始野性的粗粝文风彰显出自己的文学区位特征，上海沦陷区则以清柔精细的琐屑文风标明自己的海派文学领地。 参考文献： [1]徐廼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264. [2]战时宣传政策基本纲要[J].新民报半月刊，1943，5(17). [3]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 J].文化先锋，1942，1(1). [4]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 J].文艺先锋，1943，1(2).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54，530.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7]萧三.可喜的转变[G]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11. [8]戴知贤，李志良.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110. [9]丽尼.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J].克敌周刊，1942，23. [作者简介：王维国(1955-)，男，河北武邑人，主编，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石家庄050051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总第180期)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总第180期) (责任编辑：admin) |